中国历史上的千禧年主义

有些学者认为，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如果从宗教角度解释，也是千禧年主义的一种。（[日]三石善吉∶《中国的千年王国》，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千禧年主义或千福年主义（英语：Millennialism或chiliasm）的概念来自于“千年”，即是指长度为一千年的时间循环。千禧年主义是某些基督教教派正式的或民间的信仰，这种信仰相信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全球和平来临，地球将变为天堂。人类将繁荣，大一统的时代来临以及“基督统治世界”。千禧年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世界末日”，但认为千禧年是人类倒数第二个世代，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世代。一些人相信在千禧年到来和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将会有一个短暂的与撒但或是敌基督交战的时期，之后就是最后的审判。千禧年主义亦是明教关于一千年观念中的教条，明教认为每一个千年循环都是在异端和毁灭性的大灾难中结束，直至最后一个禧年邪恶的大破坏与最终和平之王战胜邪灵后结束（一些人相信是2000年）。

某些基督教徒所抱有的一种新年，谓在基督复临之前或者紧随其后，将要出现1000年的圣徒统治。这种信念通常以《启示录》第20章1-7节为依据。

基督教的主体从未认可千禧年主义，但是从基督教初期就有许多信徒宣讲它。

而在19世纪启示论和千禧年主义思想重新兴起，例如普利茅斯兄弟会和基督复临派。

在20世纪后半叶，千禧年主义一词由社会科学家所采用，含义也有所引申，指期待世界及早突然发生变化的任何宗教群体。这类派别往往兴起于重大社会变动或社会危机之时，其争取目标往往是推进某种受取缔的社会群体，如美拉尼西亚群岛的货物崇拜。

关于世界终末的思想，是否西方特有，与中国的思想和历史没有关系?近些年来，在美国和日本的汉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种动向，将西方千禧年康有为千禧年千禧年主义关注世界终极转变的激荡状态--善与恶、天使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的之间combat（交战）状态。这样的状态有如CarlSchmitt的Ausnakmezu-stand（例外状态）或Emstfall（紧急关头），死上无数条命是必须的，遑论他们的幸福?在这样的状态中，甚至以不杀生紧急关头千禧年主义牢牢记住的是这个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新世纪急切地就要来临。并非如某些学者（如日人三石善吉）所说的那样，乌托邦思想是菁英知识人的理想国，千禧年千禧年主义的争战。可以说，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乌托邦思想渴求幸福，千禧年主义渴求正义。在古老的千禧年主义中不仅有急迫的终末论，而且有严峻的神义论，乌托邦思想就并非如此。千禧年主义的末世景观中的紧急关头要命的时间紧迫感全然来自神义的忿怒，近代以来，神义的忿怒变成了人义的忿怒，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思想的基本结构。在历史中，千禧年主义的热情大多还是蕴藏在知识人，而非平民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从来就是被动员的政治对象，千禧年主义的知识人热情仅需要到平民百姓身上寻找现世的不满，再从政治上把它纳入千禧年主义的末世景观。

annis（作王一千年）这样的理念在形式上的对应提法，恐怕不会有什么指望。比较文化千禧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是否可能在中国思想中找到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千禧年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方式，或者问，具有怎样的思想结构。

千禧年千禧年时世艰难的时期，总有圣人出现要替天行道。不过千禧年千禧年主义的历史时间既是自然性的、又是神迹性的：此世的自然时间发生了终末性的突然中断，是神义力量作用的结果--所以才有自然灾变的发生。

可以发现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的千禧年主义具有这样的观念结构：现世生活世界出现终极断裂以便向新天地绝然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出现自然灾变和圣者群体为新天新地的到来而展开对恶势力的争战。现世的人被分成了属于恶势力的和属于善势力的两类。这种划分是因为那些自己感觉为现世中的属灵者通过灵智千禧年主义中，这个新天地是由超越的神义论（Theodizee）保障的，在现代千禧年主义中是由人义论（Anthrodizee）来保障的。

千禧年

然而，中国古代思想中政治高层和社会底层都可以利用的革命改制论或受命改制论，在时间转变的终极性上无论如何不能与西方的千禧年千禧年主义历史时间的转变之所以可能成为终末的转变，乃因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这个此世根本没有自身的自在性。Karl Lowith的Weltgeschichte und

董仲舒是公羊学派的早期大师，他的政治-历史法理却是五德相胜的轮转学说，这种学说无法得出终末转变的政治-历史法权。三世说经何休确立时，公羊学派已经失去势力。从思想方式的结构和思想历史两方面来看，三世论与受命论是两种不大相干的思想，前者是民族文化主义的历史哲学，后者是现世统治秩序更迭的政治法理。如果受命论或革命论更迭现世秩序的政治法理与三世论的终末性历史哲学相融贯，成为负有某种宗教或民族文化使命的终极性的受命论或革命论，就可能出现地道中国的千禧年三世说与西方世俗化的千禧年主义的融贯，然后有儒教马克思主义推动的终极性革命运动。尽管千禧年主义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显得不如莫教授描述的西方情形那样来得强烈和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毕竟可以在革命或受命论以及三世论中。发现某些基本的相同思想要素。一旦历史提供了契机，千禧年

千禧年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灵主义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的诺斯替主义（灵智主义Gnosticism）。本来只涉及个体生命得救的圣灵信仰，首先在《启示录》中、随后在Joachim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段论政治历史观中转变成了政治的弥赛亚主义。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同样属于Eric

Voegelin所深刻论述过以列宁属民千禧年主义当作与已无关的西方问题来看待，即便人们可以说，传统中国思想中根本没有这种东西，然而我们毕竟已经有过了。

从思想方式来看，无论哪种千禧年千禧年千禧年主义终末论都基于对新的开端的信仰。千禧年千禧年十字架千禧年主义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