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24 22:30
半部论语治天下，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据相关专家宋定国教授考证，在赵普生前及整个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1200年），都未曾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并 列入儒家经典，大肆宣传儒学之际，也未见有相关记载。此说出笼于《鹤林玉露》，在朱熹逝世二三十年之后。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代。然而恰恰是在元代，对儒学和儒生极其轻蔑。所谓“九儒十丐”，即儒生的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儒生被称为“老九”的说法就是由此发端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当时的戏剧家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的一句台词，不过是被冷落的儒生们借以自慰的一种自我吹嘘心态的流露而已。由于儒生们毕竟充当着私塾的教书匠，占据着社会教育的广大舞台，加上戏剧又很容易流传，所以这句刻意夸张《论语》功能和儒生作用的台词，便得到儒生尤其是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者的欢迎，反得以广泛散播。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自于南宋朱熹（1130-1200年）谢世之后，首先是一个叫林駧（dòng）（具体生卒年未详）的人所撰《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所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赵普所学的书籍，除了《论语》之外，没有别的了。在这段话下面，有个小注，写着这样的话：“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与这个典故有关的另一位人物是，与林駧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罗大经（约1196-1252年）。在其所撰《鹤林玉露》中有这样的记载：“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个记载说明《论语》在当时“为儿童之书”，当过私塾先生的赵普自然熟悉。罗大经在此比林駧在《儒吏》中所记载的话，除了前半句的文字有所不同外，还多了后半句“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并且说明了具体时间，是“赵普再相”后，听到人们说赵普所读的书就只有《论语》，于是宋太宗就此问赵普，赵普毫不隐瞒，并说出上面的话。
但是，罗大经并没有直接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将罗大经话的意思敷衍成“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的，则始自元代著名戏曲作家高文秀（具体生卒年未详）。他在其所著《好酒遇上皇》的杂剧曲文中的第三折，有这样一句话:“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是，《好酒遇上皇》写的并非赵普的事迹，而且作为杂剧曲文，本不该作为讨论历史问题的依据，然而“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不但成为罗大经上述话语的衍生品，与赵普联系在一起，而且借助杂剧这一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硬是广泛流传开来，以至于使得当今迷信《论语》的人们，竞相对此津津乐道。
查《宋史·赵普传》，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其中与《论语》相关的文字仅仅有：“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而在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为赵普撰写的《赵普神道碑》，和宋代史学家李焘（1115年－1184年）所编订的北宋九朝编年史，谦言不敢续《通鉴》而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未涉及此说。
所以，关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一、从《宋史》的记载来看：“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早年学习和熟悉的是“吏事”（这与其出生的家庭有关），而“寡学术”即不学无术，等当了宰相之后，由于适应不了宰相之职和赵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赵匡胤才经常劝他读书。到了“晚年”才“手不释卷”，死了以后发现他读的居然就是一部《论语》。这样的历史事实昭示：既然赵普在当了宰相后宋太祖劝他多读书，而到晚年手不释卷的竟然只是一部《论语》，这就说明他第一次即在赵匡胤当皇帝时出任宰相，与《论语》并无系，那么，罗大经笔下所写的“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实；
第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惊世骇俗的典故，假若属实的话，《宋史·赵普传》就理应提及。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宋史》的编撰虽然早在元初忽必烈当政时期就列入议题，但真正落实撰写，则是到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才由丞相脱脱（1314年－1356年）主持编纂，1344年脱脱辞职后，由右丞相阿鲁图（生卒年未详）接替主持编纂，总共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便仓促完成，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编次、修饰、检校，以及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都相当粗糙。但《宋史》却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当时，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已经被正式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之标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也已流行多年，《宋史》既为赵普作传，却对此只字未提，足见就连其编纂者也不曾相信这是史实；
第三、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年）之所以能顺利当上皇帝，并稳坐宝座，赵普是出了不少点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所削去的相位，当宋太宗一即位就给恢复了（罗大经所说的“赵普再相”就是指此）。赵普与宋太宗关系非同一般，这从宋太宗亲自为其撰写《赵普神道碑》可以窥知。假如赵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讲过“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之类的话，为什么《赵普神道碑》中却只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轻武”，像“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此有利于这个指导思想的话，要是确实属实的话，而居然未被统治者看中并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第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比朱熹只大15岁的的史学家李焘，处在理学盛行，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著述大受吹捧的时代，可是，在他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只字未提及“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第五、尤其是把《论语》捧为“四书”之一，定为儒家必读的经典，并将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朱熹，熟知赵普三度为相，颇有政绩的史实，要是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情，借此抬高《论语》的身价，对朱熹而言，该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而从朱熹在其著作中煞费苦心地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来看，表明他的这种意图确实存在。朱熹说：“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那么说以此“立国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为在北宋（960年—1127年）的180年间，单是北方辽金的侵扰，就一直未断，何来“立国家二百年之安”？有何谈“仁者之功”？即使撇开这样的史实不论，那么作为文官的赵普，极力怂恿宋太祖解除开国武将之权，也难脱借此争宠，通过压抑武官权势而抬高自己的干系！也不能算作“仁义”罢！然而，朱熹如此夸大其词地借此宣扬赵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最为过硬的佐证反倒未用，也只能说明到朱熹时代，还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上述史实都无一例外地昭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赵普生前，整个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即1200年，都还没有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列入儒家经典的二、三十年后，才有人提出此说。
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对儒学和儒生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即儒生被称为“老九”的说法即由此发端。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满腹经纶”的儒生，何谈什么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的那句台词，不过是被冷落的儒生们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借以自慰的一种自我吹嘘罢了。由于儒生们毕竟充当着私塾的教书匠，占据着社会教育的广大舞台，所以，这句极大夸张了《论语》功能的大话，得到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并加以广泛散播，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是依据史料所提出的质疑，另外，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此说也大受质疑。
第一、“定天下”之说与史实不符
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获得的天下的呢？很简单，是通过策划发动“陈桥兵变”。而“陈桥兵变”只不过是一出主要由赵匡胤自编自导的政变夺权闹剧而已。既没有动干戈，又没有费什么周折，赵匡胤就从他的拜把子兄弟周世宗柴荣之后的孤儿寡母手中，把皇权给夺了过来。要说这是“定天下”的话，实在是夸大其词！要说这是靠《论语》而“定天下”的话，那无疑更是对于《论语》的亵渎！因为就《论语》的主旨而言，是坚决反对这类不仁不义的“僭越”勾当的！退一步说，即便算是，赵普也仅仅是个帮手而已，因为整场闹剧的导演者，恰恰主要是赵匡胤自己，其次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再其次才是赵普。
《宋史·赵普传》称：“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在正史中，这里虽然首次从正面肯定了《论语》对赵普政治事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正是到了元代，才将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之标准的，所以，这样的社会背景很可能是让《宋史》编纂者加上这几句话的原因。即使如此，到“晚年”及以下的话，仍不知其取材何处。即便如此，从这段没有来历的话中，也可以看出赵普生前，人们连他读的是什么书都无从知晓，那么，所谓他与宋太宗对话中所说的“半部论语”云云之类的话，显然就是空穴来风了。后人多认为《宋史》乃突击完成，选材不严，良莠混杂，连很多野史笔记也都照录。即使这样，“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居然也未被采纳。这就不能不让人生疑：《宋史》的编纂者既然熟悉很多野史，那么就不会不知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既然如此，像这样大大抬高《论语》身价的话，在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标准的元代，编纂者们为什么在《赵普传》中却只字未提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不相信其是史实！
第二、赵普不是宋朝第一任宰相
在宣扬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文章中，几乎都说赵普是大宋第一任宰相。其实，尽管赵普对于宋太祖在960年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有功，但是，宋太祖为了维护朝局稳定，上台伊始，便留任了后周重臣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赵普当时的实职是枢密直学士，后升为枢密使，直到北宋建立后第五年，才当上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负责相事，而真正当上宰相，则是967年的事了。但6年后，即到973年，赵普则因接受吴越王所送瓜子金之贿赂，又违法从秦陇买来木材营建官邸、庇护部下贪赃枉法等，激怒宋太祖而被罢相。
第三、赵普的政绩与《论语》大义相悖
赵普被誉为宋代开国元勋的功劳有二：一是参与策动“陈桥兵变”，二是参与策动“杯酒释兵权”。这两件事，从史料所记载的史实看，其主谋和决策者仍是赵匡胤自己，而赵普在其中的分量有限，尤其是关于“杯酒释兵权”，是否赵普的初衷？除了朱熹将其完全归功于赵普之外，学界迄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赵普是主张动用武力即杀戮解决赵匡胤对于重臣的猜忌的。而朱熹将此归功于赵普，则旨在抬高《论语》的社会功能。但在“陈桥兵变”中，赵普确实是出了大力的。然而，“陈桥兵变”不论从犯上作乱，还是从“兄弟相残”（赵匡胤和周世宗柴荣是拜把子兄弟）的角度说，都是与《论语》大义相悖的；因为《论语》开宗明义地反对“犯上作乱”，主张“仁”尤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为赵匡胤出谋划策，通过发动“陈桥兵变”而获得天下，说成是“以半部论语辅太祖定天下”，岂不是对于《论语》大义的背离和亵渎吗！？赵普要是真懂《论语》却说这样的话，那可真是大言不惭了！
赵普一生确实先后三次为相，但是，一则从宋太祖开始就不断削弱宰相的实权，所以，不能把赵普三次为相的作用夸得过大；二则赵普的仕途并不顺当，而是一波三折。其原因主要在于赵普自身，其中既有因其专横跋扈而受到的制约，因贪财受贿而受到的猜忌，也有因不学无术而受到的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到的罢黜。而所有这些人品、官品上的缺点和污渍，则正好都是与重视个人修养、倡导“仁”的《论语》主旨相悖谬的！尤其是在帮助宋太宗夺去皇位、剪除骨肉兄弟所进献的毒计方面，则更是与以人道主义作为主旨的《论语》精神大相径庭。因此，赵普熟读《论语》并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是与赵普其人品和官品完全背离的，除了出于别有目的的杜撰之外，是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解释的。
第四、林駉和罗大经有附会理学有意借赵普拔高《论语》之嫌
依据所查到的罗大经的大约生卒年月，可知林駉和罗大经所活动的时期，比朱熹晚了至少20多年，当时，程朱理学业已盛行，尤其是朱子的影响已经很大，所以，林駉和罗大经两人出于附会理学之需要，杜撰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借以拔高《论语》和整个理学的影响，则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并没有可信的史实和相关史料来佐证。
至于这一说法为何广为流传，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代继承并大兴儒学，出现了一大批颇负盛名的儒者。比如程颐，程灏，及至朱熹。宋代的程朱理学，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影响巨大，尤其是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更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教材。由此，在儒家学派的精心杜撰和极力宣扬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被炮制出来并不胫而走，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次，《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无论是在维护皇权至上，讲求尊卑贵贱，调整社会关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遵从礼教，维护伦理，约束行为等方面，也都显得极为重要；再次，赵普贵为宰相，位高权重，但读书不多。所能炫耀，能够拿得出手的也仅是一部《论语》而已。
至于近些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以“新儒家”自诩的人，之所以大肆不顾史实地兜售、鼓噪“半部《论语》治天下”，则不过是借此神化《论语》，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从而神化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已。
【出处】： 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太祖赵匡胤，被任命为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赵普说我是以半部《论语》帮助治天下的
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元·高文秀《遇上皇》第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