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历经与各族的共处、迁徙、融合，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农业发达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另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形成当地的华裔或华侨。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拥有众多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和数学成就为世人瞩目。古代农学曾有农书370余种。在古代汉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如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其他如散文、小说等也著称于世。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中原地区为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远古传说，还描述了汉族先民曾经历漫长的原始公社制时代。在黄帝以前，经过“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阶段；关于黄帝的传说，则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转化为父系氏族部落，并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传说在黄帝之后相继以禅让方式为大部落联盟首领的尧、舜、禹，虽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然而历史传说又表明，汉族远古先民，实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述；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按不同记述，可解释成亦羌、亦夷、亦苗黎。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一个族体，创造共同祖先的历史过程。《史记》认为除黄帝外的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一人繁衍下来的后裔。这个说法与考古发掘所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相冲突，显然是不对的。

秦之前的几个“朝代”是分别由族源不同的群体所建立，把他们看成是所谓“一脉相承”，只是后人依据“中华大一统”观念对古代历史的想象。但是，这些“不同源”群体所建立的“朝代”，在地域上都位于中原地区，而且在时间序列上和地域统辖方面确实是后面一个取代了前面一个，而且后续朝代在很大程度上吸收融汇了前一朝代的族源血脉和文化传统。夏人原属于西羌集团，商人源于东夷集团，周人属于戎狄集团，这三者之间曾经存在长期独立并存关系。 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的原始公社制时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阶级社会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上。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几个王朝。夏王族为大禹之后，徐中舒认为夏朝的主要部族是羌。商王的祖先本是东夷，周王自称其先民为夏人的一支，杂居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周人大概是西戎的一支羌人。这些来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颍上游；继而发展至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为共同族体。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与蛮、夷、戎、狄相区别。但是，这时华夷之辨尚不甚严。最初有夏表示的是西土之人，“有夏”甚至是“西邑夏”，很可能都是来自商人的称呼。西周建立以后，“有夏”这个词几乎没有再出现，此时西土之人已经是天下的主人，叫做周人，“有夏”不再适用。

春秋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夷夏之辨”或称“夷夏之别”，是儒家“天下观”对天下秩序的现实反映，具体表现在不同族类在礼仪、风俗、服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层面的差异。因此，夷夏之别不是源自血缘和地域之别，而是基于文化差异或礼仪之别。中国之所以不断地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夷狄”不断变为华夏，华夏不断吸收消化“夷狄”，华夏与“夷狄”不断同化融合的结果。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北狄”是指“白狄”，“南夷”是指楚国。可到了战国特别是秦汉，曾经的“华”与“夷”都变成了“编户齐民”，天下皆行王法，没有族群之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华夏族在文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华夷互变”的思想表现为“用华变夷”，具体就是学习华夏族的文化后“由夷变华”。《孟子·滕文公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陈良，楚产（即土生土长的楚国人）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陈良虽然是个楚人，但是通过学习“华文化”，是可以变为“华”的。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楚国王族的先人，西周初受封于荆蛮之区，春秋初楚王自称蛮夷率先称王，诸侯称他们为荆蛮；后来楚王争霸中原时，以维护华夏礼制自居，又被尊为华夏；秦的祖先本是东夷，而兴起于渭水上游与戎、狄杂处，习俗多与戎、狄相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从事农耕，成为周朝大夫。平王东迁之后，受封为诸侯，在西周镐京地区立国，春秋时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战国，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融化，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

在汉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封建社会漫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学术讨论进行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今仍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已进入封建社会，则已基本上得到统一的认识。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在1954～1956年间，中国学术界曾进行过一次广泛的讨论，大体有3种观点：①汉族在秦汉时代已经具备了形成民族的条件，及至形成以后又不断得到了发展。到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汉民族也因之没有形成为资本主义民族。②民族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产物，汉族形成为民族，应在1840年以后。③汉民族的形成应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相吻合，明末清初，或者早在唐、宋应是汉族形成为民族的时期。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对民族的定义、民族形成的理论和汉民族形成的具体历史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至今仍在深入发展，尚无定论。根据民族的一般特征和史籍的记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汉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的民族，至1840年，经历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1840年以后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

首先是先秦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然后是春秋战国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最后是秦汉时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发展、转化为汉民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秦统一以后，华夏的族称仍然沿用。但原属山东（崤山以东）六国之民，已同为秦朝“黔首”。秦虽国祚短促，然而西域（包括今新疆）诸族、匈奴至汉代仍称中原人为秦人。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秦而兴，前后400余年，沟通西域，屯田湟中，设立护乌桓校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并设立郡县，平定赵氏南越及东瓯、闽越。汉武帝统一南越和闽越之后， 百越逐渐被汉族所同化，成为当地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一部分则发展演变为现在的少数民族。于是多民族中国的统一有了新的发展。从汉朝以后，华夷同居中国，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五胡”在中国北部建号立国，成为统治民族。论族别，他们虽不讳为夷狄，论国别则以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而自居中国正统。于是因为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行汉礼仪，服汉衣冠，遂逐渐地称之为“汉人”。西晋的遗民，被胡族蔑称为“汉子”。族群意义上的“汉”，本是外族“依于故习”，以及南朝为了与统内居民相区别，而对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采取的非正式称呼。至于生长在中原的鲜卑及其他少数族被称为“汉”，则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色彩。

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和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汉武帝时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秦汉以下，华夏化既不特别重视血缘也不重视文化，重视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户籍系统里面，是民还是夷，是附塞蛮夷还是归义蛮夷。把编户即“民”等同于华夏是总体情形，但有时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进入了编户，但之前的非华夏身份还会被大家记住，经过几代之后，这个记忆被慢慢磨平，最终成为正常的民。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西晋后，北方再次陷入四分五裂。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在战乱中，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占三分之一。北方汉人锐减至六七百万，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北方五胡族群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人民又大批南移；史称“衣冠南渡”，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他们大多已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文化影响带给了汉民族。在民族大融合中，匈奴、氐、羌、鲜卑等逐渐消融在汉民之中，成为汉民族成员；汉民族在接纳这些被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些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因素。据史料记载，隋文帝父亲杨忠，唐高祖祖父李虎，为了增强自身的号召力，都曾一再重申自己是汉族人。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汉族，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汉族了。隋唐最高统治集团的不少成员，就是一些曾经生活在关中陇上一带的豪强劲族，属于生活在西北地区、经历了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后的汉族。他们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仰慕汉族文化，并对其尽情吸纳；另一方面也给汉民族带来了粗犷豪爽的生活方式和崇尚勇武的审美心态。“汉儿”是辽金两代华北人民的自称，也是宋人对他们的称呼；而宋统治区的人民北人称之为“南家”“蛮子”，元统一之后被称为“南人”。元初汉儿与南人隔阂很深，元代“汉人”的概念绝不包括南人。“四等人”的划分既是元朝统治者对五代宋辽金时期族群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同时也为明朝将“汉人”和“南人”融合为一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朱元璋建立明朝，继位后以恢复“华风”来凝聚主体民族，“明人”“汉人”“华人”等称呼均见于《明实录》，成为对明朝主体族群的称呼。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

汉族历来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残酷压迫剥削，自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在中国古代举行过千百次农民起义，其中有些是以汉族或某一少数民族为主，有许多其他民族参加的起义斗争。明末李自成起义，曾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清代太平天国运动中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说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农民已试图用平均主义去改变封建土地不均与等级森严的封建压迫。虽然这些起义都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民族压迫，汉族人民有着英勇反抗的历史记录，尤其是对于外国侵略者，汉族人民往往与国内其他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郑成功领导的抗清队伍一举驱逐荷兰殖民者，这一斗争得到了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初，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龙江流域，黑龙江各族人民共同奋起坚决反抗，后来在康熙皇帝决策进行驱逐沙俄殖民者的雅克萨战斗中，汉族军民和各族军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雅克萨反击战的胜利。说明在古代中国各族人民当外国殖民者侵入时，已表现了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的英勇斗争精神。

对于民族压迫，汉族人民有着英勇反抗的历史记录。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法国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等等都表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4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反侵略战争与其他形式的反侵略斗争，都是汉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的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及辛亥革命，均为以汉族为主体有少数民族成员参加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提出的“民族主义”，与那些单纯鼓吹排满的政治派别划清了界限。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中华民国，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政体，虽被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所篡夺，但对汉族和中国其他各民族的觉醒，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与胜利，一般都是在汉族地区首先兴起，逐渐发展到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汉族与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不仅汉族本身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和各民族建立了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汉族的生活不断改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正在与各民族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大步前进。汉族与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在迅速发展。

汉族人口约为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在世界各地皆有分布，汉族是数个现代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族群。占中国大陆人口92%，占新加坡人口74%，占马来西亚人口24.5%，占中国台湾人口98%。

截止2009年，汉族人口约为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

截至2021年，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在台湾，汉族占总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门，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97%。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通报：我国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汉族人口数量为1284446389人。

汉族以古华夏族为主体、由历史上多个民族融合而来，汉族的人口如果从其族源夏民族算起开始约有200余万人，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战国盛时已有2000万人左右了。在汉族形成的两汉之时，汉族人口已达5000余万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时，汉民族在北方吸收了匈奴、鲜卑、乌丸、羯、氐、羌及部分蛮族，在南方吸收了部分蛮、俚、僚等族，发展到唐代前期的8000～9000万人之间，发展成隋唐汉族。宋辽夏金元之时，汉民族在北方吸收了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族群，在南方也吸收了部分少数民族族群，突破1亿，到北宋大观年间达10441万余人。元代以后，在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族人口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人口达1.5亿。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则达4亿以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其人口约6亿，到20世纪末已达10亿以上。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台湾岛和海南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向西北发展到天山南北，向西南发展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汉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个民族，常常被人们视为民族同化的典范。根据一般流行的说法，汉族人口之所以这么多，主要是靠同化了很多别的民族实现的。有人将这一过程比喻为“滚雪球”。

汉族在中国分布的特点是东密西疏，据1990年的统计，中国10.39亿汉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1.92%，其中汉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江苏、浙江分别为99.77%、99.49%，而新疆、西藏则分别为37.58%和2.05%。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汉族人口为1286311334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67390人，占8.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0378693人，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1675179人，增长10.26%。

汉族之内因基因、语言、文化及社会多样性上可分出不少汉族民系。广府民系、客家民系、潮汕民系并称为汉族的岭南三大民系。广府人并非单纯的岭南原住民或南越原住民，而是中原移民与岭南（南越）原住民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系。“山都、木客”是分布于南方山区的原始居民。木客后来与莫徭等南方民族甚至与南迁汉人融合,成为客家源流之一。1905年，广东顺德人黄节在其所编教科书《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中，将客家排除汉族之外，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粤种，亦非汉”，与福佬、疍族并列为“外来诸种”。这引起了当时客属人士的不满。通过对族谱的梳理，特别是对非客家系统的族谱的梳理，及与客家系统之族谱相互比勘，可以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瑶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客家人进入粤东北时所受阻力不大，但向西南方向发展时就与当地居民发生激烈摩擦，本地居民就蔑称这些外来者为“客民”，其时应在16、17世纪之交。

秦统一六国时，曾将关东强宗大量迁入关中，西汉（前206～公元8）时也有过类似移民活动，然而当时的经济发展决定了黄河中下游各郡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以秦岭与淮河为界把郡县地区划为南北两部，两汉大体都是北部约占当时户口总数的80％，南部约占20％。从东汉（公元25～220）末年起，北部割据混战，人民开始南迁，而西晋（265～316）末年“永嘉之乱”，黄河流域人民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经南北朝，继续有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但仍未改变北部人口多于南部的分布状况。然而如果拿隋末与西晋时的南部诸郡人口总数相比较，则长江流域与岭南各地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当时在中国南方，非汉民族是占压倒性多数的。北纬30度以南的汉族主要来自南方的土著民族，北方移民虽然对南方汉族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人数上并不占主体地位。正如鲁西奇所说：“南北朝时期，长江中游及其周围地区的蛮民户口数，当远远超越同一地区著籍的华夏户口数。”华夏民族使用汉语，而不使用汉语的民族（比如苗瑶语诸民族）不是华夏族。可是使用汉语的人口不一定就是华夏民族，有些非华夏民族正在或刚刚放弃他们原先使用的语言，改变的方向是融入华夏社会，变成华夏民族。

唐末藩镇割据混战，五代（907～960）相仍，北部人口又一次出现了南迁趋势。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南方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 鄱阳、 太湖等大湖周围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方成为人口稠密之区，人口密度高于北部各州。除以上两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之外，另外还有几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南迁。南部经济自东晋以来发展迅速，至两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不仅密度高于北方，而且汉族人口的总数，至明、清时也已超过北方。唐宋以来，随着越人逐渐整合于南迁的汉族之中，先后形成广府、潮州、客家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汉族的越人，则逐渐发展成壮、黎、瑶、畲等边疆族群。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现今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差异较大。从先秦时期至汉代，中原地区居民均属于古中原类型。但从宋代开始，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开始偏离该类型，显示出更为混合的体质性状。

自秦汉到清朝，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掳掠、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处，共同开发边疆。两千多年间，移居边疆的汉族有不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其中唐代的东北渤海人、西南南诏人、辽代契丹人、清初满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汉族人民而壮大、兴旺起来。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吸收了汉族的成分，而边疆各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处，往往大都融入汉族之中。汉族所以人口众多，与不断吸收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壮大兴旺起来是分不开的。

关于祖先来历的移民传说的产生和传播，是地域认同形成的标志，也是国家建构的民间基础。南雄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很广，很多地方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移过来的。这与明朝初年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的土著、贱民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希望政府把他们纳入户籍当中，便采用了南雄珠玑巷迁来的说法，以证明他们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统性。除了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外，西部地区多有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的传说。而自称来自南雄珠玑巷的粤人，既有较早入籍的民人，以此将自己与瑶、疍、畲人相区分，也有开发沙田的瑶、疍、畲人，以此将自己的族群身份转化为汉。由此，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人群（或族群）逐渐共享了同一个祖先移民传说，从而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域认同。康熙年间迁界与复界时期，先有沿海讲福佬话的人群进入客家山区，后有包括不同方言的人群迁入平原及沿海，随后便出现宗族大量建设的现象，许多族谱中出现了祖先自中原迁至宁化石壁，再迁到现居地的故事。在晚明以前，当地是没有“客”或“客家”这样的族群分类的，这个后来称作“客家”的人群是居住在南岭山区的土著。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具有一个中原身份的前提，以此形成了围绕南岭山区的各个山地开发人群的地域认同。尽管民国学者对畲族、客家人是否同源产生了一系列争论，但近年来的语言学研究已经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

闽台地区的族谱普遍声称其先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但自宋代著名学者郑樵、方大琮始,学者多有质疑、考辨。固始传说的成因除了受帝王故里的政经特权、中原正统观念影响外,还与地缘关系建构、圣贤崇拜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已有学者驳斥“四姓入闽”或“八姓入闽”之说，《开元录》说：“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等是其裔。”《开元录》属于开元年间的政事汇编资料。至迟在汉末三国，闽地土著中已有张、詹、何、洪、吴、华、邹、随、黄、翁、唐、徐、郑、林等姓，南朝时期又有陈、蒋姓，唐、黄、吴、林等可能来自土著音译人名的首字。闽地华夏化进程缓慢，闽地人群大规模编户入籍要到唐朝中后期。八姓入闽叙事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民族史话语：闽越土著族群为了提升自己部族的地位，竞相改用汉姓，把族群记忆与部族文化隐藏在这一叙事里面。这样的地方社会都对应着一个“汉人”认同如何建立的问题。人们纷纷重构祖先的“历史”，并展开一系列文化实践（如祖先祭祀、神明崇拜等）。以“南来－征蛮”的“英雄祖先”为叙事核心的族源传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造出来并广为流传的，比如被奉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陈元光其人其事不见于新旧《唐书》，其事迹始末之详初载于明代中叶《八闽通志》，此后时间愈晚记载愈详。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则多分布在今北京、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在胶东登、莱一带则多称祖先来自“小云南”，也有部分称来自四川“铁碓臼”。边陲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多将自己说成来自中原，且历史久远；而腹心地区的祖先移民传说只是讲从甲地到乙地，这些迁出地甚至籍籍无名、难以稽考。

汉族经历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于是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其中有的在移居国生根发展，成为当地的华裔，有的则保持中国国籍，成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

参见：中原王朝

汉族在中国建立多数王朝，长久主导中国政治，但期间也有被异族统治的历史，譬如西晋亡于匈奴人建立的赵汉，北宋亡于女真人建立的金，南宋亡于蒙古人建立的元，南明、明郑亡于满洲人建立的清。最后满洲人政权被推翻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在1911年10月10日建立的中华民国，同时汉族也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力量。

传统政治文化，主体是以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包括从一个中心元点（君主）出发的单向辐射型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维内核等等。

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汉族早在春秋末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

汉族历来以勤劳俭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这种“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始终占绝对优势。

农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称发达，尤其以发达的水利灌溉与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历代都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秦蜀郡守李冰领导兴修的都江堰，不仅在古代使成都平原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享有“天府之国”的美名。都江堰可算是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

在耕作技术方面，汉族及其祖先，自古以来一贯注重农时、改良土壤、轮休耕地，以及施肥、保墒、选种、培养新品种、改良农具，同时也不断从国内各民族中甚至从国外吸收新的作物品种和学习耕作技术。因而不仅创造了在古代堪称水平很高的产量，而且作物品种之丰富，也是世所罕有。

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在高度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古代科学技术如天文、数学、农学、医药学、冶炼术、建筑学等都在世界文明发达史上大放异彩，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用于作战，指南针用于航海，以及养蚕、织造丝绸、制瓷、制茶等技术，对世界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商业在古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除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区之外，还有广大的游牧区、狩猎区和渔猎区各民族，这两大类民族之间农业、手工业产品与畜牧狩猎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换，不仅是生活的需要，而且促进了各族人民的生产发展。唐宋以来形成的“茶马互市”是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经济上互相补充、交流关系的主要形式。

商业的发达，反过来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至明代中晚期，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江南地区一些城镇的手工业工场与商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样主要是在沿海及交通较发达的内地大中城市汉族聚居的地区。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

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各诸侯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大体同时的古希腊文明东西辉映。西周时期，就形成了完善的文化体系，即礼乐文化，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至汉武帝时（前141～前87在位）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统治汉族古代思想与文化近2000年，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中国相邻的国家。

汉族的图腾是由一只龙与一只凤组成，意思代表阴阳，也就是男女，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大部分，所以延续了中国最古老的动物龙，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龙飞凤舞，是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民族标志。

对于龙的出处，闻一多先生在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龙凤》、《端午考》中指出，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传说。相传，黄帝在统一中原之前，以“熊”为标志性图案。战败蚩尤统一中原后，它的标志兼取并融合了被吞并的其它氏族、部落的标志性图案。如鸟的标志图案、马的标志图案、鹿的标志图案、蛇的标志图案、牛的标志图案、鱼的标志图案等。最后拼合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这一奇特的形象蕴涵着中华民族发展、各民族相互融合、团结，成为中华民族始祖的标志性图案。后来，“龙”的形象开始出现于各种图案之中，并逐渐成了帝王的符瑞。相传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的“神龙”而生，黄帝是附宝感“北斗”而生，尧帝是庆都感“赤龙”而生，始祖是龙繁衍的后代，因此，中华民族的子孙便是“龙的传人”了。

龙之精神：是万物一体，相容并蓄的精神境界；是追求和谐、群体本位的人生态度；是中华大一统的情结。

凤之品德：凤凰涅盘求光明，象征新生与中华民族的觉醒；是集民众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于一身的忧患意识；是自强不息，舍身弘道的理想主义；是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谋生态度。

汉族古代的国家观念，与家族观念相联系，所谓一家一姓的天下，实际是父系家族观念的无限扩大。王、皇帝被奉为“天子”、“君父”，人民被视为“子民”。在这种制度下的道德规范，认为“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对“孝”的最高要求。同时，一切人伦学说，都建立在“天命观”的哲学基础上，维护皇权统治及富贵尊卑一切秩序，都是天命的体现。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前179～前104）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发挥孔、孟儒家学说，总结出体现于人伦的“三纲”、“五常”，成为古代汉族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重要基础。宗教对许多民族有重大影响，在汉族中没有产生全民族必须信仰的完全意义上的宗教。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自汉代以来及至近代多种外来的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有一部分汉人信奉。无论是何种外来的宗教，其教义与汉族固有的天命观与祖宗崇拜不相矛盾，或改造其某些教义与汉族固有宗教观念相适应，才有可能得到流传。道教虽然是汉族历史上形成的宗教，也不是全民族每个成员都信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汉族的历史上，除少数皇帝特别崇信某种宗教因而使之获得某些政治特权之外，从没有出现过“国教”。至宋代，儒学发展为理学，是一种吸收了佛教哲理的人伦思想学说。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南北朝的北周，约公元6世纪中后期；而到唐朝，“三教”的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到了中唐，三教被形容为“鼎”之三足。从此，中国文化的结构，逐渐被认为是儒释道三足鼎立，乃至于今天的“国学热”，仍以儒释道三教为其主体。儒家以“礼教”的形式对佛道两教加以抑制或整合，提供了一套支配着中国人生活的道德伦理规范。佛道两教，因此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规范。尤其是佛教，在民间社会还承担了许多慈善救济的实际功能。儒释道三家的会通融合，形成“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体系。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属罕见。

对汉族人而言，炎黄认同是民族的精神传统的标志物和代表物之一。“炎黄”一词最初出自《国语》。《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郐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皆黄、炎之后也。”《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炎黄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史书记载中比较混乱，至今学者也说不清楚。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专写炎帝，只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帝”原指天帝，人间的“五帝”一词在孟子时尚未出现，战国后期五行说逐渐建立，出现了五种五帝说。在大一统思想的观照下，夏、商、周三族的祖先都纳入了黄帝体系之中，各族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变成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亲戚，黄帝成了天子和诸侯共同崇拜的始祖神。

《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于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代神农氏而为黄帝。”有人认为，炎黄二帝的轮替，是田齐为营造代姜舆论而虚构的神话。在隋唐以前，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不同程度都将“尊夏贱夷”作为核心价值观，乃至于这一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出于统治需要，都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标榜自己“华夏”后裔的正统地位。

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是英雄时代中原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三大部落，经过征战，以黄帝族为主，相互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华夏民族。黄帝出现在中国文献记忆中，较可靠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中，黄帝逐渐广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与伏羲、共工、神农、少皞等古帝王并举，并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黄帝已成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个原始帝王，且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在清末民初，中国曾掀起一股“黄帝热”：报章杂志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论述，黄帝事迹被谱作歌乐、用为教科，供儿童讽诵……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试图建构本国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便从远古传说中选择了神话人物——黄帝，强调其为中国民族的“始祖”。“炎黄子孙”的概念也是在这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自我称谓，影响直到今天。

祖宗崇拜与孝道，是汉族的共同心理。神、鬼、祖先，历来被认为是汉人民间宗教的核心体系，其中，对于祖先的供奉与崇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祖先对后人的庇佑，被认为是典范意义上人与祖先的关系。边缘族群为了拉近与中原群体的关系、建立干预和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出现了不同内容的“攀附”现象。如春秋的吴、秦、楚自称“黄帝子孙”，这种“黄帝攀附”一直延续到近代西南土司头人们的“汉人祖源”。多数畲族被同化为客家，少数未被同化的畲民要么退进更深的大山中，要么被迫向别处迁移。民族识别过程中，大部分畲民因民族特征隐而不显，被划入汉族。畲民的祖地游离在以河南汝南、陕西冯翊为中心的中原与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闽西之间。“河南说”与“中原说”是畲民“汉化”过程中联系华夏的一种方式，“宁化石壁说”是畲民适应社会大环境需要的结果。

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族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罗香林以及后来许多客家学者，即主要根据客家族谱来梳理客家人的历史源流。在他们看来，客家族谱中所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实际上，这些内容带有很大的虚构性。明清时代的族谱（包括客家人的族谱在内）是明清以来地方社会的一种文化创造，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南方各地，自称“最正宗的古代中原后裔，最正宗的古代中原语言”的言论，在各地方媒体层出不穷。台湾把外人对闽南人的称呼“福佬”硬解作“河洛”，当成是闽人源自中原河洛地区的证据。这和南方家谱普遍造伪中原贵胄一样，是汉字文化圈里常见的现象。

“汉服”一语，是21世纪以来由传统文化爱好者提出的社会学概念。狭义的汉服专指汉代服饰。汉服是指以关中京畿地区为代表的服饰系统，与荆楚地区的服饰传统有别。作为广义的社会学范畴，汉服泛指以汉民族传统服饰为主体，在社会演进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服饰特点后逐渐形成的华夏服饰体系。中国历史服装有两个谱系：一个是上层贵族阶级袍服体系，一个是劳动者上衣下裳的劳作服装体系。“汉服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年轻人为主，且以“网友”、“网民”居多。

唐代男子服饰在吸收胡服式样的基础上，一改汉魏时期宽衣博带的风格。胡服能够唤起他们在潜意识中深藏着的美好憧憬与回忆。以紧身、翻领、革带、皮靴为特征的胡服适应了盛唐时期人们对体魄之美的欣赏需要。明代曳撒，可能是受元代质孙服中的腰线袄影响。在“汉服运动”有关“汉服”的论说中，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纯粹的“汉服”，只是由于满清的民族压迫，“汉服”才被迫“不正常”地消失了，现在自然应该予以恢复。清朝时期长袍等开始在汉人中传播，服装的式样发展到清末民初，男人一般内装为对襟衫和长裤，外穿大襟长衫，讲究一点的外加一件马褂，谓之“长袍马褂”。裤子都镶有八寸阔腰。后来中山装流行，但农村仍穿长袍马褂短衫长裤，至今偏僻的山区仍有老人穿长袍。妇女清末穿喇叭状齐膝中长衫和长裤，民国后上穿“斧口衫”，有对襟、大襟、琵琶襟之别，下着裙子，有凤尾裙、百褶裙等。30年代后旗袍流行，但农村妇女多穿大襟短衫和长裤。现代汉族的服装，多兴西式服装。

其中，上衣右衽（大襟）的特点始终保留。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商代人像上，就可以看到右衽高领衣的样子。后虽有胡服传入，出现短衣短裤，但不管是西汉的“深衣”，还是唐宋的“交领袍”，甚至包括清朝“长袍”，上衣总是以右衽为特点。近代男装长袍或现代女装旗袍都继承了上衣右衽的特色。

千层底的布鞋，圆口低帮，轻便、透气、舒适，也是汉族富有民族特色的穿着之一。

发式，古代汉族男子不剃发，结发于顶加冠；清代满族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结辫；民国后剪辫留短发，多西洋式、平顶式或光头。汉族女子发式较多，古代多高髻，近代少女有流海、单辫，或双丫髻，中年妇女多梳长髻，老年脑后梳纂儿。民国后不少女子改剪短发，留发齐耳。现代汉族男子发式已无特色，女子仍以梳长辫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式。

修饰，古代汉族男子到一定的年龄均留胡蓄须，女子15岁行笄礼，俗称“开面”。妇女缠足普及始于宋代，是普遍的共识。陶宗仪《辍耕录》主张元代说，妇女缠足是为了与蒙人区别。清朝官方对缠足始终报以否定的态度。缠足被明人视作“中国法”，成为区别夷夏的文化标志。相较于男子的剃发易服，汉人女子保持了旧有的缠足习俗。民间因此出现“男禁女不禁”，“男降女不降”的赞誉之声。

佩戴方面，古代汉族盛行佩玉，不论男女均戴肚兜，意为落地平安，一至五岁要戴“天官锁”，又称“长命锁”。

汉族的语言通称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之一。主要方言分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现代汉族共同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汉文起源于远古，通行的方块文字，是从殷商的甲骨文字和商周金文演变而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于是秦所作小篆通行全国。秦统一文字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说明原来六国文字仅仅是各具地方特色的同一种语言的书面表现。秦代除小篆外，还有隶书，汉末又出现了隶变的通用汉字即楷书，至魏晋南北朝盛行，一直流行至现在。虽然汉族分布地域极广，各地方言差别较大，汉文字的统一，在秦汉已经形成。这种书面语言的统一，对汉族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国家的统一都起了重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文字改革，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汉字将逐步向拼音方向发展。

最初，汉族的姓、氏是有区别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号。“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许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等。氏是姓的分支。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个特殊的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后来，姓和氏就没有多少差别了。

姓氏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以官职为姓，以职业和技艺为姓，以祖先的名字、爵位为姓，以封国、封地为姓，以原始崇拜物为姓，以居住地方的特征为姓，以数字为姓，此外还有些复姓如长孙、贺兰、呼延，则是由少数民族语音译而成。 在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直到1949年前，同姓同宗在汉人观念中，仍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据清代有名学者钱大昕考证：夏、商、周三代，“男子未有系姓于名者”，“盖三代以前，姓与氏分，汉魏以后，姓与氏合。”实际上汉魏以来，汉族数以千计的诸多姓氏中，有些发源于远古氏族，有些发源于先秦封国，或祖先的居地、官职与名字，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少数民族融入而增加的姓氏。即使同姓，也有因赐姓或其他少数民族融入而采用汉姓等情况，并不意味着血统上系同一来源。在宗法制度下，汉族的亲属是以父系为中心论亲疏。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

宋朝人编写的《百家姓》内收入单姓共408个，复姓共76个。近代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收入单复姓共4129个。常用姓氏不过200个左右，最常见的单姓只有100个。

中国古人的姓名比现代人要复杂些，大体有姓、名、字、号四项。现代人命名没有古代人那么讲究，除少数人有字、号外，普通人一般只有一个名字，并且多为一字或两字。名反映了汉族文化特征和心理特征。

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的。虽然近百年来各种现代文化思潮的输入，使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是它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就在人们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形成了汉语所特有的语用特点。

首先，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这种封建的宗法社会，在民族心理上造就了两个特点：一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二是对等级差异的强调。因此在言语交际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讲究亲属称谓的使用，长幼辈分的严格区别。

在西方可以看到晚辈对长辈直呼其名的情况，这在中国人的交际中是不允许的，对亲属中的长辈，交谈时都必须使用称谓，这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而且亲属称谓还作为一种尊称，大量用于非亲属的交谈者身上，如称叔叔、伯伯、奶奶、阿姨，被认为是对对方的尊敬，表示关系的亲密。

重视长幼的宗法观念被移用到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变为等级观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提倡长幼有序、尊卑有序。所以人们对有官职的谈话对象历来有以职务相称的习惯，在古代这就被认为是敬称。在交际中为了抬高对方的地位，往往就压低自己，于是有了一批与敬称相对的谦称，如贵姓—敝姓、府上—寒舍、贤弟—愚弟、大作—拙作、高见—愚见、浅见。

其次，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与个性，而强调群体。这也是与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相连的，它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民族对性和性别问题上的保守传统也造成了男女性别在言语交际中的用语差异。一般说来，男性用语比较直率、随便，女性用语比较含蓄、庄重。用与性有关的字眼骂人，在男性中的出现率远远超过女性。因为传统观念虽然也认为男性使用这些字眼并不文明，但似乎能得到普遍的谅解，而女性使用了就非常不成体统，似乎理所当然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 杂史、地方史志、 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

在古代汉文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如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而屈原（约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生卒年不详）、 苏轼（1037～1101）、 陆游（1125～1210）、辛弃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与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秦汉古文，至唐中晚叶，由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到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 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苏辙（1039～1112）时，古文运动大获全胜，号为“唐宋八大家”。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长篇巨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斋志异》均素负盛名。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也运用汉语进行创作，产生了许多名家与名著，而《红楼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

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汉族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不仅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也显示了古代汉族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与互相学习的精神。

汉族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 其中如张衡（78～139）、祖冲之（429～500）、一行（俗名张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

汉族有悠久的天文学观测的传统。远在传说时代，就有世袭执掌天文的官吏，专门负责观测天象。以后历代沿续，设观星台、观象台、司天台、司天监、钦天监等机构，负责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因此，汉文献中以日食、月食、恒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象的观测与记录，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汉族古代天文学家制造的天文观测仪器有许多优点，其关键部件和原理至今仍被应用于现代大型天文观测仪器中。并以显示天体运行为契机，最先发明了报时的机械钟。此外汉族独立发明了自己的历法。

日食发生的最早记录，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代。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日食、月食的确切记录。周代以及春秋战国以来的典籍中，更有日食、月食的诸多记录。

恒星的观测记录，也见于商代甲骨文中。《周礼》有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战国时甘德著《星占》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合称为《甘石星经》，其中记载120颗恒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分三垣和二十八宿，用这种区域划分来确定天体和天象发生的位置。先秦时期汉族先民绘制星图，留存至今最早的实物有五代时期出土的二块28宿星图刻石，其它著名的有宋代苏州石刻天文图及敦煌唐代星图。

对于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从公元前613年到20世纪初，汉文载籍中共有31次记录，最早的一次在公元前1057年。对于太阳黑子的观测，最早见于约公元前4世纪甘德的《星占》。正史中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始于公元前28年。至1638年，见于正史中的太阳黑子记录约百余例，散见于其它汉文载籍的记载可能更多。这些珍贵的资料，至今仍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由于积累了历代天文观测的丰富知识，汉代天文学家明确提出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否定了先秦的“盖天说”。为了准确地观测天体和天象的位置，汉代天文学家耿寿昌、贾逵等发明了以赤道为座标系的天文观测仪器，汉文称为“浑仪”或“浑天仪”。

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创制的“浑象”（也叫浑天仪），是用来显示天象的仪器，类似现代的“天球仪”。

机械钟的发明，始于显示天球旋转（即地球自转及地球公转）的天文仪器，为汉族首先制作。725年，唐代天文学家一行高僧（张遂）与梁令瓒在“浑仪”和“浑象”的基础上，制成“浑天铜仪”。

1092年，宋代天文学家苏颂制造了更先进的“水运仪象台”。苏颂钟是人类在中世纪最卓越的机械制造，其原理于两个世纪后传入欧洲，导致机械钟在西方的发展。此外，春秋以前被普遍用来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也是汉族先民的一大发明。表为立竿，圭为卧尺，测日影长度，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唐代一行等人最早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汉族先民最早发现天然磁石和磁铁指南，并制作了“司南”和指南针。

汉族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历法。相传先秦有黄帝历、瑞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古六历”。夏历又称“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历又称“殷正”，以12月为首。周历又称“周正”，以11月为岁首。秦用瑞顼历，以10月为岁首。汉以来，有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太明历、戍寅元历、大衍历、十二气历、统天历、授时历、时宪历、天历等。这些历法当中，除北宋沈括创制的“十二气历”和太平天国颁行的“天历”是阳历外，其它历法都是阴阳合历。直到今天，汉族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阴阳合历，同时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

风水在中国历史悠久，古称堪舆，是人们对居住或者埋葬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它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布置等。主办方表示，很多人将风水与迷信联系起来，其实，风水是一门发现自然、利用自然的科目。

在古代，汉族对于风水学是十分重视的。像婚丧嫁娶、易居开业都要迎请易学风水大师来进行卜卦预测，提前破灾消难。用现代人的话去理解，就是风水好的地方，人们居于此处，能助人事兴旺、发财，可令后代富贵、显达。在古代符合风水宝地标准：后有靠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案山、中有明堂、水流曲折。风水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要优化自然环境。

住在风水好的居所，人的身体健康和心情舒畅，工作起来就有劲；居住在常年见不到阳光的房间，生活质量不高、心情不舒畅，工作也会受影响。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于1550年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在此之后，简·博定重申了同样的论断。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在中国至迟在20世纪20年代即有在“三大发明”中加上纸扩充为“四大发明”的提法，及至四五十年代，这一提法已被广为认可。

自从汉朝开始独尊儒术后，中国开始了2000多年的儒学教育。隋朝时隋炀帝确立科举制度，宋朝时开始兴建书院。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取消。

中医即以汉民族的医学实践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汉方、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导引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狭义的中医，指的则是汉医。1949年之前，汉医一词比较普遍。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称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汉族的数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从事社会劳动生产活动的过程，人民逐渐有了数量的概念和认识了各种简单的几何图形。特别是农业的逐渐发达，需要与之相应的天文历法，需要知道适于农业、的季节安排，而最简单的天文学也是脱离不开数学的。土地面积、粮仓的大小、建筑材料的长短和方位的测定等等也都需要数学。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划着一些陶文，有一些显然是表示数字的符号。

传说夏禹治水时就用了准绳、规矩，并且用到了勾股测量。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表明，商代人们所使用的记数法已很完备。记数的原则是遵循十进制。从一开始就应用完备的十进制，这一点和巴比仑和古埃及所用的记数方法相比，有着显著的优越性。西周时期金文中的记数方法和商代完全一致，以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今天。之后汉族数学开始形成以《九章算术》为中心的体系。《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数学书籍还只有两种，《隋书·经籍志》已增至十九种，《新唐书·艺文志》更增加到35种。其中以唐代数学家李淳风奉命注释的“十部算书”最为有名。1606年Matteo Ricci和徐光启合作共同翻译了古希腊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六卷。

除了整数之外，汉族对分数的认识也比较早。同时还掌握了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春秋时代的齐桓公就曾把会背诵“九九”乘法歌的人当作贵客请进“招贤馆”，虽然这在当时已经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在《管子》《荀子》等一些古书中也都有“九九”中的个别句子。

汉族早期实际的计算是用算筹来进行的。唐代中叶开始，特别是由于宋代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对计算工具进行改进。经过长时期的演进，到了元明之际，便完成了由筹算到珠算的转变。到了明代中叶，珠算已经在全国普遍使用。珠算携带方便，和口诀相配合可以作到计算迅速。在世界同类计算工具中，可以说珠算是最好的。由于珠算的流行，筹算几乎绝迹，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古代数学传统也逐渐失传。尤其是明代八股取土的科举考试制度和主观唯心论哲学思想的长期泛滥，认为一切专门学问都是“奇技淫巧”。到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国家的司天台已经很少有人可以掌握历法的编制工作了。

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

有关中国百科类的图书众多，主要有《山海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永乐大典》等。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已有多种外语译本。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同时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共22937卷，约3.7亿字，共装成11095册。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藉以保存流传。《永乐大典》“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

传说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中国各地洪水滔天，到处一片汪洋。这时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带领大家疏导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使河流归道，天下太平。中国古代著作《尚书》中的一篇《禹贡》，就被认为是记述当时大禹平治水土业绩的古老文献。

汉朝时候中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的情形。

晋代高僧法显，65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历经12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

唐代名僧玄奘于公元627年西行求法，用了18年的时间，经历了110多个国家，行程5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的述说，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中西交通更为便利。

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船员最多时达27000多人。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国（其中亲见22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国的风土人情。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500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

汉族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最早的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就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殷周时期的《周易》，就有了原始的“阴阳”观念，《易经》从人们生活经常接触的自然界中选取了天（乾）、地（坤）、雷（震）、山（艮）、火（离）、水（坎）、泽（兑）、风（巽）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上其他更多东西的根源，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同时，它又以上述八卦来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体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此基础上，中国哲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作为完整的哲学断代史，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中国化佛学、宋明理学、清初朴学几种形态的更迭。

汉族历史悠久，体育运动自古就有，早在黄帝之时，就以角抵、击剑、射御、蹴踘、捶丸等体育活动来训练青年，而唐尧、虞舜、夏、商、周此五代亦以拳术、投壶、剑术、弓矢、击壤等体育活动来强健国人体魄。至隋唐之时，古代体育进入空前之状，亦有出新之事，诸如摔跤、拔河、秋千，而最为兴盛是马球与足球，且女子亦有参加，此两者于唐时传入日本。这些体育活动到明清之际仍有所发展。然而，部分活动经过清末至民初一连串的战争与西化运动，至今多已失传。至于如拔河、秋千等活动则历久不衰，而如角抵则为日本传于今。武术是灿烂文化中的瑰宝，是传统的健身项目，几千年来源远流长，骑马、射箭、摔跤、钓鱼、龙舟、棋类等体育活动也是流传广泛。但同整个中国一样，汉族的近代体育的发展较晚，19世纪末才传入。新中国成立以后，汉族的体育运动基本与全国的体育保持一致的发展态势。

汉族在其他例如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都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他们获得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成就。在这些艺术的发展中，尤其表现了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以发展其艺术，形成了特有的风格。

汉族最早的艺术创造，在中国，纵使不把更早的饰品包罗在内，也大约能上溯到8000年前。由此开始的4000年是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它的基本特征除石质工具的磨制外，还包括制陶和纺织的出现。织物易腐难存，但玉石器和陶器则展现了汉族先民卓越的艺术才华。鉴于年代往往不明的岩画的存在，如今已很难认定工艺美术孕育了美术，但仍然可以确信，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工艺美术比美术更成熟、更辉煌，而原始的绘画和雕塑，也常常附丽于工艺美术。对此，业外人士还常有误会。依照不会引出异说的理解，可以根据材质，把工艺美术粗分为丝绸等织物、陶瓷、玉石、金属、漆木及竹牙角玻璃等六类。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坐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汉族是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汉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创造。秦以前，汉族先民已创造了乐器和乐曲，发明了乐律。汉唐盛世，汉族音乐以歌舞音乐见长；宋元以后，则以戏曲音乐为主。当今世界公认的音乐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汉族称三分损益律）、纯律及平均律，汉族皆独立发明，其成果如车条之辐辏，汇入世界音乐理论之轴心。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坐礼：正坐是从古代汉族流传的坐姿，动作是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而现代坐在凳子上，双脚纵向下来的坐法，实际上在南北朝以前不视为正式场合的坐法，是从当时西域国家传来的，当时称为胡坐。

送礼：汉族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互惠型社会关系。通常社会关系的不同是通过类似家庭称呼来表达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被称作“关系”，联系感情。华人的社会关系通常是通过互相送礼来进行。自古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说法，表示礼物的价值在于送礼者的善意和心意，而非礼物本身的价值。尤其是定情信物。

丧葬：中国传统葬礼的主色调为白色，故亦有白事之称，与红事（喜事）相对。随死者的信仰和经济情况，整个过程中经常混杂有关的佛教、道教或风水仪式。

汉族传统婚礼是华夏文化的重要部份。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基于此原因，夫妻结合的礼仪称为“昏礼”。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传统中式婚服中国的婚礼可分为三个阶段。礼，即“订婚”。正婚礼，即“结婚”或“成婚”的礼仪，就是夫妻结合的意思。婚后礼，是“成妻”、“成妇”或“成婿”之礼，这表示了男女结婚后的扮演的角色在中国传统的结婚习俗里，婚前礼和正婚礼是主要程序，这些程序都是源自周公的六礼。

在中国，汉族传统的辈分观念长期存在，以本身为中心，上有四代长辈，下有四代晚辈，形成了“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的“九族”血亲关系，这就是九个层次。如果把旁系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联系起来，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亲属系统。

亲属称谓是以辈分划分的，不受年龄限制。亲属称呼也用于社会上邻里之间或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以表示亲切和尊敬。一般地说，注意层次，掌握角度，在称谓的运用中十分重要，年龄层次不同，称谓也不同，特别是信封上的称谓。

生活中，为了表示对人的尊敬，也有不注意层次的特殊现象。如：某家有一位受尊敬的长者，家里晚辈称之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等，街坊邻里不分男女老幼，可能都称其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不过称谓前常常冠以姓名。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有时在称谓前加上“他（她）”字，如：他大伯、她二婶、他姥姥、她李二哥等。类似的称呼，在今天还广泛使用。

丧葬过去行土葬，现大部分通行火葬。汉族丧葬旧的传统是讲究重殓厚葬，并且夹杂着许多迷信的习俗。汉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葬礼隆重，分殓、殡、葬三个阶段进行。古有以人殉葬的习俗，后逐渐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则以纸扎人像伴葬。

葬礼以后，有做七、断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并将牌位送归祠堂，这已从葬礼时对人的仪礼转为对“鬼灵”、“祖灵”的仪礼。另外，汉族还有“归葬”的习俗，就是将死于他乡的遗体归葬原籍。

丧事期间，死者亲属要穿孝服，在灵堂守灵。中国古代礼制，把孝服按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等，在现代汉语里还有“五服”这个词，表示血缘关系的远近。孝服用白布做成，这与西方民族穿白衣做礼服的习俗大不相同。清朝时有一英国人第一次到中国来，遇到出殡的队伍人人穿白色衣服，而神情却痛苦悲哀，觉得十分奇怪。在古代，出殡时有人唱挽歌。后世的挽联、挽幛就是从古代的挽歌演变而来的。

丧葬仪式规模大小与死者的地位身份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丧仪都有严格的规定。王公贵族、富豪之家常以规模宏大的丧仪来炫耀自己的权势。

尊长死后，子孙要在家守二十七个月，其间停止交际和娱乐，做官的也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以表示对尊亲的哀悼，称“守制”。

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主食以小麦、玉米、稻米等为主，辅以蔬菜、豆制品和鸡、鱼、猪、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传统饮料。以大米为主食的，习惯将大米做成米饭、粥或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以小麦为主食的，习惯将麦面做成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讲究并善于烹饪，是汉族的一大饮食特点。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民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的粤、闽、徽、鲁、川、湘、浙、苏等八大菜系，闻名于海内外。

汉族的节日很多，主要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过“春节”又称为过年，是汉族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汉族传统节日，主要有腊祭、祭灶、春节、元宵节、社日、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在诸节日中，以春节最隆重。春节来源于夏历新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确定正月初一为岁首新年。从汉朝到南北朝，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符、饮屠苏酒、守岁卜岁、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民国初年称为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