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学第一部主任。

1953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先后写出《政治经济学学习提要》以及《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等专著，提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商品经济和商品价值规律。

195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1960年，任广东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副组长，在他起草的前言中阐发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因而被撤销副组长职务。他执着追求真理，仍把商品经济作为研究的课题。

1961年参加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论商品经济》一文的结论是：“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是他的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并据此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

1985年6月下旬，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全国经济理论界充分肯定他提出的商品经济理论。从198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广州社会科学》、《广州日报》等1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30多篇文章和报道，评价他的商品经济理论和治学精神，称他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主要论著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等。

1985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1986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同年6月24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0岁。

1999年，为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活动，后经无计名投票而选出十本优秀经济学著作，卓炯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名在其中，成为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十面旗帜之一。

卓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提出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根据这个中心思想，合乎逻辑地得出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的科学结论。1961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而且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

他认为剩余价值是扩大商品生产共有的经济范畴，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称为无偿占有价值，剩余价值归社会所有，称为公共必要价值。

他认为价值规律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精华，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概括，因而适用于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转化为资本价值规律，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转化为社会资本价值规律。

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他提出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计划必须放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

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彻底的商品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过去的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中央管得过多过死，而在于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根据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改革的方向和中心问题在于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商品经济体制。他进一步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基本的发展战略。

经过20多年的理论探索，他已形成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他认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学。他在完善、丰富商品经济论的同时，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他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劳动经济学，狭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研究某种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劳动经济学和所有制经济学的有机结合。

孙冶方最早明确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但他认为公有制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而是产品经济。卓炯则认为公有制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是首要规律。

在卓炯先生丰硕的学术成就中，最突出的是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他的这一理论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2.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者

3.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4.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者

卓炯的经济理论，是在彻底批判产品经济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革命的重大理论成果，已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说，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

上个世纪的“卓炯革命”

卓炯在其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地探索强国富民的真理。他以反潮流的巨大理论勇气，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率先突破和批判了产品经济理论体系，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彻底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革命，即“卓炯革命”。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炯最早奠定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突破了“计划经济制度论”和“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卓炯提出的“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自称“社会分工派”，是对其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

卓炯的经济理论，是在彻底批判产品经济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革命的重大理论成果，已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说，即“卓炯经济学说”，可以简称之为“卓炯学说”。

卓炯的经济理论已经形成理论体系

卓炯的经济理论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即“卓炯学说”。其涵义是：以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解释关于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经济学说。

这是因为：第一，卓炯的经济理论，已经形成理论体系，已称得上是一种学说。作为一种经济学说，不仅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要有独树一帜的观点，还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与其他种种经济学说相区别。卓炯的经济学说已具备这种品格。

“异端邪说”变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学派

第二，卓炯自称“社会分工派”。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沿袭前苏联教科书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的思路，卓炯则另辟了一条从社会分工出发的思路。沿着这条思路，卓炯不断地进行拨乱反正，处处与产品经济论划清界线，树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社会分工论”的旗帜下，赞同和运用卓炯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随着卓炯的观点越来越多地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实践所验证，日益被更多的经济学者认同，被党和政府的决策所采纳。卓炯逝世2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由处于禁区的“异端邪说”转变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社会分工派”既然已发展壮大，登上舞台，自然可以称为一种学说。

卓炯的独特经济范畴“扩大商品经济”等于市场经济

第三，卓炯一开始研究，就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参照，从中抽象出一个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而撇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扩大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是卓炯的独特经济范畴，其主要特征是有价值增殖、有资本一般(卓炯称之为“资金”)和剩余价值一般、已存在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说明商品生产已处于发达阶段。所以，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就等于市场经济范畴。

卓炯的经济理论可总称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

第四，卓炯是“宽派”，与于光远一样，历来主张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此，卓炯在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他在1962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两者是一码事，只不过后者是前者的完成形态而已。卓炯的市场经济论包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从理论经济学看，是属于比较经济学。这种“宽派”的市场经济论以社会分工为理论基础，可以总称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

卓炯的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1）、《政治经济学新探》（1983）、《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6）等。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我国理论界也曾出现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卓老经过长期勤奋钻研得出的新观点、新理论,当时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经济学界不少同行的非议,批判来自方方面面,“修正主义”的帽子满天飞。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不屈不挠,批而不倒,压而不垮。

在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卓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最难忘怀的是他的坚持真理、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科学态度；他那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他的科学态度和人格魅力,激励着我们解放思想、坚持真理、大胆创新、奋勇前进。

经济理论界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卓炯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继续完善、需要深层次的改革以及与世界接轨,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等)与之相配套。而这一切都需要更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理论界的新探索、新突破,需要再次呼唤理论界的良心。我们应该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站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命运的高度,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