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

由于凯恩斯主义一直是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权变”的货币政策自然成为西方各国的正统，大行其道。不过，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一股反对“权变”的理论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高举这支反旗的领袖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这位个头矮小但思想超卓的经济学家，雄辩滔滔地对凯恩斯的“权变”政策进行了批判。

弗里德曼认为，“权变”政策不仅事实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据此，他力主政府放弃传统的“权变”政策，而建议用一种预先制定的对货币投放有约束力的“规则”取而代之，比如，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著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用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证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更不稳定。他通过对历史大量统计资料的考察和实证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滞期”后才能作用于经济。具体地说，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两个“对滞”：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经过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

正是由于存在这12~18个月的滞后效应，所以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就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与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

由此可见，政府要担当好“守闸人”并非易事，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倒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比如，货币当局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牢牢盯住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劳动力增长比例，并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控制在这两个指标之内，如此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反而可以使经济趋于稳定。

根据自己的估算，弗里德曼指出，美国每年需要增加货币1%或2%以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再加上年产量平均增长约为3%，若再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等因素，美国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可定在4%～5%。这种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为货币供应确定的一条稳定航线，只要货币当局始终遵循这条航线，那么，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就能得以避免。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权变”政策无法化解西方国家的“滞胀”，所以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瑞士、德国、日本则被认为是由于实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而控制了通胀;当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所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项目。“简单规则”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窥其一斑。

从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内容可以看出，它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市场价格机制基础之上的，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价格传导作用大打折扣，所以“单一规则”货币政策效果在发展中国家收不到理想的效果。

第一，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和条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别。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原因往往不是由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在供给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瓶颈”状况所致，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的落后、资本的匮乏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再加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等导致供给的无弹性，从而使总供给的增加始终赶不上总需求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并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一种由经济失衡所造成的价格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曼的简单“规则”货币政策根本不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

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双高”现象，标志着我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循环的高涨阶段，按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对付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显然应该使用严厉的紧缩政策、以恢复物价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然而，80年代以后我国实施宏观调控的实践已证明：在经济膨胀时期，为对付通货膨胀而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对抑制物价上涨能获得显著的效果，却要为此付出经济衰退、甚至陷入经济萧条谷底的代价。通货膨胀的原因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居高不下，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趋于下降，而房地产等其它投资则迅猛增长，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之下，若仍简单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其结果将会使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的矛盾被激化，潜在的企业经济效益低下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资金紧缺会酿成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的债务危机，再次将国民经济拖入了衰退的低谷。根据这种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断然采取了以抵御经济波动为目的、侧重于稳定而又兼顾增长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第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要素及货币金融市场不发达，不存在消费者主权的作用和公平激烈的市场竞争，价格扭曲，不能够反映相对成本、效用以及真实的供求状况，再加上各种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充分发挥其合理配置的作用。因此，仅仅依靠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价格机制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

从2003年下半年，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涨、投资出现过热，面对经济膨胀的趋势，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实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等间接调控经济的市场化手段，但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央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被削弱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价格调节工具，比如利率，不能反映市场。在我国只有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是按照市场供求情况来决定的，其他的利率都是由官方规定的。官定利率不能完全反映出市场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完全灵活地选择对利差及利率风险进行控制的方式;社会总体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微弱,造成利率对投资需求的实际影响力不强,这两方面使利率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存在较长的时滞,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阻碍。最后人民银行不得已实行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才得以收到一定成效。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一些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盲目的将弗里德曼“单一规则”货币政策拿来医治通货膨胀，收不到明显的效果。

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原因往往不是由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在供给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瓶颈”状况所致，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逐步改善经济结构问题，和建立相对完善的依靠价格来调整地市场机制，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