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大战

更新时间:2024-04-23 19:06

民国时期奉鲁联军与国民军争夺战略要地南口的战斗。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发生矛盾。1926年初,在英、日等国的支持下,张作霖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从东、南两个方向进攻北京。控制北京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被迫下野,赴苏联考察。国民军在京汉、京山津浦三条战线抵抗张吴联军。由于山西军阀阎锡山屯兵大同威胁国民军西去绥远的退路,国民军遂于4月15日放弃北京,退守南口。其后张、吴发生摩擦,张作霖转而与山东督军张宗昌结成奉鲁联军。7月24日,双方在南口地区展开炮战,辅以阵地争夺战。双方投人兵力数万人。战至8月13日下午,国民军撤出南口阵地,向绥远退却。14日,奉鲁联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占领南口,南口大战遂告结束。

历史背景

1926年夏,北伐大军由广东兴师北伐之日,正是国民军与北洋各系军阀鏖战于南口之时。直系首领吴佩孚为了要与奉系首领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的地位,不得不将全副精力注视于北方,致使两湖方面特别空虚,江浙方面亦形孤立,北伐大军得以长趋北进,所向无阻。国民军在南口的苦战,就整个局势来说,对北方反动势力,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国民军逐渐地倾向国民革命,尤其“五卅惨案”以后,反帝色彩日趋浓厚,益加厌弃段祺瑞的媚外政府,中国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国民军控制地区内蓬勃开展。后来郭松龄部又与国民军相结合,改称东北国民军,由滦州回师东北,使奉系势力继直系之后,分崩离析。各帝国主义见到他们卵翼下北洋军阀逐次垮台,于是大起恐慌,彼此暂时妥协,直接间接地大力支持各系军阀,促使联合一致,环攻国民军,以压制北方的革命势力。

冯玉祥在1925年冬战胜李景林攻占天津之时,曾慑于环境的不利,为了保全实力,即拟将国民军引退西北,确保绥远甘肃,坐以待时,于1926年1月上旬宣布下野出洋,希望以此来缓和当前的形势。但这项主张不为大家所接受,国民二、三军交相责难,国民一军前方将领们也一致认为当前的形势,并不是没有办法。直奉两大势力新挫之余,吴、张暂时结合,依然同床异梦,况直系中的孙传芳、萧耀南、靳云鹗诸人,均主张与国民军联合对奉,苟能善为运用,不无转变的机会。主要的还是以为绥甘两省过于瘠苦,衣食饷项全无一点储备,骤聚多兵,颇难久持。更以广东方面的反动势力,已被肃清,革命军出师北伐指日可待。将领们在北京推请刘骥、熊斌、王乃模等到平地泉反复向冯陈说。另一方面,冯的顾问李烈钧、方声涛和徐谦、李煜瀛国民党诸友,群相晓以革命大义,力加劝阻,冯始先暂缓出国,在察西平地泉停住下来。至3 月中旬,阎锡山在石家庄晋北两路出兵,附吴的态度已明,国民军的后方顿感威胁,不得不由津南、津东缩短战线,向后撤退。冯见他的计划已经实施,乃于3月20日出国赴蒙古首都库伦。其后国民军在北京附近一度停留,及至与靳云鹗、田维勤的合作失败,于4月15日撤离北京。

国民军撤退北京,本来是个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当时除直鲁军在京南黄村一带与国民军交战外,东面的奉军、西面的直军,均未积极进攻。那时的国民军尚是有几年的训练基础,战斗力仍甚坚强,纪律亦极严明。

战前形势

当时国民军的总兵力,除甘肃刘郁芬的二个师以及马家军的四个师之外,撤驻察绥的,国民一军尚有12个师、七个骑兵旅、一个卫队旅;国民二军有弓富魁、胡德辅等部;国民三军有徐永昌、刘廷森、续培模等部;国民五军有方振武部,合计十五六万人。张之江以西北边防督办统掌军民两政,当冯玉祥宣布下野时,曾有意将西北边防督一职交由张之江接任。

4月下旬,各路军事布置如下:

东路军总司今部在张家口,设前方指挥部干下花园,以南口为防守中心。南口位于居庸关内,该处重峦叠嶂,素称天险。这里的阵地,是半年以前冯奉关系一度紧张时,国民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下选定构筑的。左翼自关公岭经雄伟台至长城根之撞道口,依山带水,地形、地物和利用至为巧妙,阵地前筑了深阔的外壕,夹杂敷设地雷、电网,阵地内有强固的掩蔽部,铁路上设置钢甲车,山谷中筑设炮兵阵地,置观测所于山上。视界,射界至为辽阔,工事坚固向所未有。以顽强的第十师拍任守备,师长刘汝明,旅长为张万庆、胡长海、王义元。右翼阵线自石寨经镇边城至长城根的沿河口,守以陈希圣的第三师,旅长为徐以智、葛运隆、许骧云。南口东北延庆方面,守备部队为佟麟阁的

第十一师,扼要设防,布置亦颇严密,其北为张心元的骑兵第三团,守赤城独石,暂归佟师指挥。南口西北方面,以弓富魁部驻河西营附近担任警备。以北阳原方面,以徐永昌驻华梢营附近担任警备,并以第五师宋式颜部驻恒安,方振武、孙连仲、冯治安等部驻京绥线的柴沟堡一带,警备米薪关、天镇方面的晋军。

北路军总司令部,初在多伦,后移沽源、张北、多伦。沽源方面地势平阔,利于攻而不利于守,初由宋哲元指挥由热河撤回的部队担任防守,自佟麟阁的十一师划归东路军指挥后,尚有第五师董砚璞旅、骑兵第一旅席液池部、骑兵第三旅郑泽生部、骑兵第九旅蒋文焕部、骑兵第十旅宝振荣部、骑兵第十二旅姚景川部、内蒙骑兵乐景涛部。不久宋哲元调任西路军总司令,各部继由第九军军长王镇淮指挥。后防军设总部于平地泉,指挥韩多峰、田春芳、韩占元各旅,担任大同方面的警备。其他韩复架部第六师、石友三部和骑兵郑大章旅,陆续经由察北隆盛庄向丰镇集中,以固后方防务。

5月中旬,国民军重新部署,鹿钟麟的东路军在东、南两面暂取守势,任郑金声为第一军军长,指挥陈希圣、刘汝明、佟麟阁三师守南口,以王镇淮为第九军军长指挥北路军,守多伦、沽源。为配合西路的进攻,任方振武为第二军军长,孙连仲副之,指挥国民五军各部和第五师宋式颜旅攻天镇及其以南地区;以徐永昌为第三军军长,弓富魁副之,指挥国民二、三军各部攻阳原、蔚县。宋哲元改任西路军总司令,移总部于丰镇,从北面进攻,以韩复集为第八军军长,指挥所部和韩占元旅攻大同;以石友三为第六军军长,指挥所部攻左云;以赵守钰任骑兵第一集团总指挥在右翼方面,以杨兆麟任骑乓第一集团总指挥在左翼方面.策应正面的进攻,以石敬亭任第五军军长,驻守平地泉,维持后方。任蒋鸿遇为总预备军指挥其第七军各部,坐镇绥远,派出有力部队,侧攻偏关、平鲁、右玉,以配合西路军进攻。第一期作战,先下大同,恢复交通;第二期作战,与东路军会师于桑干河左岸,以肃清晋北。作战目的,仍在确保察绥,并无图晋之意。

晋军总司令为商震,谢濂任前敌总指挥,设第一道防线于右玉、左云、大同以北的孤山、阳高、天镇、阳原、蔚县各地;第二道防线,在平鲁、岱岳、应县、浑源、灵邱等地。晋北素为历史上边关屏障,内外长城之险,各处城垣之固,易守难攻,这是国民军所未估计到的。

战争爆发

5月18日,国民军东西两路同时开始进攻。西路韩复榘军一举突人得胜口,继下孤山,在洪寺堡几经激战,始克该地,近逼晋军之阵地,展开激烈的攻防战。晋军阵线

垂危之时,忽以挺进队突击孤山,韩军后方大受威胁。宋哲元闻讯,亲率手枪团乘钢甲车驰援,包围猛攻,遂将挺进队击溃,乘胜南进,协同韩军攻陷晋军主阵地,占领大同车站及城外地区,晋军南退。城内尚留有张汝苹、傅汝钧两部固守,潜伏不出。韩军除留一部监视大同外,继续南追。是役俘获晋军旅长丰玉玺。右翼石友三军亦经拒门堡进攻左云,赵守钰的骑兵经杀虎口进攻右玉,均以城固力攻未下。后以绥远部队进攻平鲁得手,谷良友旅赶到右玉,合力进攻,才克该城为配合左翼韩军进展,乃以骑兵监视左云,大部长驱南下,于攻下怀仁后左云亦破,守将王振恩被俘。第一期作战目的已达,韩军回攻大同,宋哲元指挥石友三、赵守钰等部向朔州、岱岳、山阴前进。

东路方振武部进攻天镇,于突破城外阵地后,晋军退守天镇城内,守将傅作义据险固守,屡攻不克,因城距铁路数里,已不妨碍铁路交通,亦留兵监视,继攻阳高,乘势强攻,一鼓而下,转向西南应县、浑源进击。京绥铁路沿线除天镇、大同两城孤悬外,铁路交通已告恢复。第三军徐永昌、弓富料等部进攻阳原、蔚具,突破敌阵后,继向灵

邱虎寨追击,完成了第一期作战任务。20多天的战斗,晋军的战斗力虽然不是国民军的对手,节节后退,但天镇、大同的固守,抑留了国民军不少的兵力。

6月上旬,吴、张政治上的纷争正浓,吴佩孚将主张与国民军合作对奉的大将靳云鹗免职,使国民军益为孤立;南口方面的田维勤部有几部分相继投归国民军,已无能力进攻;左翼李景林部受到奉军的猜忌,撤回天津,情势益形和缓;多伦方面的奉军一度被击退后,国民军撤守沽源,阵线缩短,益为稳固。于是在晋北方面,继续执行第二期作战计划。西路石友三军于攻下岱岳、山阴后进逼雁门,赵守钰的骑兵进围朔县,绥远部队迫近神池。东路宋式颜旅克应县,方振武部围浑源,以城垣险固,数攻未下,乃抽兵南下,进迫大小石口。徐永昌、弓富魁等部于下灵邱继续南追,弓富魁旅一度进入平型关,遭到了反击,又行撤出。至6月底,长城以北的晋北地区,除天镇、大同、浑源三城外悉为国民军所掌握。至7月下旬之间,宋哲元曾一度与阎锡山谋和未果,一度进攻雁门,由于后力不继,也未成功,宋式颜部进了小石口,又退守长城,全线改攻为守,晋军亦无力反攻,形成了长期的对峙。

南口之战

南口之战,国民军在这方面的布置,无论在阵地设备上和在兵力配备上都是很强大的。大战的开始,只能说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激烈的战斗不过几天,直军、鲁军以及奉军的进攻均被挫败。后来奉军进攻重点转向北路,使国民军的防守感到极大困扰,人力物力日渐消耗,盖长期防守易陷被动也。南口离北京八九十里,朝发可以夕至,张作霖、吴佩孚均不敢进占北京,相继进人了政治上的纷争,先宪法,后内阁,明争暗斗,各不相下,最后还是先谈军事,依然勾心斗角。吴佩孚不改狂妄,要以老大哥自居,张作霖明知其不成,索性从旁看看笑话。勉成协议,由奉军进攻多伦方面,将进攻南口的重任,推给吴佩孚主持,张宗昌捧吴,助攻南口,寄望于晋军的抄袭国民军的后路。阎锡山素抱骑墙主义,一心要想坐收渔利,所谓三路联合进攻,也不过是个彼此观望的空架子。

到6月下旬,吴、张会于北京,国民军促成了他们两次直奉战后会见。没有谈别的,只是约定政治上暂时维持杜锡珪内阁,军事上一任吴佩孚主持。匆匆一面,张回天津,吴到长辛店指挥布置,以鲁军仍由昌平进攻南口,以田维勤部由京西进攻怀来,魏益三部由涞源进攻蔚县。吴的惟一法宝,即先下宣化者任察省都统,另一面是严令限期攻下某地,退后者斩,所谓恩威兼施。可是在这个时候,已经不管用了。

鲁军在5月间一度猛攻南口,吃过苦头,田维勒部在南口以西淤泥坑被许骧云旅打得落花流水,丧失进攻能力。国民军乘敌人疲惫之时,以一个混成旅大举出击,先后收复昌平、沙河,北京为之震动,国民军无意进兵北京,旋即撤回。

至7月中旬在吴佩孚下令进攻的南口,其陈鼎甲旅首先在妙峰山宣布反正,使吴、田大伤脑筋,接着贾自温、马某(待查)两团亦投归国民军,其他营连相继归来的不少,使直军的主力——田部陷于瘫痪状态。至魏益三部新近在东北国民军郭松龄部失败时,由冯玉祥改编为国民四军,饷项服装曾受到国民军的接济,此次国民军北撤,仓卒未及北来,不欲与国民军为敌,情理亦甚明显,况奉军曾向吴清算他的旧帐,他无心与奉军联合作战,也是很自然的。此时吴的进攻计划完全破产,加以北伐大军长趋两湖,吴的处境,更是进退维谷,不得不厚着脸皮乞怜于奉张。此时奉军见吴已经承认无力进攻,阎锡山一再呼援,国民军大部已被晋军抑留于晋北,乃答应加派张学良、韩麟春等部配备邹作华的大量炮兵增加于昌平正面,协同张宗昌的鲁军进攻南口;另以吴俊陞率万福麟、汤玉麟、穆春等部从东面进攻多伦、沽源和赤城、延庆,西路仍由直军担任,以免势孤力单,并且进攻南口的直鲁军,仍由吴来指挥,以表示尊重。吴也不能忘情于北方的政治地位,一任奉军将来独居其功,依然拖在北方未走。

7月下旬,奉鲁军以张宗昌任前敌总指挥,开始总攻南口阵地,先以大炮猛烈轰击,国民军均在掩蔽部内潜伏不动,迨步兵近逼阵地,方枪炮齐发,继以大刀手榴弹予以歼击。张学良、张宗昌均亲到前线督战,部队前仆后继,反复冲锋。守将刘汝明每当战斗激烈之时,坐镇南口指挥所,房屋尽为炮火夷毁,坦然坐于高台之上,从容指挥。有次守龙虎台的团长王士箴跑回指挥所报告,说:“敌人攻势甚猛,守兵伤亡殆尽,希望师长增派援兵。”话未说完,刘插问:“你叫什么名字,不是叫王老虎吗(王的外号)?我看你是个假老虎。”王一看情况不对,转身跑回了阵地,不敢呼援。晚上刘将王请来,当面安慰说:“我的脾气不好,你不怪我吧?我离你们的阵地只有几百米,我看得很清楚,假设有事,我立刻上去。当战斗激烈的时候,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指挥位置,军心一动摇,那就危险了!”王连声说:“我不对,谢谢师长的教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除了龙虎台,还有左翼的关公岭,那里守将张万庆也很顽强,接连打退了敌人多次的猛扑,每天夜间派出武装搜查队,到阵地前方搜寻敌人遗弃的武器、弹药。这样的战斗,持续了六七天,奉鲁军的攻击即被粉碎,直到国民军撤退南口,奉鲁军未越雷池一步。右翼方面的直军,有时仅有试探性的进攻,一经反击,即复折回,兵力逐向西移,寻找国民军的弱点,迄无激烈战斗。

奉鲁屡攻南口不下,遂以万福麟部由怀柔二道关方面进攻延庆,由谭庆林作先导。谭原任宣化镇守使,附近的地形很熟,分路窜扰,国民军转用兵力不便,颇陷被动,延庆一度被围,经调南口右翼守军陈希圣部驰援,卒能维持阵地于最后。

赤城守军张心元部,为察哈尔收编之游击队,与奉军一经接触,即态度不明,擅自撤赴独石口,赤城即为奉军占领。国民军急由延庆分兵一团北进,将赤城收复;以一营驰防独石口,扼要防堵,方告无虞。西路灵邱方面,直军和晋军由紫荆关和平型关双方配合进攻,当面守军为弓富魁旅,训练较差,会攻不会守,一经敌人绕攻,即行后退,后经孙连仲率部驰援,才将敌人打退。孙指导他们布置阵地,但孙部撤回,他们也回到后方。孙问他们“为什么不在阵地防守?”他们说:“现在我们回来吃饭,明天回去再打。”幸亏敌人亦无进攻能力,也算是棋逢对手,得以相安无事。

北路多伦、沽源方面,地势平坦,战线绵长,易攻难守。吴俊陞指挥汲金纯、穆春等部攻多伦,汤玉麟、戢翼翘等部攻沽源。守将王镇淮指挥步兵一旅、骑兵六旅与敌人周旋月余,阵地屡得屡失,和敌人打罗圈仗。待晋北战事进展,京绥路交通恢复,宋哲元率部驰援,才将敌人击退,恢复了沽源的防线。

东路各军自7月下旬以来,情况日紧,可以说南征北战,东打西杀,阵地虽能确保,颇有疲于奔命之感。另外甘肃方面,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均接受了吴佩孚的委任,起而联合韩有禄、黄得贵各部,围攻省城兰州,国民军不得不先后抽调吉鸿昌和郑大章各旅驰援。以此西路兵力,益感后力不济,天镇、大同、浑源各城,几度组织进攻,以各军不肯再作消耗,均未成功,终为心腹之患,整个形势日益危恶。加以四个月以来,不但饷项无着,武器弹药消耗殆尽,甚至粮食给养亦感为难,军民交困,赖以维持生活的西北银行钞票终至无法兑现,由物质到精神均足以影响到国民军坚持战斗的信心。

战斗结果

8月上旬,各高级将领再次集于张家口,几个月以前的主退派啧有烦言,他们认为北伐军虽然进展很快,终觉相去太远,无法取得呼应。直军无力进攻,而东有奉军,西有晋军的长期困扰,国民军在哪一方面也难突破重围,长此拖下去无异坐以待毙。此时西撤,虽不若以前,但总算是一条出路,否则将来必至日益困难。此时主守派已有气无力,不作坚持,8月10日晚打电话到前方,邀鹿钟麟回来,共同商议。鹿到后说:“现在的形势,国民军好像一个灯笼,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张纸糊搭着,还可以维持着蜡烛不灭。可是把这张纸揭下来,灯笼也灭了,纸也没用了。”当时有位守南口的将领主张:“我们是不是可以编组一个军,由南口冲出去,如能到河南,就有办法了。”这个意见未得到旁人的重视,结果还是决心西撤,并推石敬亭赴苏催促冯玉祥回国,主持大计。

8月12日下令总退却,任鹿钟麟为后方总司令,先东路后西路,以平地泉、卓资山以西为撤退目标,以韩复榘、石友三两部担任掩护。这次的撤退,虽然还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各路敌人也不是逼迫得那么紧,可是撤退的情况与撤退北京时大不相同了。因为此时的国民军既没有一个政治上的目标,也缺乏一个人事上的维系。冯玉祥一向不扶植部下某一个人的威望,他本人不在,群龙无首,谁也不听谁的,各有各的打算,国民军在精神上无形解体。晋军商震利用他与国民军内部人事上的关系,分途拉拢,声言合作对奉,进驻绥远后,负责饷项给养的维持来瓦解国民军。首先韩、石两部表示欢迎,初还以“降汉不降曹”的词来掩饰面子,实际上还是一个吃饭问题,国民军撤守平地泉的计划完全破产。国民军在撤退中,沿途兵站的设置不及,军队的给养无着,军纪已无法维持,京绥路遭到敌人的破坏,撞车出轨之事层见迭出,秩序大乱。陈希圣部徒步道经察北隆盛庄以东西撤时,遇到二三百地方部队的阻击,竟致成团成旅的部队不能通过。真是兵败如山倒,完全丧失了作战的能力。及到绥远,居然发生了抢劫的现象,到处强拉民间牲畜,步兵成了骑兵,张之江、鹿钟麟不得不亲自带着手枪队查街,当场枪毙几个倒霉的,以资震慑。大势已去,几至不好维持。

9月1日,商震在韩、石两军的迎接下到达绥远,石友三部西开包头,商震并派人到包头拉拢各军合作,情势混乱。最后商定,宋、张二人先赴库伦迎冯,冯如未回国,派人回来送信,鹿再前往。不料宋、张遇冯于中途,9 月15 日一同回到了五原,重整军队,组成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接受国民党的领导,9 月17 日在五原誓师北伐,参与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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