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社

更新时间:2024-01-09 18:55

南国社,是现代戏剧艺术团体,由田汉于1928年初正式创建(一说创建于1927年冬)。1926年,田汉组织南国电影剧社。1928年初,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等商定,改组南国电影剧社,定名南国社。设有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5部,并创办南国艺术学院。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在全国各地举行公演,多演出田汉创作的剧目,有《苏州夜话》、《名优之死》、《南归》、《湖上的悲剧》等,影响较大,为当时文坛所瞩目。1929年创办机关刊物《南国月刊》。从1928年初至1929年是南国社最主要活动时期。1930年4月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批判南国社“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对过去的创作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全盘否定,公开表示向无产阶级转向。1930年5月因演出《卡门》遭政府当局搜查、封禁。它以戏剧运动为主绽放异彩,使新兴话剧扩展了阵地;同时,它也为中国话剧事业培养了编剧、导演、音乐、美术诸方面的众多人才。

组织简介

南国社,是中国文艺团体。1927年冬成立于上海,领导人田汉。1924年,田汉与其妻易漱瑜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创办文艺刊物《南国半月刊》,“南国”的名称从此流传下来。1926年,田汉与唐槐秋、唐琳、顾梦鹤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从事电影的制作,摄制了影片《到民间去》;1927年初又摄制《断笛余音》,同时开始演出话剧。是年,田汉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执教,和欧阳予倩、唐槐秋、高百岁等举办“艺术鱼龙会”,演出了田汉编写的《生之意志》、《名优之死》等7部话剧和欧阳予倩编写的京剧《潘金莲》,获得成功。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拟从事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美术、出版等文艺活动。

南国社成立后即开办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田汉、徐悲鸿、欧阳予倩分任文学、美术、戏剧等科主任。以“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定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我们自己的批判》)为办学宗旨。半年后,南国艺术学院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被迫停办,田汉即致力于领导南国社的戏剧活动。

南国社戏剧的演出以它1930年“转向”革命戏剧运动为界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括1928年12月至1929年7、8月间在上海、南京、无锡、广州等地的演出活动。这时期上演了田汉创作的《湖上的悲剧》、《江村小景》、《苏州夜话》、《颤栗》、《古潭里的声音》、《火之跳舞》、《第五号病室》、《南归》以及根据O.王尔德同名独幕剧改编的《莎乐美》等。这些剧目不同程度地发出对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和封建势力的抗议、控诉及改革社会的呼声。同时,又渗透着寻求光明而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迷惘情绪,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低潮时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演出在受到大革命失败冲击的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观众希望南国社能“为饥寒所迫的大众”输送“更粗野更壮烈的艺术”。

1929年田汉在由南京返回上海的旅途中即兴编写短剧《一致》,先后在无锡、上海演出。《一致》象征旧统治的崩溃、新世界的诞生,喊出了革命群众反抗暴戾统治的心声,受到观众欢迎。该剧的演出成为南国社向左转向的标志。

1929年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田汉由此找到了南国社左转的方向。1930年4月,他发表了长达数万字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全面检查和批判了自己和南国社戏剧活动中的小资产阶级非政治倾向的错误和缺点,南国社从此进入它戏剧活动的后期。1930年6月11至13日,南国社在上海中央大戏院演出田汉根据法国P.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的《卡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酷爱自由、敢于反抗压迫的妇女形象。剧本对人民革命发出了热烈的呼唤,是一出“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现实”的剧目,演出后第三天,遭到反动当局禁演。1930年9月,南国社被查封。社中绝大部分成员在田汉率领下加入左翼戏剧运动。

组织成员

南国社的成员,以后不少成为中国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的骨干人才,如唐槐秋、陈凝秋(塞克)、陈白尘赵铭彝、金焰、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

主要影响

南国社戏剧在内容上发展了“五四”时期的爱美剧,由于其成员多属小资产阶级青年,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往往带有伤感成分和浪漫色彩,形成南国社话剧那种以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为主调,而又带有忧郁色彩的抒情特点。它的戏剧演出着眼于揭示内容和人物思想,在表演上摒弃文明戏遗留下来的装腔作势的程式化演技,朴素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他们注意学习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采用简单的舞台布置,不用硬景或绘景,而代之以布条制作的布景,突出灯光的作用。1929年,南国社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演出时,就在舞台的桌椅上覆上白布与黑布,配成一种黑白相间的幕景,用蜡灯和煤油灯照明。演出《苏州夜话》时则用一条横板并点上10多个烛头代替“脚灯”,革新了舞台演出形式,表现出一种清新、自由、奔放而富有反抗的精神。南国社戏剧活动较彻底地摆脱了对外国戏剧的模仿并挣脱了文明戏的束缚,在中国话剧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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