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3 00:22
南桂馨，字佩兰。民国时期军事、官员，山西宁武人，1883年生。山西大学、日本东京警察学校毕业。历任山西巡警道，晋北代理镇守使，同武将军公署参谋长等职。1924-1938年间先后任山西省警务处处长、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天津市市长、国民党山西省党务指导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导淮委员会委员、任河北省政府委员等职。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 “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3月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桂馨任山西省政协委员、北京文史馆馆员等职。晚年定居北京，1968年因病逝世。（概述图来源见同一参考资料）
南桂馨，字佩兰，山西宁武人。少小之时家庭富庶，幼入私塾，虽机敏，却不甚喜读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愈15岁的南桂馨，科考不佳，仅得附生。然南并不将此放在心上，仍热衷子四方交友，见识日广。光绪三十二年，南桂馨结识由日本归国返宁武的同盟会员丁致中，谷思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后的日子中，南在谷，丁的影响下，拟在宁武创办山西省立五中。是时，虽有办学计划，然经费却无着落。精于集财之道的南桂馨，便提议从煤税入手，向一贯拒付煤税的朔县教会作斗争，逼其纳税，以此款为建校资金。
一俟方案确定之后，南即与同窗好友冀学蓬、王宪等，宣传其它同学并热衷于此事者，积极斗争，毫不懈怠，终于争得胜利，创办了省立五中。此事虽遭到教会的反对，并受到清廷的追究。然而，南桂馨却通过这次斗争，逐渐步入其政治生涯，旋经丁致中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山西支部，成为革命党人。也就在这一年，南赴省城太原投考山西大学堂预科，但是成绩欠佳，试不及格，转赴日本警察学校就读。两年之后，即宣统元年(1909)年，学业届满归国，返并后受到阎锡山的青睐，举荐入新军85标先任书记官，继任军需官，逐渐成为阎氏的心腹亲信。
武昌首义之后，波及全国。山西革命党人以省城太原做为活动中心，宣传鼓动，酝酿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这时的南桂馨身为革命党人，又在当时革命力量最为活跃的新军内任职，眼见革命时机已经成熟，遂顺应历史潮流；踊跃赴身，成为辛亥太原义举前夕的核心人物之一，积极地参与起义前的联络，组织，发动和具体策划工作。
1911年10月29日凌晨，姚以价率众打响太原辛亥义举第一枪。这时，随黄国梁率军南下的南桂馨，在义举告捷后即由祁县返回省城，先后参加了新军86标本部阎锡山召集的会议，和山西省谘议局召开的选举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会议，会上，南桂馨与阎的另一心腹张树帜，按86标本部会议上阎氏的既定方针，软硬兼施，一呼一应，吓跑与阎对抗的谘议局议长梁善济，裹挟惊魂未定的其他议员，举手表决，为阎锡山当选山西军政府都督，竭尽全身解数，立下了汗马功劳。
山西军政府成立之后，清军陈重兵于娘子关外．当时，敌强我弱，战云浓烈，一触及发。南桂馨受都督阎锡山之命，先后赴陕西，武昌，上海等地向南京革命政府求援。与受阎命北上北京求乞于袁世凯的谷如墉，一南一北，为保住阎氏的都督宝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南桂馨紧步阎氏，阎在重返太原继任山西都督，站稳阵脚后，先后提携南为山西巡警道大同镇守使。河东筹饷局长，山西都督府参谋长。都督府粮服局长，山西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所长。山西省防疫局长，驻石家庄山西陆军后防总司令(阎氏)，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主任。真可谓。成长迅速，年年有进。
民国十九年(1930)，阎冯倒蒋战争以失败告终后，南桂馨被蒋氏政权作为瓦解对象，调任南京被委为蒋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立法委员，导淮委员会委员，再没有获过什么实际职务。也再未回山西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多次胁迫利诱南桂馨为其服务。总以身弱多病，虚与委蛇，虽没有做到怒斥敌酋，但也没有屈服就范，力敌效劳。直至抗战胜利，他才复出政界，重涉政务，先后充任蒋氏“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傅作义部总顾问等职，形同赋闲。
新中国成立后，南桂馨迷途知返，将自己多年聚积之富，诸如房产，股票等等，全部献给山西人民福利事业委员会，荣任山西省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员等职。有生之年他十分关注我国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撰写了不少文稿，直至其去逝前夕，仍笔耕不辍。
参加辛亥革命太原起义
南桂馨作为太原起义的主要参与者，对起义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本人对此事的回忆如下：
辛亥武昌起义，陕西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害怕波及山西，因有派军扼守河东之议。又以第一标革命分子特多，所以特命第一标一二两营守护河东，以为调虎离山之计，留第三营驻扎太原，因第三营管带熊国斌系姚鸿法之旧属。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一二营依次出发。但在未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我此时已经改任军需官，应随标部前往。九月初七日，黄国梁和我率领标部及先行一队，遵令出发。行抵祁县，电报忽然不通。我们明知省城有变，但不知究竟如何。黄国梁和我计议，留标部人员及队兵在此待令，由执事官祁祥徵指挥。我们二人一同返省，探询究竟。走到徐沟县，遇见了本标退出的士兵。他们说：“太原已经革命，一标官兵，未得命令，无所适从，特来寻找标统，听候发落。”黄国梁因令他们在此待命，我们仍然前进。入太原后，才知陆抚和他的儿子光熙以及新任协统，均被杨彭龄击毙(一说陆钟琦是被张煌击毙)，阎锡山、温寿泉被新军及谘议局选为正副都督。当时督署尚未组织，除阎所部第二标外，其他军队也没安排。我到临时督署(原谘议局)后，才知道是一盘散沙，毫无头绪。
吴禄贞被刺后，阎锡山感到山西形势的危险，意欲向陕西求援，特别重在军械的接济，我奉派到了陕西，会见了东路都督张钫，才知道陕西的真实情况。他劝我不必去西安，最好转赴武昌，求援于黎元洪大都督。我就听了他的话，立即起程，他派副官王某沿途护送。王是哥老会的会员，行辈甚高，所以到处都有哥老会会员们的招待，虽然在变乱的时候，我们并没感到任何流离之苦。而沿途哥老会的青年们，随行日众；他们声言，要向南阳总兵谢老道(不知其名，但知以前他杀害哥老会员不少)复仇。到了浙川厅，我们才分了手。原来王天纵正在豫西起义，他们都是投奔他的。
从此，我和张钫所派的代表高致堂，同由龙驹寨登舟，路经仙桃镇，知道汉口被清军占领，又转到沙市。适逢季雨霖招抚鄂西到此，由他派炮船又把我们送至武昌。我通过刘公见了黎元洪。黎表示无力支援山西。由他备文送我到沪。到沪后，由乔义生引我见了孙中山先生，报告了山西革命经过，随即随孙先生到了南京，我也就住在总统府里。
南北议和，而北政府有不承认山西、陕西为革命军之说。我即谒孙先生力争。孙先生说：“虽有此议，我们绝不承认，宁可和议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你们尽可放心!”后来和议已成，向比国借款也签了字。我乘机向孙总统要求，得到批准，拨付山西善后费100万元，由我和乔义生、狄楼海、梁上栋、刘懋赏五人代领，存入中国银行并声明非有山西都督电并派专员来领，不能支付。因为我向孙总统要求军械，他以即有军械到沪，路途遥远，也难转运，所以才有这百万元的拨付。不久，乔义生有提出此款在沪私设银行之议，且以手枪威吓狄楼海承认其议；经我闻知，以死力争，事始作罢。
诸事既毕，我由上海乘轮抵天津，转车到了北京，遇孔庚、谷如墉、董崇仁等向袁世凯交涉山西善后事宜，我即先行回晋。这时阎锡山已从绥远转回沂州，我向他报告此行经过，并传达孙总统的话云：“革命尚未成功，和议亦只暂时，山西可以威胁北京，务必保存革命实力”等语。之后，阎锡山留我同住行署，共图入省之计。
南桂馨十分关心山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曾多次与辛亥革命同志座谈回忆革命史实，订正纂写文稿。其作品《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等，曾发表于全国和山西的《文史资料》刊物上。解放前曾编印出版过《刘申叔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