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中国外交部首次在外交文件中提及更路簿，用以证明中国人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经在南海从事捕鱼打捞作业活动。从此，更路簿逐渐被社会及学术界所认识。往后数十年间，随着社会各界及媒体对更路簿的关注度增高，对于更路簿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其中，“更”是中国古代计算航程的单位。明代《西洋朝贡典录·占域国》条中说：“海行之法，六十里为一更”。《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更者，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数为度，人从船面行，验风之迅缓，定更数多寡，可知航至其山洋界”。一更等于60里，虽只能表示一一个约数，不过在没有测量距离的精密仪器的古代，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路者，是指导航行路线，即航行的路线图。《更路簿》指手抄航行路线图的手抄册子，“更路传”指口传的航行路线经验。

航海航线

由于南海航道更路经是海南历代渔民的海南经验总结，因此更路簿全部都是手抄本，主要记载了3条航线，--是渔民出海捕鱼路线，二是华侨出国路线，三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围绕这3条主航线，详细记录了南海岛礁的名称与分布、地貌与海况等。更路经不但对岛礁的形态作圈、筐（礁环）、门、孔（礁环缺口）、峙（岛、沙洲）、线（高潮淹没、低潮呈现）、塘（湖）等区分，还对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气象气候和水文情况作了详细述说。

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海南渔民不仅详细记载了航线的情况，还对航线沿途的岛屿，按照地形、气候、水文、生物、海产位置、数字、顺序、大小、颜色及传说等11项，对南海诸岛用琼人的方言给予了命名。

“更路经”对南海海区的划分。区分南海为“东海”和“北海'（定罗经针位），东海即西沙群岛海区，北海即南沙群岛海区。海南鱼民每年趁东北季风先赴西沙，后赴南沙，便称西沙为东海，南沙则为北海。

“更路经”记述岛礁的名称与分布。“更路经”记述渔民对南海诸岛命名98处，其中西沙群岛地名22个，南沙群岛地名76个。命名的原则，有地形、气候、水文生物、海产位置、数字、顺序、大小、颜色及传说等11项。“更路经”所述各岛礁的距离和相对方位，就是南海诸岛的分布图。这些对后来中国标准命名和绘制分布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更路经”记述岛礁的地貌和海况。不但对岛礁的形态作圈、筐（礁环）、门、孔（礁环缺口）峙（岛、沙州）、线（高潮淹没、低潮呈现、塘（湖）等区分。还对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气候和水文情况作述说。还记录或口传观察海上风云和出海行船的知识。有关的谚语就很多，如“六月出红云，劝君莫行船（有台风）”“无风来长浪，不久狂风降、静海浪头起，渔船快回港”“出门看天色，出海看潮夕。”“海潮哈哈笑，台风呱呱叫”等等。

“更路经”记录航行线路。南海岛礁散布，航海者视为畏途，南沙群岛中部，向有“危险地带”之称，有谚云：“走水行船三分命。”“更路经”中所启示的路线图，是不知多少渔民用生命换来的。路线图中开辟有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航线。如有一《更路簿》绘制有一幅《南海西沙、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略图》，与后来用现代手段绘制的南中国海航海图惊人地相似。南中国海300余万平方公里，仅凭经验，没有数百上千年的探索和积累，是很难产生《更路簿》这样准确的航海图的。

已查明现存有的《更路簿》有：苏德柳抄本《南海更路簿》、许洪福抄本《南海更路簿》郑庆能抄本《琼岛港口出人须知》《广东下琼更路法录》、郁玉清抄藏本《南海定罗经针位》、陈记芹抄本《西南沙更簿》、林鸿锦抄本《南海更路簿》、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秦兴铣存《注明东北海更簿》、苏承芬抄葳本《南海更路簿》、李根深收藏《东海北海更流簿》、符宏光填绘的《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图》等。“更路传”已记录的口述“更路传”有韩健元、齐见德口述的《我的行船经验》《航海和捕捞经验》等。

（一）南海航道更路经的地域性特征

（二）南海航道更路经的传承性特征

（三）南海航道更路经的通俗性特征

（四）南海航道更路经的民族性特征

（五）南海航道更路经的多元性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与当时多元的社会因素密不可分，如生产、生活、科技、政治、信仰、文学艺术等因素。《更路簿》作为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载体存在着，但它的传承不仅仅限于所记录的航线和岛礁方位，而且通过人的活动进行多元传承。“南海航道更路经”的多元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南海航道更路经”的科学性特征

在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渔民用罗盘指引更路，在大海上观天象、测洋流、识潮汐、辨风向、丈量水深，观鸟察方向；渔民在航行中与其他船只用手势、旗语等方式交流；每年11、12月靠东北季风南下，次年农历4、5月又借西南季风返回的季节性出海规律；造船技艺，使用的航海罗盘指向的技艺，使用网具、钓具等捕捞技艺，对“刺鱼”“落坝鱼”等的独特捕捞手法等等。

2.“南海航道更路经”的民间信仰特征

中国沿海地区都有崇拜海神的习俗，海南的海神信仰在渔民驾船赴远海之前就已存在。文昌、琼海渔民的海神信仰中，除了“水尾圣娘”信仰，“天妃信仰”（即妈祖）“108兄弟公”“五姓孤魂野鬼”等信仰和崇拜在当地都极为普遍。这些信仰已深深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并被海南渔民带到南海诸岛。

（六）南海航道更路经的活态性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它依附于特定的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而存在，并随着民族、群体、区域的传承和变迁而流传至今。据考证，最早的《更路簿》记载的内容很少，后来的渔民在不断探索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添加记载新航路，验证并修正老航路。从在文昌、琼海发现、收集的渔民保存的《更路簿》来看，各本所记出现多处大致相同的航线记录，但内容详简不一。在调查中，有琼海渔民称其保留的《更路簿》是父辈跟随文昌籍的船长出海，从船长处传抄获得，但其记录的起点是从琼海潭门港出发，而非文昌的清澜港或铜鼓角，所记更路自然也有所不同。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创新，即不同的传承者、享用者共同参与和创造。“南海航道更路经”没有具体的创造者，它是海南渔民集体发现和总结的成果，它一直以活态的形式传承着，展示着整个群体的智慧和创造力。

《南海航道更路经》主要分布于文昌市、琼海市沿海一带，其次是海口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万宁市、三亚市、临高县等港口海岸渔村。

作为海南渔民代代的经验总结，南海更路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古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它又是在南海航行的指南，对研究中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更路簿》 早期主要是以家族或师徒关系口头形式传承，最迟在15世纪初叶，才以不同的手抄本形式流传至今，传承了600多年。因此，《更路簿》本身的数量就比较少。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更路簿》的使用者、持有者、续作者的老船长、老渔民们都已日渐老去，获得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路簿》传人有7人，但目前仅有3人存世，且年龄都在80岁以上。

最后，因其研究价值升高，《更路簿》 抄本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也逐渐升高，难免有逐利之徒挟南海更路簿抄本流失海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2016年7月，琼海市文化馆组织撰写的“南海航道更路经”系列书籍——《南海航道更路经和〈更路簿〉》（上中下）三册已经完成，并通过有关专家评审，正在推进出版事宜。通过多方收集整理，该文化馆收集的实物有潭门渔民出海所需要的更路簿加航海图一套，古船2艘，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节日民俗用品等实物61件。

文昌市文化馆一直在开展普查、挖掘、整理工作，建立完善非遗档案，在多次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收集到南海航海地图12幅、《更路簿》手抄本2本、航海信号灯1盏、航海酒壶1个、航海木碳火炉1件、更罗盘2件等等。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牵头单位，已在2013年、2014年分别与琼海市文化馆、文昌市文化馆及相关拍摄单位签订协议，拍摄制作时长为30分钟的高清《南海航道更路经》数字资料片，计划2016年8月完成。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南海航道更路经项目保护单位文昌市文化馆、琼海市文化馆（琼海市琼剧研究展演团）评估合格。

截至2016年7月，琼海市文化馆已在潭门镇建立了《更路簿》（潭门）展厅，展览收集到的实物和资料。

2014年至2015年间，文昌市文化馆共举办“南海航道更路经”图片巡展17场，遍及全市各乡镇；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还编印《南海航道更路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宣传画册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