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长袍和头巾开始采用较为明亮的色调，不同学位的礼服也逐渐变得有些不同。学士，硕士，博士的礼服样式的差别，主要出现在头巾上。过了一段时间，头巾不再与长袍相连，单独成了一件物品，人们把它戴在头上。到了十五世纪，帽子开始流行，头巾几乎成了饰物，人们穿它时，把它从头顶顺着脖子往下套，披挂在肩上，向后背垂下来。于是，学校礼帽应运而生。最初的学校礼帽的形状起源于硕士学位的符号，有几种不同的形状，有的是圆形，有的是方形，有的在帽子中央有一簇装饰物。流苏（tassel）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只不过更精致罢了。牛津大学最先采用平低方形礼帽（mortarbard,意即灰泥板），民间则建议学校礼帽应做成学者的一本书那样的形状，这样更能表现它的学术含义，更有书卷气。

在美国，哈佛大学率先穿上学校礼服，接着各大学相继使用，但式样与欧洲仍在使用的礼服不同，各校也有差别。在1895年，各校的代表开会，建立了统一的服装样式，1903年，产生了美国大学礼服的统一标准体系，后来，又在1936年和1960年两次进行了修订。因此，美国各大学流行的礼服规格一样，只是在诸如颜色等一些细部略有差别而已。

礼服由长袍，方帽，和头巾三个部分组成。博士和硕士的长袍士是黑色的，准学士的长袍为灰色。学士的长袍，尖袖，前面不敞开；硕士的长袍，方袖，袖口呈弧形；博士的长袍，喇叭袖，胸前扣子两旁各一道宽5英寸的天鹅绒贴边，袖子上也横着缝有三道平行的天鹅绒贴边，颜色属黑或别的颜色，它是学科类别的标志。帽子是方形“牛津帽”，各种学位的人都可以戴。帽子左边垂下漂亮的流苏，流苏的颜色表示授予学位所属院系。

最能体现学位等级的是头巾，其尺寸大小，形状，随学位的不同而不同，学位越高，尺寸就越大，做工就越精致。头巾的外层与长袍的黑色材料相匹配，衬里折叠向外翻出的部分，使用大学代表颜色。天鹅绒贴边的颜色表示学科类别。

中国近代的方帽长袍学位服完全是舶来品。最初，学位服是西方耶稣会、天主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附带物，这使人们很早就接触到这种洋装。学位服在中国的出现，有其一定历史和社会的渊源与背景，并非来自高等学府。意大利人利马窦（P.MatthoeusRicci）是最早以科学和教育为掩护，在中国进行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来到北京，初步打开了入华大门。为此，在1735年，巴多明神父（Parennin）还这样写道：“为了吸引他们（指中国人）的注意，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是必要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使他们潜心听讲基础真理的了。”于是，科学就成了一种诱饵，成为传教士们抵华初衷的重要实现手段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冲撞（也称交融），不仅传教士把学位服携带到中国，那些在国外获得学位的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把学位服或穿着学位服的照片也带回中国，这在刚刚被打开门户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时，早已在中国遍布的教会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起来，尽管教会学校更多的并非高等学府。到1877年，全国基督教学校有约350所，学生5975人。到1889年，教会学校的学生已达16836人，而至1906年，更猛增到57683人。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anksPott）就把教会学校比作美国的“西点军校”（WestPoints）,是教会传教必须的战略机构，正像这位传教士所论述的那样：“如果教会工作不以我们的教育工作为基础，它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是不牢固的。”

在此，教育不仅成为一种诱饵，而且是除了洋枪大炮外的软武器。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源起于欧洲的学位服又找到自己新的生长土壤。

在本世纪初，国外的学位服已分成两派：一派以欧洲的意大利、英国为代表，即所谓的“欧派”；一派以美国为代表，即所谓的“美派”，也有称其为“新派”。“欧派”学位服基本上保持了中世纪的风貌，无论是款式还是色彩，都明显地带有“信仰时代”的痕迹。而“美派”学位服，正如附录中所述，则以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位服为蓝本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与英国的学位服相比较，加德纳·伦那德所设计的学位服给人以简练、明快的印象，并更多地蕴含着时代的气息。由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许多来自美国，因而，学位服在中国最初当归入“美派”。

当人们对学位服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时，它便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和兴趣，因为它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塑造自己形象的强烈愿望，一种不断创造未来和自我的决心。我们应有自己的学位服，应有自己的衣着风范。于是，学位服的造型、款式及穿着方式被大胆地改革与创造，使之逐步地成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衣文化，并纳入到丰富多彩的中华服饰中去。中国的学位服产生了。

据资料记载，中国的学位服出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一些。是由七位医学博士所穿着，这七位医学博士的学位服宛如当时流行的长袍马褂。长长的衣身下摆至踝骨处。宽肥的袖子几乎把双手全部掩盖，只是显露出为之奋斗了几个春秋的毕业证书。与“美派”不同，袖身没有任何学位等级的标志。在对襟式的长袍前片，左右各有一条宽宽的黑丝绒饰边。它们让人联想起许多“新派”的博士服，这是美国学位服区别于欧洲学位服的标志之一。柔软且富有立体效果的黑丝绒，深重，高雅，既表现了博士的风度，也显示出学者的沉稳和气派。黑带被我们所借用，使之成为中国学位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博士服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并非其服装自身，却是与之相配的并显露于外的立领学生服。究其根源，学生装是在原有中式对襟上衣的基础上，并受到“西洋东渐”的影响而形成的本世纪初典型的一种服装。由于多数男学生经常穿着（如同女学生以穿改良旗袍为其特征一样），它逐渐地成为男学生的一种特定校服。按常理，无论“欧派”还是“美派”学位服，在其里面男士通常穿笔挺的西装方才“合理”、“恰当”，而这几位中国的博士连同那位外藉博士却偏偏内穿对襟式立领的学生装。台湾的学位服更是向中国化跨了一步。小立领不再是学生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中国学位服特征。

再者，他们所载的方帽之方式也别具特点。方形帽顶的一角没有象国外一样被放在前面，却呈现出和整个服装风格相谐调的一条横线。这是个性的表现，是着衣方式的创造。况且帽顶上没有标识学位级别的流苏，大概他们觉得这样是画蛇添足，是累赘。

由此看出，中国对西方学位服的改革与创新始于本世纪初。在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些勇敢设计师的名字，但其作品却为我们探究中国学位服的发端提供了珍贵的资证材料。学士服和硕士服在三、四十年代则大多是改良式的，领口开得很深，呈V字形，若没有头上的方帽，其服装和清末的男子长衫几乎完全相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学位服。原因很简单：没有建立和实行学位制。尽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两次酝酿建立学位制，但学位服的问题也还未及考虑。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开始实施。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学位制度。但这一制度实施之初，学位服的问题也未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新中国学位制的确立并被大众所接受认可，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人们隐约感到我们的学位制中还缺少点什么。新中国自己的学位服在萌动了。服饰艺术本来就不受国度的限制，况且我们有过自己的学位服。于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在一些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抑或仿制抑或设计创造的学位服。

现代意义的学位服在中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由于社会、政治等的因素，学位服在中国消失并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伴随着新中国学位制的建立和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展，学位服开始在大学校园中出现，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校园风景线。与此同时，有关学位服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

自发不等于自觉。作为全国领导学位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密切注视着这方面的情况。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就学位服有关问题尽快组织开展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受命在全国展开了调研工作，并与北京服装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开展了“建构中国现代学位服体系”的专题研究。

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新中国自己的学位服样式，并作出决定：作为统一规范的学位服，向全国学位授予单位推荐使用，其他样式的学位服一律废止。

几年的大学生活，含辛茹苦，学子生涯的结束往往以毕业典礼为其形式上的标志。各个大学的典礼形式尽管不尽相同，但它的内涵却是一致的。例如，著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最为壮观的庆典活动，不是普通学位授予仪式，却是名誉学位颁发典礼。这个盛大的活动称作恩凯尼亚（TheEncaenia）。

浩荡的恩凯尼亚游行队伍从某一个学院出发，通过两旁古老建筑鳞次栉比的街道，穿过博德利安图书馆（theBodleianLibrary）的方形广场和神学院，最后来到谢尔登礼堂(theSheldonianTheatre)。游行过程充满了神圣、庄严的气氛，而肃整统一的建筑，仿佛把这些学者们完全带回到信仰的时代。那些常年注视着牛津盛衰的伟人胸像，是纪念那些当年倾囊捐助的主教和国王们。建筑与雕像构成了一个和谐、完整的宗教氛围，烘托着其面前的人们。

这种庄严的气氛才刚刚开始，接着它被慢慢地带到了谢尔登礼堂。它是大主教谢尔登（Sheldon）作为礼物于1664年赠予牛津大学的，在正门的上端依旧嵌放着这位教育捐助人的浮雕头像。1711年天顶画的完成，结束了它作为大学印刷局的历史，而成为牛津大学颁发学位的庆典场所。在天顶画上，美丽的女神和遨游天空的小天使们在庆祝宗教的胜利；一个罪人从天国中堕入地狱，毒蛇缠绕着他，使其无法逃脱应得的惩罚。

仪式按照惯例在庄严地进行着。名誉学位授予以后，一些已获得大学奖学金的学生朗读“获取奖学金的演说词”。最后，校方代表或文学教授做总结演讲，以纪念大学的捐助者们。下午，副校长通常在自己的学院举行“校园聚会”。此时，参加者可穿正式学位礼服，但亦有着非正式礼服的。

与牛津大学传统的宗教仪式相反，在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theCarnegieMellonUniversity）的校园操场边，嫩绿色的草坪和不远处也披着绿色的山坡，使人感到亲切、自然。这里没有使人几乎窒息的庄重、神秘的氛围，却是与自然相融的“世俗”的世界。简单而熟悉的颁证厅与这自然的环境相和谐，没有丝毫的宏大气派。

中国历史上的博士硕士和学士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素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博士、硕士、学士的名称在中国实际上早已有之，只是与西方的学位名称和现代学位专称涵义不尽相同罢了。

博士的称谓，在我国古代有几种涵义。作为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徐慎《五经异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如秦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精《尚书》。到了汉文帝时，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十八岁能诵《诗》、《书》，二十岁博通诸子百家之言，被文帝召为博士。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读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说，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秦代至汉代，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汉代博士为太常属官，官秩为六百石，员额多至十人。汉代武帝采用公孙弘建议，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到了唐代，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博士。另有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府学、州学、县学博士之称，均为教授官，而非中央官学传授儒经学官的专称。如魏晋以后，常任用精于礼仪的人为太常博士，掌宫廷礼仪；任用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掌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用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用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人为天文博士、漏刻博士、历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等，专掌天文、历法、占卜等事。

博士的选用，西汉和东汉以前采取征拜和荐举的办法，而且有一定的标准，正像《汉书·成帝记》中所说的那样，博士须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到了东汉，任博士还须经过考试，只有精通《易》、《书》、《孝经》、《论语》的人，方能被荐为博士。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情况，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有称为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这种情况，多见于江浙一带。

硕士之称，也是我国古代就有的。《五代史》曰：“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宋代著名散文家曾巩在《与杜相公书》中说：“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硕士在古代通常指那些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古代常用“硕老”、“硕儒”来称呼那些博学之人，硕士和“硕老”、“硕儒”的含意相似。硕士在古代史籍上不多见，大概不是正式的官名或职称的缘故。

学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周代。《周礼·春官》：“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礼仪·丧服》：“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唐著名学者孔颖达对此注：“此学（士）谓乡庠、序及国之大学、小学之学士。”庠、序以及大学、小学，均为古代贵族子弟读书场所，相当汉以后的太学。

学士服、硕士服、博士服的区别、学位服的式样和意义

学位服介绍

①：学位服分为：校长服、校长（导师）服、博士服、硕士服、学士服五种；

②：每套学位服由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垂布等四部分组成；

③：垂布按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采用不同的饰边颜色区分；

④：流苏分为：校长（导师）流苏、博士流苏、硕士流苏、学士流苏。

学位帽为方型黑色。

戴学位帽时，帽子开口的部位置于脑后正中，帽顶与着装人的视线平行。

博士学位流苏为红色，硕士学位流苏为深蓝色，校（院、所）长帽流苏为黄色。

流苏系挂在帽顶的帽结上，沿帽檐自然下垂。未授予学位时，流苏垂在着装人所戴学位帽右前侧中部；学位授予仪式上，授予学位后，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校、院、所长）把流苏从着装人的帽檐右前侧移到左前侧中部，并呈自然下垂状。

校（院、所）长、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及委员（或导师）及已获学位者，其流苏均垂在所戴学位帽的左前侧中部。

博士学位袍为黑、红两色，硕士学位袍为蓝、深蓝两色，校长服为红、黑两色。

穿着学位袍，应自然合体。学位袍外不得加套其他服装。

垂布为套头三角兜型，饰边处按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分别标为粉、灰、黄、绿、白、红颜色。

垂布佩戴在学位袍外，套头披在肩背处，铺平过肩，扣绊扣在学位袍最上面纽扣上，三角兜自然垂在背后。垂布按授予学位的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类分别佩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