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博马舍为了保护戏剧家的权益，团结戏剧家们组成了法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戏剧家协会。当时戏剧家的著作权益不被尊重，剧院往往按照自己制定的条例，扣减他们的版税，甚至取消他们的版权。演出收入都被演员和戏院老板拿去了。当他的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演到第三十二场时，博马舍向戏院要求审查收支帐目时，戏院老板和演员们置之不理。他于是发动群众的力量，联合一部分剧作家和他们抗争。当时的斗争十分艰巨，因为审判这次纠纷的不是法国的法官而是王室贵臣。有些剧作家畏首畏尾，可是当时毕竟还有二十三位剧作家响应了他的号召，组成了戏剧家协会。经过四年艰苦的斗争，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一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家颁布了作家应得戏院纯收入的七分之一的命令。从此，这个协会一直悬挂博马舍的画像,以此来纪念他的功劳。

另外，从他第一次编印出版卷帙浩繁的《伏尔泰全集》一事来看，也可以看出他办事的才能。一七七八年伏尔泰死后，许多遗稿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当时俄国女皇卡特琳二世想出版《伏尔泰全集》。博马舍认为，法国作家的作品拿到别国去出版全集，那是法国作家的耻辱。他便毅然担当起这一艰巨的任务。可是在法国出版这一巨著阻力重重，特别是法国天主教会千方百计禁止《伏尔泰全集》的出版。还有地方长官对手稿的干涉，经理人员的舞弊，法院对他的控告等等。这些困难他经过斗争都一一加以克服。从一七八三年开始印刷到一七九○年，《伏尔泰全集》八十余巨册终于出版齐全了。这一全集的出版，无疑是博马舍对法国文学界的一大贡献。

博马舍能言善辩，长于辞令，在这方面颇负盛名。他发迹以后，受到不少人的攻击和诽谤，如他的仇人攻击他娶富孀，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财产，甚至造谣说他的两个妻子都是被他谋害致死的，后经证实均系无稽之谈。以后为了打官司，他几乎弄得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一七七八年，杜威奈去世，遗产由他的侄孙拉·伯拉希伯爵继承，他拒不承认对博马舍的债务，反而倒打一耙，控告博马舍伪造证件。初审时，博马舍胜诉，以后博马舍因和一位名叫邵尔尼的公爵为争爱一个女伶而发生殴斗。他以“竟动手打了一位公爵和大臣”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结果拉·伯拉希乘机取得了胜诉，并没收了博马舍的全部财产。博马舍不肯就此罢休，继续上诉，并向法官哥士曼的太太行贿。这个女人贪财心切，收留了一部分贿赂。但哥士曼反咬一口，攻击博马舍行贿造谣。拉·伯拉希又乘机上诉，一面又大肆贿赂，散布谣言。博马舍面对险恶的形势，深知法院是官官相护的，在法庭上难以取得胜利，就下定决心把这场斗争诉诸公众舆论。在一七七三年和一七七四年两年中间，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备忘录》。.这四部《备忘录》不但详尽地申诉了他的冤情，而且还显示了博马舍非凡的论辩能力和文学才华。这四部《备忘录》不但有公堂对质的叙述，也有人物形象的描绘。如对昏庸法官哥土曼的描写，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对哥士曼太太的描写尤其逼真，她长得美丽动人，可是有点傻里傻气。她想捞几个钱，可是又笨手笨脚，露出了原形。其他如对出版商勒热夫妇，低级趣味作家玛兰等等，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有人评论，这四部《备忘录》一部胜似一部，都是文学杰作。因此，每一部《备忘录》一印出来，都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第四部出版时，三天中销售了六千册。有的人就在茶楼酒馆高声朗读，有的人在戏院舞会上争相传阅。这些《备忘录》揭露的问题使法院的威信完全扫地。同时，也激起舆论界的同情，封建王朝不得不撤销了法官哥士曼的职务，并对他的妻子表示“谴责”，但与此同时，政府又下令焚烧了这四部《备忘录》。伏尔泰赞扬这四部《备忘录》说：“比任何一部喜剧都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都更动人。”另一位写过著名小说《保尔和威吉尼》的同时代小说家贝尔纳丁·德·圣彼得一眼看出《备忘录》的作者具有戏剧天才，而且不在莫里哀之下。文学史家居斯达夫·朗松（1857—1934）把《备忘录》比作巴士客尔（1623—1662）的名著《与外省人书》，可见它的价值之高了。

一七六四年，杜威奈派博马舍前往西班牙办理密件，同时博马舍在那里处理了关于他的妹妹被人遗弃的诉讼。这件事在一七七四年博马舍发表的《回忆录片断》中谈到了，原来他妹妹的未婚夫是西班牙王室档案馆馆长堂·约瑟夫·克拉维戈。此人两次不履行诺言，要把婚约毁了。博马舍仗义执言，帮助妹妹揭露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的丑恶嘴脸。歌德读了这篇回忆录以后，深受感动，觉得这个题材很富有戏剧性。后来他用了八天时间，一口气把这篇故事写成了五幕悲剧《克拉维戈》。歌德编写这个剧本时，采用了非常新颖别致的手法，剧中人物全用真名，剧本写得非常激动人心，剧本中有几处地方直接把法文《回忆录片断》译成德文，特别是戏中博马舍逼着克拉维戈写一份声明的那个场面，完全是从回忆录中选用来的。博马舍于一七七四年在奥格斯堡亲自观看了这出戏的演出，并且表示赞许。歌德对这个剧本也表示满意，他后来给约翰娜·法尔默尔的信中写道：“博马舍的回忆录叫我高兴，唤起了我的具有浪漫色彩的青春活力，他的品格和行动同我一起升华，我就这样写出了《克拉维戈》，这是一种幸运，因为我对这个回忆录感到欢欣……”

博马舍是在启蒙思想家的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思想感染之下，从事创作活动的。他从小喜欢读书，爱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他非常欣赏拉伯雷反对中世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也非常喜欢莫里哀的作品。他于一七六七年根据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开始创作他的第一个剧本《欧仁妮》，当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一七七○年，他又创作了第二个剧本《两朋友》。他的早期创作就充满了启蒙思想，因为他深受伏尔泰，狄德罗著作的影响。他很赞赏他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启蒙思想，自称是他们的学生。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好是封建社会即将全面崩溃，启蒙思潮盛极一时的时代。他的启蒙思想最初表现在他于一七六四年写给德·拉华里耶尔公爵的信里。这一年，他因家庭事务在西班牙呆了一年。这封信批判了西班牙贵族阶级的假仁假义，堕落腐败，也指责法国的封建秩序是“不幸的农民的巨大灾难”，还谴责法国宫廷出卖“空头拘票”，因为这种拘票可以任意逮捕人，侵害了人民的人身自由。他对封建贵族阶级的不满情绪，在《欧仁妮》中就有反映。剧中英国陆军大臣的儿子克拉兰敦伯爵，是一个荒淫无耻的人。他勾引了外省贵族少女欧仁妮，假装要和她结婚，但实际上准备抛弃她。他的仆人这样讽刺他说：“我的主人比我年轻,但是比我卑鄙一百倍。”通过这些描写，博马舍从道德上否定了贵族阶级的人物，把他们置于低于平民人物的地位上，表现了他的启蒙思想对贵族阶级的批判精神。第二个剧本《两朋友》则是表现资产阶级的一次尝试。在博马舍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是属于第三等级的，是贵族和教会以外的非特权阶级。博马舍说过，他的这个剧本是“为了向第三等级的人物表示敬意”。因此，他在剧本中美化了资产阶级人物，是非常自然的。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商人，他遭到破产后，得到了他的朋友包税人墨拉克的援助。后来墨拉克陷入困境又得到另一个朋友承包商的“慷慨援助”而得救。中三位资产阶级人物有的被称为“正直，坦率，诚实的人”，有的被描写成是“令人尊敬的人”，也有的被美化为“有人情味的哲学家”。从博马舍对资产阶级的美化，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阶级的偏爱。这两部正剧的演出，都没有获得成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创作，开始了探索新的创作道路。他凭着自己爱好音乐的特长，在一七七二年为意大利喜剧院写了四幕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当时没有上演，据说原因之一是喜剧院的演员克勒伐尔曾经当过理发师，不肯扮演剧中主角费加罗，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巴黎上层社会害怕这个剧本揭露法官哥士曼的丑事，因此禁止上演这个戏。以后，他把此剧改为五幕喜剧，直到一七七五年，路易十五去世了，剧本才准上演。可是首场演出就失败了。他找出了失败的原因，删去了一些冗长的对话和情节，加强了政治内容，把五幕喜剧压缩成四幕政治喜剧，因而第二次公演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演六十八场，轰动了全巴黎，成为当时最卖座的戏剧演出。

由于《塞维勒的理发师》演出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博马舍创作政治喜剧的热情。三年后，他于一七七八年写成了第二部杰作《费加罗的婚姻》。这时候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的气氛笼罩着全国.博马舍在生活上，事业上又接连遭受挫折，他对贵族阶级和封建官僚机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剧本所宣扬的启蒙思想也就更加浓厚，讽刺也更加强烈了。为了争取这个剧本的上演，他整整斗争了六年。这是博马舍最杰出的政治喜剧，火力之猛，揭露之深，惊动了法国的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在一七八一年读了这个剧本以后，对剧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封建倾向，大为不满，就下令禁止公演。博马舍再次诉请舆论，终于冲破禁令，于一七八四年首次在巴黎公演。观众如疯似狂,连演一百余场都满座，博马舍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荣誉达到了顶峰。这在法国戏剧史上是一件轰动剧坛的大事。

可是他的敌人决不罢休，对他更加怀恨在心，有人攻击这个剧本描写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如伯爵勾引女仆，伯爵夫人垂青侍童薛侣班，薛侣班又同众多女人谈恋爱，等等。博马舍为此写了长篇序文，于以驳斥。序文是一篇富于战斗性的好文章。可是他的敌人仍不罢休。其中有一个名叫苏亚的官员，在审查《费加罗的婚姻》时，要阻止它上演.。以后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演时，又公开攻击这部剧本，并在报纸上化名攻击它。博马舍忍无可忍，写了一封辩护信给《巴黎日报》，他在信中写道：“为了一出喜剧公演，我连狮子和老虎都克服了。在成功后，您还想强迫我像荷兰女仆似的每天早晨用柳枝打臭虫吗？”苏亚明白臭虫指的就是他，那么“狮子”和“老虎”指谁呢？他的敌人咬定他是指国王和王后。国王的弟弟普洛瓦斯基伯爵原来就恨博马舍，曾匿名在《巴黎新闻》上写文章攻击博马舍。这一次他好像抓住了辫子，将情况告诉了路易十六。当时，路易十六正在斗纸牌，他听了申诉之后，顺手取出一张纸牌，用铅笔把逮捕博马舍的命令写在纸牌上。这样，博马舍就被关进了圣拉撒监狱。那所监狱是专门关押盗窃犯和淫荡少年的。这无疑给了博马舍以极大的污辱。博马舍无故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传开，舆论大哗。这种不满情绪使封建朝廷慌了手脚，朝廷想把博马舍偷偷放出来，可是博马舍不答应，要求诉之法律。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朝廷想尽办法来平息博马舍的愤怒与不平。他出狱的第二天，各部大臣几乎都观看了《费加罗的婚姻》的演出。路易十六还下令在泰亚侬戏院上演《塞维勒的理发师》。王后在剧中亲自扮演罗丝娜，阿多亚伯爵扮演费加罗。国王路易十六还赠给博马舍八十万里佛，作为补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受到的损失。博马舍的斗争完全取得了胜利。

《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是博马舍最成功的两部政治喜剧，演出后很快传到国外，并译成欧洲多国文字，在好几个国家的大都市上演。一七八〇年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把《费加罗的婚姻》谱成歌剧。一八一六年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又把《塞维勒的理发师》谱写成歌剧。一七八七年，博马舍又写了一部歌剧《达拉尔》，剧中描写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一个是荒淫暴虐的统治者达拉尔，另一个是受人民爱戴的爱国者阿达尔。在这部歌剧里，博马舍继续宣扬人类平等的启蒙思想，同时也表达了对开明君主的幻想。上演后，没有博得观众的赞赏。

一七九二年，他写了最后一个剧本《有罪的母亲》.在这部正剧里，他完全放弃了《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两剧中的民主倾向和批判精神，他的创作生命也就此终结了。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他曾为专制王朝办理过秘密外交，从而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当时很有钱，仍然是一个大富翁。虽然他捐了一部分财产出来，当上了本区的议员和代表，但是革命群众对他还是不能谅解。后来他以垄断军械的罪名被控于国民大会，并被捕关在亚贝依监狱。一七九二年八月二十日经友人的多方营救才出了狱。三天后，革命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镇压，他幸免于难。出狱以后，他避居近郊。不久，他因为以前代专制王朝经办向荷兰购买军械案手续未了，得到革命政府的许可，又出国去英国，荷兰交涉。到德国汉堡时，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已列入逃亡贵族的名单之内，他的财产归公，家属遭受监禁，这给了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双重的打击。他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在热月九日的事件中均未遭难。他自己则由于他在剧本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鼓励人民对专制统治进行斗争有功；再加上他对美国独立战争做了一些好事，终于得到了人民的宽恕。他的名字于一七九五年从逃亡贵族的名单中除去了。他在流亡汉堡的三年中，过着异常寂寞的生活，回巴黎以后，才跟家人重新聚首。他参加了《有罪的母亲》的演出活动，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一七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博马舍因中风而死，葬在自己的园地中。

尽管博马舍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充满着传奇的色彩，然而，使博马舍获得不朽声誉的却是他的戏剧创作。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一直坚持他的戏剧创作。他的戏剧创作活动跟他的生活道路一样，同样充满着斗争精神。他遭到围攻，打击，陷害，甚至被关进监狱，可是他仍然坚持斗争，不取得胜利，决不罢休。

虽然博马舍逝世已快二百年了，但是费加罗的名字至今仍在全欧洲和全世界流传。德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沃尔夫（1888—1953）为创造费加罗这个光辉形象的剧作家——博马舍，专门写了《博马舍》这个剧本（1940）。剧本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着意刻画了博马舍的矛盾性格。

博马舍的戏剧理论虽然没有单独的文章发表，可是他在《欧仁妮》的前面写的一篇序文《论严肃戏剧》却是一篇重要的戏剧美学理论文章。他论述的面远不如狄德罗广，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也不如狄德罗高，可是他提出新的戏剧观点，毫无疑问是发展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的。他首先提出了“正剧”即“严肃戏剧”这个名词的概念。他认为古典悲剧可以传世，轻松喜剧也可以传播遐迩。为什么写普通题材，具有普通格调的“严肃戏剧”就没有地位呢？他认为“严肃戏剧”是介乎英雄悲剧和愉快喜剧之间的戏剧体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这种体裁的戏剧是更有前途的。他在序文中进一步论述道，古代的英雄悲剧展现出一种现代文明中所不常有的奇怪和可恶现象。观众面对剧中所表现出来的谋杀，乱伦，弑亲等场面，很难真正受感动。这些英雄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和高贵者，他们的悲剧不是因为在正义的战斗中遭到失败，而是由于命运支配的。命运悲剧则告诉人们，世间的一切努力等于零，一切都由命运摆布，他认为这是违背社会道德的。他说：“相信宿命论，会降低人的价值：因为这是剥夺他的个人自由，而失去了个人自由，在他的行动中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这些悲剧英雄由于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远，引不起我们的同情。至于轻快喜剧，则又往往表现得太肤浅，讽刺了对方以后，笑声随即消失，也感动不了我们。他说：“严肃戏剧比起只叫人娱乐的东西来，却更能以感情来深深地激动我们。”他进一步指出：英雄悲剧要感动我们，或已感动过我们，它就必须与严肃戏剧相似，也描绘人民，而不着眼于帝王，即便写了帝王，实际上仍然是靠他身上存在的普通人的东西来打动普通观众的心。他认为，如果戏剧是反映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忠实图画，那么，它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兴趣，一定是与我们观察实际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严肃戏剧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比在英雄悲剧中所能找到的更加直接，更能引起共鸣的兴趣，以及更为适用的教训；并且，假定其他一切都相同，严肃戏剧也能给予一个比轻快喜剧更加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他为“严肃戏剧”声辩的最有力的一段话。另外，他十分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观众看完戏以后，要比进戏院时的道德情操更高尚。他要求戏剧作家要接触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反映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剧本中的主人公不应当是帝王，贵族，而应该是第三等级的普通人。他反对用亚力山大诗体写戏，他认为戏剧人物应该说普通人的日常语言。总之，他的戏剧理论富于面向现实的精神，他以历史观点论证了戏剧形式新旧交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往往被人们尊称为剧坛正宗的“正剧”开拓者，对后来的“社会问题剧”或“近代社会剧”具有深远的影响。

《欧也妮》（1767）

《两朋友》（1770）

《塞维勒的理发师》（1773）

《备忘录》（1773—1774）

《费加罗的婚姻》（1778）

《达拉尔》（1787）

《有罪的母亲》（1792）

作为一个喜剧作家，博马舍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他的“费加罗三部曲”，尤其是前两部，不仅表达了先进的启蒙思想，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运用古典主义喜剧形式来表现启蒙运动的思想内容，并使这两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同时又兼具莎士比亚戏剧生动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喜剧中含有笑剧的成分，不时穿插一些民间小调的歌曲和节日的舞蹈，生活气息浓郁。剧中的人物形象都个性鲜明，即克服了古典主义戏剧中人物性格类型化的弱点，又克服了启蒙文学作品中将人物仅仅当作传达作者思想的单纯传声筒的弊病。剧情合乎逻辑，矛盾鲜明突出而结构十分严谨，在喜剧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博马舍的喜剧标志着古典主义戏剧向近代戏剧的转变，对以后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