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小吾1875年出生于重庆，清《重庆日报》创办者，年龄很轻便考上了秀才。但他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专爱交结有识之士，谈论国家兴亡之道。当时的中国，正陷于瓜分豆剖的危机之中，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了还债“天府之国“的四川，苛捐杂税竟超过正额10倍，搞得民不聊生、怨声沸腾。他怀着对清政府的彻底失望，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深厚感情，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时代潮流。他先到北京，随即于1903年到上海，结交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京、沪记者。经过数月探讨，卞小吾深感办报是爱国知识分子唤醒民众、开启民智、宣传救亡。提倡革命的最有效工具。他三次到上海租界监狱去会见因“苏报案”而被捕的革命宣传家章炳麟和邹容，与他们商议，认为四川地处西陲，交通不便，民智未开，清政府的防范不及京、沪之严，正是英雄用武之地。于是，卞小吾在上海采购了当时震聋发聩的革命宣传品《警世钟》《革命军》《苏报案纪事》等数百本，于1904年2月返川抵渝，决心自办报纸。为了筹集经费，他毫不犹豫地变卖了全部祖遗田产，得银六千余两，又四处奔走呼号。经过9个月的努力，终于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地址设在重庆方家十字麦家院（现重庆市中区七星岗一带）。为了使这个历经艰辛才呱呱坠地的报纸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职责，而官府又不致于肆意摧残，卞小吾决定以一个外籍进步人士作掩护，聘日人竹川藤太郎为社长，而本人只作为日报的一名记者。在卞小吾等人的积极筹措下《重庆日报》较之于当时四川的其他报纸，有更美观的版面，更及时的新闻，而且在内容上敢于针砭时弊，抨击现政，揭露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比如，它曾用《老妓颐和园之淫行》这个在当时可谓骇人听闻的标题，转载上海革命党人报道的慈禧太后在颐和园行乐的消息，使人读后痛快淋漓，扼腕叫绝。卞小吾本人不仅在日报上载文宣传爱国，宣传革命，还充分利用记者身份，集会讲演，对官吏的贪污，对民生的凋敝，痛加揭露、批判，并大胆指出国衰民穷的根源以及如何国富民强的道理。卞小吾还集资创办了华东火柴公司，以保证日报进一步的经费来源。为了《重庆日报》的生存和发展，卞小吾真是做到了竭尽全力，绞尽脑汁。结果，在短短几个月内，《重庆日报》的销量由最初的500多份上升到3000多份，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卞小吾出色的办报活动引起了清府官吏的注意，他们密布罗网，阴谋图害。首先，清府勾结日本驻渝领事，向《重庆日报》社长竹川藤太郎发出立即返国的命令，以免在迫害卞小吾时引起外交纠纷。竹川离渝后，对卞小吾下毒手的风声日甚一日，亲友都劝卞小吾皙避其锋，但是，卞小吾全然不顾，他慷慨陈词，“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我岂能后人。苟不幸，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民”。1905年5月29日早晨，卞小吾照例到他为启发女工爱国民主思想而创办的女工讲习所去授课，路经方家十字路口时，潜伏在附近茶馆里的衙役突然窜出，一拥而上，强行将卞小吾塞进官轿，抬到巴县衙门秘密拘禁起来。为防止民众起而闹事，官府严格封锁消息，致使亲朋好友营救无门《重庆日报》也因无人主持而自动停刊。其后不久，卞小吾被秘密押往成都，临行时，衙役用铁链将卞小吾的双手锁在轿杆上，以防逃逸。卞小吾毫无惧色，反而轻松幽默地说道：“借此锻炼锻炼大佳”。到成都后，由于清官害怕对卞小吾无辜定罪将遭到舆论谴责，甚至引出乱子，因而既不结案，又不审讯，这样一拖就是三年。尽管卞小吾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但救国救民的决心和斗志丝毫不减。他常常在狱中自我鼓舞道：“在此黑暗世界里体验体验生活也好。”他始终不忘作为一名记者为民疾呼、为国疾呼的使命，在狱中仍奋笔疾书，写出《救苍血》《呻吟语》等宣传文章，号召民众起来反抗侵略，反抗压迫。他还经常帮助同狱之人学习文化，认识爱国道理。清政府见卞小吾在狱中仍以爱国宣传事业为职志，竟不择手段，指使狱吏威逼利诱受到永久监禁的罪犯王佐生杀害卞小吾。在1908年5月15日夜间，王佐生手持匕首刺向卞小吾…………四川新闻界的一位英勇的爱国志士倒下了。为了杀人灭口，王佐生也在第二天夜间被毒死，清政府扬言王系畏罪自杀，以此混淆视听，欺骗社会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