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KPD遭到取缔。当时已是耶拿大学法学教授的柯尔施又成了KPD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并担任它的理论杂志《国际》道德编辑和驻德国议会的共产党代表。

1925年2月，柯尔施的《国际》杂志的编辑职务被撤销，从那时起，他就与党的领导处于对立的地位。

1925年7月，台尔曼被选为KPD的领导人，进一步加速了把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柯尔施激烈地反对台尔曼的政策。1926年3月，在《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坚定的左派”著称的柯尔施－卡茨集团，这是KPD内的第一个宗派组织。随着党内斗争的激烈化，1926年4月，柯尔施被开除出党。

退出政治生涯和迁居他国时期（1926－1961年）

柯尔施被开除出党后，不久又与卡茨发生分裂，同年9月，“坚定的左派”又进一步分裂。1928年，《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停刊。从此以后，柯尔施退出政治活动，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

1929年，柯尔施发表了题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长篇论文，系统地批判了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的基本观点。

1930年，柯尔施重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并在书后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一文，对列宁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公开的批评。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柯尔施先迁居丹麦，1936年又迁至美国。1943－1945年在图拉纳大学教社会学，1945－1950年在纽约国际社会研究所工作。1950年代初期，柯尔施在悲观和孤独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1950年代后期，他又对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兴趣。1961年病逝于马萨诸塞州的柏尔蒙。

柯尔施在其理论生活的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批判者，走完了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到一个所谓反对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再到一个实际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道路和理论生涯。

其理论要点

（一）作为思考起点的国家问题

首先关注的是革命转变与国家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上。”这一重大的问题在1848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甚至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从未在实践中受到认真的对待过。

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没有能耐处理好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换一种说法．就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在一些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吸引下，丧失了对国家问题的判断力。

在柯尔施看来，不确立正确的国家理论，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而要正确地把握国家理论，又需要廓清理论上的迷雾，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见解上去。所以，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是两个相互平行的重大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柯尔施开宗明义地说：“直到最近，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还完全没有理解这一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革命失败后，人们愈益认识到理论准备的重要性，认识到恢复马克思的理论传统的急迫性。针对当时党内特别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的问题，柯尔施强调说：“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新的探讨也成了这—恢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总体理论

柯尔施认为，“社会”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

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

二是法和国家，它们并不全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被意识形态所覆盖；

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既不是客观的，总的说来也不是真实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实在的三个方面，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一个总体。

柯尔施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来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批判，因而也是对这一社会的所有意识形式的批判。”

在对社会总体的理解中，柯尔施特别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在这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要探讨在一般情况下．意识与它的对象是如何发生关系的”。

柯尔施认为，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总的体系．他们千方百计地肢解马克思主义，把它理解为一堆原理的总和，使它变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无用的东西。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正体现在对社会的总体的把握上，所以它“应被看作并理解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社会发展的理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应被理解并实践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总体上看，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柯尔施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是在其总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不主张实践决定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这类说法，而是主张把两者都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的侧面。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1843—1848年)。这一阶段以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起点，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结束的标志。

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学说完全表现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社会革命理论，它并没有被分解为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各种因素或各个知识的分支，甚至在分门别类地对待上述各因素时，仍然保持着理论上的总体性和完整性。

第二阶段(1848—1900年)。始于巴黎无产阶级1848年6月的流血斗争，终于20世纪末。

这一阶段总的说来，工人运动处于低落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更注重于理论研究，并且在见解上更趋于成熟。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尤其是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种总体特征却被破坏了。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被分离开来；另一方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诸要素也被分解开来。

第三阶段(1900年—一个不确定的将来)。

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学说上去的口号，但在第二国际领导人那里，它不过是一个幌子，只有在列宁和卢森堡那里，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它们力图从革命实践的新的需要出发来阐发马克思主义，从而恢复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的学说。

(五)《反批评》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批评

“列宁主义”在理论上不能回答现时期国际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所以，构成其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不能构成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哲学。

“列宁非常认真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仍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由于列宁以抽象认识论的目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学说对于始终瞩目于历史过程并力图使它发生革命变化的无产阶级说来，是不合适的。

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割裂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同时，又把实践与党的实际工作和利益紧密联系或等同起来，从而使自己的学说成了凌驾于一切(包括科学发现在内)之上的最高司法权威。这样一来，在苏联就形成了“意识形态专政”。特别在列宁逝世后，这种意识形态的专政不仅在国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推广到国外，粗暴地干涉兄弟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柯尔施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专政有三个特点：

(1)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2)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党的领导的专政；

(3)最重要的是，它是革命的、进步的专政，其目的是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自由：“社会主义，无论就其目的和手段而言，都是一场实现自由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