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从小酷爱文学，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写作，一九三五年出版诗集《踏着白日犹豫的光芒》。一九四二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一举成名，引起文坛轰动。这部作品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西班牙小说中，影响仅次于《唐吉诃德》，一九八四年被评为十部西班牙语最佳小说之一。诚然，小说中的某些描写，显然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因而被人称为“恐怖主义”，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

在这以后，塞拉又陆续出版了反映肺病患者悲观绝望生活的长篇小说《憩阁疗养院》(1943年)、讽刺当时西班牙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小癞子新传》(1944年)，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几朵云彩》(1945年)，诗集《修道院与语言》(1945年)、《阿尔卡里亚之歌》(1948年)和游记《阿尔卡里亚之旅》(1945年)等。

1951年，塞拉花五年时间写成的长篇代表作《蜂房》出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塞拉还相继出版了用内心独白描写一个发疯母亲给死于海难的儿子写信、表现内战给人民带来痛苦的《考德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年)，用美洲西班牙语写成、反映委内瑞拉风光和人情的《金发姑娘》(1955年)，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实际上是对内战进行反思的《圣卡米洛》(1969年)，再现西班牙偏僻山区家族矛盾的《为亡灵弹奏玛祖卡》(1983)、《寻找阴暗面的职业》(1977年)、《圣安德列斯的十字架》（1994年）和《黄杨木》（1999年）等。其中《为亡灵弹奏玛祖卡》为塞拉晚年的重要作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塞拉还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主要有《关于发明的争执》(1953年)、《风磨》(1955年)、《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年)等。

所获奖项：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

塞拉是位多产作家，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50多年里，出版的作品已达40多部，其中重要的还有《静心阁》（1943年）、《小癫子新传》（1944年）、《考德威尔太太与儿子的对话》（1953年）、《金发女人》（1955年）、《193年的圣卡米洛节》（1969年）、《早待第五集》（1973年）、《为两个死者演奏的玛祖卡舞曲》（1983年）和《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1994年）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游记、诗歌和剧本等。

1989年，由于他的作品“带有浓郁情感的丰富而精简的描写，对人类弱点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塞拉又获塞万提斯文学奖。《踩着可疑的阳光走》《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静心阁》《小癫子新传》《考德威尔太太与儿子的对话》《金发女人》《193年的圣卡米洛节》《早待第五集》《为两个死者演奏的玛祖卡舞曲》等。

其他小说包括：《蜂巢》（The Hive）（1951年）、《1936圣 卡米洛纪念日》（San Camilo，1936）（1969年）、《为亡灵弹奏马祖卡》（Mazurka for Two Dead People）（1983年）、《克利斯托对亚利桑那》（Cristo versus Arizona）（1988年）。

在四五十年代所写的经典性的游记中，有一种较为平静的幽默感，遇到的是一位较为文质彬彬、圆通世故的塞拉，是流浪者塞拉，在寻找那时正在消逝中的环境和文化。

作为一个整体，摆在面前的作品异常丰富、沉重而坚实，它野性十足、狂纵奔放而又激烈慷慨，然而它又不乏同情心或通常的人类情感，除非我们要求那些情感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塞拉使西班牙语得到了复兴，使它生气勃勃，正如我们这个时代中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杰出人物所做的那样。作为一个语言的创造者，他继承发扬了塞万提斯、贡戈拉、克维多、巴列—因克兰和加西亚·洛尔卡的传统，自从这些作家的印迹打进这部大书以来，西班牙语作为一种语言已面貌一新。

他那具有实验性和戏剧性的作品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西班牙小说的兴趣，对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1942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杜瓦特家族》，讲述了由社会扭曲促成的一个杀人犯的故事，既对罪犯表示同情怜悯，又对他的行径感到深恶痛绝。在塞拉的作品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形象的暴力场景、性情古怪的人物，以及社会的纷杂混乱。

《蜂房》小说共分六章和一个尾声。它通过首都马德里的小咖啡馆等场所，向读者介绍了来自中下层社会的芸芸众生，展示了他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三天生活景象。小说描写了活动在小咖啡馆周围的三百余个各色人物，其中有工人、职员、医生、警察、小贩、跑堂、更夫、妓女、流氓等等，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他们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蜂房”，营营不息地骚动着。《蜂房》在艺术手法上有其独特之处，主要是客观描写，作者不加评述，摄影机眼，采用影视手法，集体主角，人物不分主次，时空跳跃，情节不按顺序，因而被誉为“一部开创了西班牙小说新时代的伟大作品”，进一步奠定了塞拉在西班牙文学界的重要地位。

塞拉的散文，特别是游记颇具特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游记有《漫游卡斯蒂利亚》(1955年)、《犹太人、摩尔人和基督徒》(1956年)、《比利牛斯山脉莱里达地区之行》(1965年)等。此外，塞拉还发表过剧本《牧草车或铡刀发明人》(1969年)等。

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塞拉确实是继塞万提斯、加尔多斯之后最负盛名的作家。创作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战后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继承西班牙古老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具有创新的精神，使西班牙文学登上新的高峰，为振兴当代西班牙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五七年，被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七年，还曾分别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和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文学奖。

卡米洛·何塞·塞拉所写的书已逾百种，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文库。在这些书中，充满最令人惊讶的对比，粗俗的幽默故事与欧洲文学中的一些最阴郁、孤独的作品比肩而立。

西班牙内战将临之时，塞拉是马德里的一个年轻诗人。作为事件的参加者和一名抵抗战士，几乎比任何作家都更置身于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件的中心。在战壕中服役、负伤并在战地医院躺过一阵之后，在战争结束、回家、西班牙开始在新政权下度过漫长而沉闷的岁月之后，作为一名散文作家——开始初次登台。那时上层想要看到有益教化的书，最好是描写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书。而塞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却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杀人犯临刑前叙述其生活史。《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于一九四二年在布尔戈西班牙布尔戈斯省省会。一个汽车库里秘密印刷出来，当它引起官方注意时，这一版几乎已经售罄。书刊审查官对此书渐渐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本书肯定是所有西班牙语小说中仅次于《唐吉诃德》的、最广为人读的作品。这个杀母者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寓言，一个关于西班牙的巨大苦难和激烈内部斗争的神话故事来阅读。

在断断续续审理了漫长的11年之后，巴塞罗那一家法庭于2009年4月末终于裁定，已故西班牙大作家、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剽窃罪名成立。法官根据双方举证、自行研读，以及两份专家报告认为，塞拉生前的小说《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中，有多个段落“改写”自女作家玛丽亚·德尔·卡门·福尔莫索的小说《卡门，卡麦拉，卡米尼亚》。两书手稿曾同时竞争1994年的行星奖，但塞拉的小说最终胜出，同时赢得5000万比塞塔的巨额奖金。福女士的小说参评在前，塞拉的作品则直到报名截止前最后一天才交稿，其间有近两个月充裕的“作案”时间。

此前，西班牙媒体广泛报道，塞拉多年秘密雇请枪手，替他写出小说初稿，他再以自己的风格加以润饰成书。《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也是先请人捉刀，拿《卡门，卡麦拉，卡米尼亚》做底本，改头换面而成。

文学专家指出，尽管两书在叙述技巧和情节结构上“极为不同”（福女士的小说以全知型的第三人称叙述，而塞拉用的是第一人称），但“雷同或相近”的段落仍多达65处。最为明显的是，两书故事均发生在加利西亚的拉科鲁尼亚；均始于1931年西班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均有叫哈科布的男主人公和精于纸牌的女主人公。

塞拉和福尔莫索女士均已去世，此案现由福女士的儿子赫苏斯·迪亚斯·福尔莫索诉入公堂，塞拉的出版商行星出版集团亦被列为被告，福尔莫索指其出卖母亲的手稿，与塞拉联手剽窃，内定获奖，以从中共同图利。

案发前媒体的报道内容

2002年塞拉去世时，备极哀荣，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王后索菲娅和首相阿斯纳尔均在当天亲赴塞拉去世的诊所，为他的遗体送别。次日起，全国各大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纪念和称颂文章，《世界报》头版标题是《伟人之死》，作家弗朗塞斯科·乌布拉尔说，塞拉的去世标志着“最后一位伟大的西班牙作家的消失”。

案发后媒体的报道内容

仅仅过了七年，报纸的大号标题已经换成了“剽窃”。然而对塞拉身后名誉损害最大的事件，却是他曾向独裁政府告密求宠的曝光。2004年，历史学家发现了1960年代佛朗哥政府情报部长曼努埃尔·弗拉加收到的内部报告，显示1963年西班牙作家大会之后，塞拉主动向情报机关提供密报，开列可被政府收买、驯服，或加以“思想改造”的作家名单。

塞拉指认，当时联署公开信、抗议警察暴力镇压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矿区工潮的102位签名者中，有42人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塞拉本人也在那封抗议信上签了名。

他还进言献策，认为对大多数签名者，政府可以用为他们出书，或金钱收买的方式，令他们投诚。并特别建议，政府应将主攻目标锁定在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佩德罗·莱恩·恩特拉戈身上，因为他是反佛朗哥阵营中的软柿子。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塞拉的作品不断遭到佛朗哥政府的审查，而他本人也曾主编过公认有反佛朗哥内容的杂志。

“塞拉人格复杂。”发现这份报告的历史学家佩雷·伊萨斯说，“在他人生的某些阶段，他好像要把所有的牌握在手里。”有证据显示，塞拉告密并非由于受到胁迫，而是主动、自觉、自愿为之。伊萨斯说，塞拉明显是在向法西斯政府求宠，意在获得公开承认，以成就其显赫声名。

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许多优秀的品质，其得主不仅仅被视为文学大师，往往也是道德楷模。但倘若上述指责实有其事，则塞拉这样的作家实在令诺贝尔奖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