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接受严谨的西方艺术美学的教育开始，后和康定斯基、蒙德里安成一起成为早年几何抽象主义的先锋，最终以朴实而抽象的几何形体，以及晚期的黑白或亮丽色彩的具体几何形体，创立这个几乎只有他一个人独舞的至上主义艺术舞台。“模仿性的艺术必须被摧毁，就如同消灭帝国主义军队一样。”这就是他铿锵有力的表白

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思想影响了塔特林的结构主义和罗德琴科的非客观主义，并通过李西茨基传入德国，对包豪斯的设计教学产生影响。马列维奇首创了几何形绘画，留存于世的那些作品在这么多年以后，仍以它的单纯简约而令人惊讶。他称得上是20世纪抽象绘画的伟大先驱。他一生以其谜一般的作品，为20世纪的艺术界勾勒出了另一片璀璨的星空，预示了从达达主义到后来的极简主义等多种艺术运动时代的来临。他为艺术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任由后来者遨游与徜徉。

至上主义是传统绘画时代终结的标志，而整个至上主义艺术团体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至上主义绘画彻底抛弃了绘画的语义性及描述性成份，也抛弃了画面对于三度空间的呈现。那些平面的几何形，不具有丝毫的体积感和深度感。在马列维奇的作品中，那些几何构图自由而奔放，在画面上形成一种旋转的或离心的动感，这可能与未来主义及辐射主义的影响有关。此外，马列维奇绘画中的表现性特质，也是蒙德里安那种冰冷的、中性的《白底上的黑色方块》的抽象画所不具有的。对马列维奇来说，一个方形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表现性个性，一切具有自身表现性特点的要素统统要排除在绘画之外，构图的全部重点是不带任何感情因素的直角系统。

马列维奇早期的作品揭示了画家几乎全部自己的求学历程，反映了前30年的西方绘画从印象主义直到未来主义的演变过程。马列维奇在其中又融入了一种源自于俄国圣像画的更具地方色彩的灵感，“原始农家”艺术与原始主义的纯净色彩及简单形体。

从1910年开始，他的艺术与俄国前卫艺术一脉相承。塞尚的分析立体主义与意大利画家的未来主义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列维奇继续探索符号与立体主义现实之间的差异，尝试消除作为具象艺术根基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以及孤立“纯粹”的符号。因此，他在俄国诗人柯来伯尼科夫的影响下创造了不合逻辑的画，即“理性之外”的“跨越理性”的绘画。与具象图案和简单抽象相比，马列维奇倾向于选择最简单的形式，如方块。他不断探索着形体、色彩与空间的关系，断言：“如果想成为真正的画家，那么画家必须抛弃主题与物象。 ”以这句箴言而付诸实践的至上主义代表作《黑色正方形》，成为了现代艺术的关键之作。这是一幅绝对抽象的油画作品。马列维奇自己视此为艺术中纯粹创造的第一步。这是一幅对客观世界进行否定的至上主义作品。在《至上主义》中，大小不同的几何形体从线条到平涂色都在不断变化着，它们相互交错，重叠或避开。一条细细的黑线把作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稍稍向上倾斜的黑色大四边形，它的右上角消失于画面之外；由几乎与平面平行的纯色图像组成的下半部分似乎更为稳定。从这幅绘画开始，马列维奇展开了构筑“无物象的世界”。

马列维奇初期的创作阶段，是从印象主义的风景，与俄国圣像画传统的朴素民众绘画相结合。他说：“出发的阶段，我也模彷圣像绘画。我企图将圣像画与农民美术结合，通过农民去了解圣像画，圣像画中的神圣人物不再是圣人，而是平凡的人。……我站在农民美术的身旁，开始描绘原始主义的精神。”过了数年之后，马列维奇身处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四年俄罗斯前卫艺术勃兴时代，他从画面色彩与精神分析，脱离自然描写，创造了一种心象的构造物，自称新原始主义，再进一步简化形成崭新的“无神论的”无物象绘画。在设计未来派戏剧《征服太阳》的舞台与服装时，他发现了《至上主义》的根本主题，并延伸出无限宽广的创作空间。以不规则的几何学的形象，构成理想的非具象的《白上黑》、《黑色正方形》、《黑十字》等一系列至上主义代表作，建立划时代的至上主义理论，塑造了马列维奇成为二十世纪美术界的偶像之一。

在马列维奇的绘画中，真正做到写实主义，就是绘画要只为自身而存在。也就是说，创作仅仅存在于绘画本身，其所包含的造型并非借自于大自然，而是源于绘画的质与量。所有的至上主义艺术的基本上造型都源自于方形：长方形是方形的延伸，圆形是方形的自转，十字形是方形的垂直于水平交叉。《黑十字》及《黑色圆形》就是《黑色正方形》的姐妹作品。这已经成为了至上主义美学的简约化身。马列维奇在其生涯的不同时期，画过好多个黑色正方形的版本，最后甚至伴随他长眠于地下。以此为代表的至上主义作品，其内涵均存在于其本身以及与其有关联的东西上。一具至高无上的黑方块，并不象征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种存在。由此而推进，则最终在《白色上的白色》成了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

马列维奇曾经说过，“方的平面标志之至上主义的开始，它是一个新色彩的现实主义，一个无物象的创造，所谓至上主义，就是在绘画中的纯粹感情或感觉至高无上的意思。”在否定了绘画中的主题、物象、内容、空间之后，简化成为了最终的表现，人们的意识在接近于零的内容之中，最后在绘画的白色沉默之中，被表现出来。“无”成为了至上主义最高的绘画原则。

1913年末，马列维奇开始对克服地心引力和征服宇宙感兴趣。他曾在《致马秋申书》中这样说，“我的新绘画完全不属于地球。地球象个被蛀坏的房子一样，已经被遗弃了。确实，在人的身上，在人的意识中，有一种对空间的渴望，一种脱离‘地球’的向往。”在他画中，有关宇宙及太空飞行的主题开始突出起来。他的许多作品，形体尽管各富于运动感，但却脱离了上与下的概念，仿佛在某种无垠的虚幻空间中自由翱翔。天空的蓝色遮住了通往太空的视线，于是马列维奇要把这彩色的天篷扯破。“我已经打破了色彩极限的蓝色世界，”他充满激情地宣称，“我转向白色，除我之外，还有飞行员同志们，游弋于这个无限之中。我已经建立了至上主义的旗号。游弋吧，自由的白色之海，无限躺在你面前。”当太空的主题达到顶点，白色便成了其终极的标志。

1918年，马列维奇最著名的《白色的白色》问世。这一标志着至上主义终级性的作品，彻底抛弃了色彩的要素，白色成为光的化身。那个白底上的白方块，微弱到难以分辨的程度，它仿佛弥漫开来，并在白炽光的氛围里重新浮现。在这里，马列维奇似将进入一种难以用肉眼看见，难以用心灵体察，难以用感觉品味的境地，所有关于空间、物体、宇宙规律的当代观念，在这里都变得毫无意义。画家所要表现的，是某种最终解放之类的状态，即某种近似涅槃的状态，而那细小的，难以看清的边缘，就是涅槃留下的唯一具象痕迹。这是至上主义精神的最高表达。“方形（人的意志，或许人）脱去它的物质性而融汇于无限之中。留下来的一切就是它的外表（或他的外表）的朦胧痕迹。”

1913年，马列维奇画出了著名的《白底上的黑色方块》，这是至上主义的第一件作品，标志着至上主义的诞生。马列维奇在一张白纸上用直尺画上一个正方形，再用铅笔将之均匀涂黑。这一极其简约的几何抽象画，于1915年在彼得格勒的《0、10画展》展出，引起极大轰动。观众们在这幅画前纷纷叹息，“我们所钟爱的一切都失去了……我们面前，除了一个白底上的黑方块以外一无所有!”不过在马列维奇看来，画中所呈现的并非是一个空洞的方形。它的空无一物恰恰是它的充实之处；它孕育着丰富的意义。

马列维奇认为，观众之所以对该画难以接受，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将画视为自然物像的再现，而没有理解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在他看来，“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等人的绘画，对于批评家和公众来说已变得只不过是无数‘物体’的团块，这个团块掩盖了这些画的真正价值，即产生它们的感情。倘若能够抽走这些大师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情——亦即它们真正的艺术价值所在——把它藏起来，那么公众、批评家和艺术学者连想都不会去想它。”(马列维奇著，邹春梅译：《至上主义》，《世界美术》1990年第1期，第7页。)白底上的黑方块是马列维奇表现非客观感情的第一个形式。方块：感情，白底：超越此感情的空间。在这里，艺术没有死亡，而是萌发出了新的革命性意义。

《白底上的黑色方块》不仅对马列维奇本人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现代艺术史影响深远。它是非具象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马列维奇进一步发展出至上主义绘画的一整套语言体系。他用圆形、方形、三角形、十字交叉这些至上主义基本成份及简单明快的颜色组构出许多画面，展示了至上主义方块的多样性。1918年，经过一个较为复杂的时期后，他回归简化，达到轻灵简约的巅峰。马列维奇于1920年对至上主义的发展作了总结：“按照黑色、红色和白色方块的数量，至上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黑色时期、红色时期和白色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发展过程是从1913年至1918年，它们都是以纯粹的平面发展为基础。”(转引自萨拉比亚诺夫着，杜义盛译：《马列维奇与二十世纪早期美术》，《世界美术》1990年第1期，第11页。)

这幅《一个英国人在莫斯科》作于1913～1914年，画面有88×57厘米，现藏荷兰阿姆斯特丹斯特德利克博物馆。

马列维奇是十月革命前夕俄国“至上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大约在1913年，他用铅笔在白底子上画一黑方块，排除了他早年掀起的俄国立体-未来主义风格。照他自己的话说，要把艺术从物体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在他写的《非客观的世界》一书里，他说道：“客观世界的视觉现象本身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东西是感觉，因而是与环境完全隔绝的，要使之唤起感觉。”马列维奇称这种观点为“至上主义”。

《黑色正方形》（1929）是马列维奇这时少见的至上主义绘画。跟极简的《至上主义构图：白上白》相比，这幅画的图形安排得更规整，黑色正方形不偏不倚出现在白色画布的正中央。在与代表着无限的虚空的白底色的强烈对比下，黑色正方形有力地展示了纯情感的表现力。除了《黑色正方形》这样的抽象绘画，马列维奇创作的《收获》(约1927—1929年)、《晒干草》(约1927—1929年)、《人与马》（约1928—1929）、《复杂的预兆》(约1930年)等一大批绘画都属于具象绘画。想必马列维奇已改变了看法，不再坚持认为可视的客观景象毫无意义。虽然回归具象，但马列维奇的立足点还是现代主义，而非写实主义。《晒干草》中的巨大农夫形象以及田野的场面，与1912年的《伐木人》颇为相近，只不过新作上的人物更突出，整幅画更富庄严的纪念性。《复杂的预兆》同《晒干草》相比，呈现出以往不曾见过的特点，熟悉意大利画家基里科作品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幅画的“基里科味”。

《运动员》(约1930—1932年)、《美术家之妻像》(1933年)、《自画像》(1933年)代表了马列维奇最后几年的绘画艺术。《运动员》在不画大画的马列维奇的全部绘画中要算是最大的画了。与面目独特的《运动员》相比，《自画像》则平实了许多。鲜艳明快的色彩与其晚年的那些现代主义倾向的绘画没什么两样，使这幅画具有了很强的视觉吸引力，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整个形象的塑造。

参考资料

马列维奇的抽象美术实验在俄国、在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著名的美术史家巴尔在其名著《立体主义与抽象美术》中写了以下一段文字：“马列维奇在抽象美术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开拓者、理论家和美术家，他不仅影响了俄国大批的追随者，而且通过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影响了中欧抽象美术的进程。他处在一个运动的中心，这个运动在战后从俄国向西传播，与荷兰风格派东进的影响混合在一起，改变了德国和欧洲不少地区的建筑、家具、印刷版式、商业美术的面貌。”至上主义美术尽管只是马列维奇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但无疑是他最有价值的创造。跟此前那些带有他人影响痕迹的作品不同，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的作品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谁也说不出什么模仿某派某家的地方。正是这种鲜明的新风，才会让不少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更多的美术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