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出现的早期楔形文字文献提供了重新认识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历史的可能，包括对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统治情况的研究。传统看法将乌玛地区出土的年月计时文书断代在卢伽尔扎吉西之后，并将年月计时法溯源至卢伽尔扎吉西早年对拉格什计时法的借用。但新证据表明，年月计时法是早王朝时期乌玛的传统计时法，而卢伽尔扎吉西时期的数字标记计时法也不能从拉格什寻找源头，而应该来自乌鲁克。根据这样的思路，纪年为“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的乌玛授田文书，其中的“王”当指当时的乌鲁克王恩沙库沙纳而非卢伽尔扎吉西本人。这样，此前研究对卢伽尔扎吉西存世资料，以及卢伽尔扎吉西和乌鲁卡基纳之间相对年代关系的判断需要重新考虑，整个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诸王之间的相对年代学也将因此需要重新整理。　

一、关于卢伽尔扎吉西的资料与研究

　　目前已知的和卢伽尔扎吉西直接相关的存世文献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所谓的“卢伽尔扎吉西石钵铭文(Vase Inscription of Lugalzagesi)”。尼普尔城埃库尔神庙庭院区域发掘出数量颇大的石质钵状容器碎片，这些属于不同石钵但明显彼此相类的碎片上刻写着基本上可以断定为同一篇章的铭文。⑧发掘者希尔布莱希特1896年报道说，这样的碎片可能原属于64件石钵。⑨这个对总数的估计可能太大。根据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能够找到的碎片的情况，能够重构出来的石钵数量应该没有这么多。⑩

　　迄今关于卢伽尔扎吉西生平事迹和成就的了解，便主要根据他在“石钵铭文”中的自述文字。(11)德国学者威尔克曾综合前人研究，对“石钵铭文”的文本结构和语言篇章作过一个相对系统的整理。(12)“石钵铭文”之外，乌鲁克城曾出土一块石灰岩石板，铭文中王名已缺，但王号的使用近似“石钵铭文”，所以一般认为属于卢伽尔扎吉西。(13)耶路撒冷圣地博物馆(Bible Lands Museum)藏有一块保存相对完好的泥板(BLMJ 3937)，记录乌玛恩西卢伽尔扎吉西为杜穆兹(Dumuzi)在一个叫做埃(E)的地方修建神庙的事迹。“石钵铭文”仅给出卢伽尔扎吉西的父亲名为布布，而这块泥板则明确记载布布亦曾为乌玛恩西。（14）再者，拉格什(Lagash)都城基尔苏城(Girsu，今al-Hiba)的宁基苏神庙出土一块泥板(Ukg 16)，其中像记账一样记述卢伽尔扎吉西劫掠拉格什的劣行，因此也被称为“乌鲁卡基纳哀歌”(Urukagina Lament)或“卢伽尔扎吉西之罪”(The Sin of Lugalzagesi)。(15)文中罗列卢伽尔扎吉西对拉格什各地神庙的劫掠之后特别指出：(16)

　　那个乌玛人劫掠拉格什，因此对宁基苏犯了错。剁了那只错待他(宁基苏神)的手!这不是基尔苏王乌鲁卡基纳的错。愿乌玛恩西卢伽尔扎吉西的保护神尼萨巴把错都归到他身上!

　　另外，一件文物市场购得的陶钵上的文字和一块未知出处的石质泥板形件，与阿达布出土的一件雪花石锥形件及一块烤制厚泥板上的文字可大体判断属于同一篇章。这篇铭文直到最近一直被认为记述的是卢伽尔扎吉西时期乌玛和拉格什之间再次划界的情况。(17)但目前已经基本可以确认，这件铭文应该属于卢伽尔扎吉西之前的乌玛恩西基沙基都，再次划界也当发生在基沙基都时期，而不是卢伽尔扎吉西时期。(18)

　　性质与铭文相类的原始资料包括所谓年名，用军事祭祀等方面的重要事件来标记所记录的年份。大致可划归这个类型的资料除乌玛之外目前仅有两件，一件是尼普尔出土的一块记载新月公牛祭的泥板(ECTJ 082)，其中标出祭祀时间是“卢伽尔扎吉西取得王位之年”的齐兹月。(19)另一件是阿达布出土的一块泥板(BIN 08 026)，标出“梅斯基嘎拉为阿达布恩西，卢伽尔扎吉西为王”。(20)

　　虽不出自卢伽尔扎吉西的时代，但对其事迹有所提及的文献，铭文类有阿卡德王朝萨尔贡的若干铭文提及卢伽尔扎吉西，讲述萨尔贡击败卢伽尔扎吉西及其50城盟军，并将其披枷戴锁押至埃库尔的故事。(21)传世文学性资料除《苏美尔王表》之外，还有《萨尔贡传》(Legends of Sargon)、《阿卡德咒辞》(Curse of Agade)，以及以纳兰辛时代为背景的《大乱纪》(Great Rebellion)等，(22)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苏美尔王表》(相关部分)：(23)

　　基什被打败，其王权被带到乌鲁克。(在)乌鲁克，卢伽尔扎吉西为王25年。一王共在位25年。乌鲁克被打败，其王权被带到阿卡德。(在)阿卡德，萨尔贡——其父是椰枣园丁，(他本人曾是)乌尔扎巴巴的持杯者，阿卡德之王，建阿卡德城之人——成为王，在位56年。

二、乌玛与乌玛的年月计时法

　　尽管还不能尽如人意，学者们对现存卢伽尔扎吉西铭文，包括“石钵铭文”，已经有相对而言较充分的整理，在语文上能够做到粗知其意。(24)只是要了解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统治，仅仅凭借“石钵铭文”这样出自卢伽尔扎吉西本人或其书吏之手、礼仪性极强而内容重点甚至并不在记录功业(res gestae)的铭文资料明显是严重不足的。理论上能够补充可靠信息的就是卢伽尔扎吉西当时留存下来的泥板文书档案。这些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原始材料，是当时当地事件发生进程中的产物，自然能够提供关于当时当地事件的信息。但实际上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充满各种无法解决的困难，对于早王朝时期留存下来的数量极少而保存状况不良，档案上下文和考古上下文都缺失的泥板文书更是如此。对原始资料的处理远远不是所见即所得那么简单。此前所知的拉格什、扎巴拉(Zabalam)、尼普尔和阿达布等地早年出土的与卢伽尔扎吉西时代有关的泥板文书，兰伯特、鲍威尔、福斯特等分别作过整理和研究，但在重构历史进程的意义上只能说差强人意。(25)而关于卢伽尔扎吉西的讨论，与对所谓乌玛年月计时文书的讨论纠缠在一起，所以要对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统治有所了解，需要从乌玛年月计时文书说起。

　　一个世纪以前的1911年左右，文物市场上开始出现有着特别计时标记的早期泥板文书，在之后三四十年间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这些泥板文书所用的计时法用数字分别标出年月日(完整格式：X mu X iti X ud，颇类似于今日某年某月某日顺序标记计时)，因此被称作“年月计时文书(mu-iti texts)”。这些文物市场的购得品缺乏关于出土地的准确记录，更无法根据考古挖掘的上下文进行断代，关于出土地和断代的判断也就只能主要依赖文献内证。长期以来，由于法国卢浮宫20世纪初所得的年月计时文书据称出自角卡(Djokha，传统上被认为是早王朝时期乌玛都城所在地)，角卡也就成为稍有理由接受的出土地。(26)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学者们一般便拿角卡作为工作假定，其余则根据内证将年月计时文书的出土地大致判为以角卡为中心的乌玛地区，具体包括扎巴拉等地。(27)

　　然而，这一点因为最近日本考古队在阿卡里布的重大发现开始变得和具有戏剧性。根据日本考古队的发现，长期以来被学者们假定为早王朝时期乌玛的都城所在地，因此被认为是当时年月计时文书主要出土地的角卡，事实上并不是当时的都城所在地，当然也就很可能不是早王朝时期年月计时文书的主要出土地，尽管相当一部分可以明确断代至早王朝之后的乌玛文献可能如此。日本考古队的挖掘基本上确证早王朝时期的乌玛都城在角卡东南6公里处的阿卡里布(Unm al-Aqarib)，古名可能是基沙。(28)

　　相比于出土地，乌玛年月计时文书在时间上的分期和断代更充满争议。有的学者将所见同类文书断代在萨尔贡之前的早王朝时期，有的将所见泥板断代在早王朝末期到萨尔贡王朝前期，有的则将所见断至古典阿卡德王朝，也有的断至阿卡德王朝后期到所谓的古提时期。(29)此前最系统的研究是福斯特的专著，该书原本是他1975年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据他统计，当时已知有487件乌玛年月计时文书，散布在世界各地。(30)

　　福斯特注意到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因为年月计时法在乌玛的使用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年月计时文书所出年代也有相当的时间跨度，本不应该整体断代至哪一个具体的时间点。(31)他认为年月计时法在乌玛的使用源起于卢伽尔扎吉西时代，所以萨尔贡王朝之前的年月计时文书中提到的城主(已如上引，音译作“恩西”)就是指卢伽尔扎吉西，而“使用年月计时法的乌玛牢牢地在阿卡德国王的治下”。福斯特认为，卢伽尔扎吉西在位前几年的乌玛泥板采用的是类似拉格什的做法，在表示年的数字符号上用一条横线贯穿。他将这种做法理解为“合写(ligature)”，认为这里的横线可能是相应的年字(MU)的略笔，而这种做法是年月计时文书上年月计时法的滥觞。(32)福斯特根据泥板器型(shape)、书体(script)和收藏史等综合标准对所知年月计时文书的年代作出判断，(33)将所见年月计时文书的主体分作三个档案，分别断代至阿卡德时期的李牧什、纳兰辛(Naram-Sin)和沙卡利沙时期。(34)

　　进入21世纪，伊拉克战后流失出来的年月计时文书近年来开始为学界所知，目前能确认的已经有五百余件，其中意大利银行和西班牙私人收藏的此类文书已经面世，(35)更大量的康奈尔大学和挪威的史可云收藏也有部分已出版，另外部分则仍在准备出版的过程中。(36)对我们的问题极为重要的是，新出年月计时文书至少部分地颠覆了福斯特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年月计时法在乌玛使用的时间段。

　　康奈尔大学所藏下列年月计时文书不可能在卢伽尔扎吉西之后：(37)

　　众所周知，乌尔鲁玛(Ur-lumma)和伊尔(Il)的在位时间都在卢伽尔扎吉西之前。也就是说，年月计时法在乌玛的使用要远早于卢伽尔扎吉西，反而是在后者在位期间，才一度被“类似拉格什做法的数字标记计时系统取代，在表示年的数字符号上用一条横线贯穿”。(38)证据表明，进入阿卡德王朝时期后，传统年月计时法又成为乌玛计时的标准做法。(39)而早期年月计时文书中涉及的28、29、30年的在位时间，根据新的研究可能属于卢伽尔扎吉西之前的乌玛，很可能是占领并统治乌玛的拉格什王恩安纳吞一世(Enannatum I)之子、恩美特纳(Enmetena)的兄弟美安纳都(Meannedu)任乌玛恩西期间采用他父亲的在位年数为纪年，所以从第17年开始到第32年结束。(40)

　三、“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

　　由于福斯特在他的研究中将年月计时法的源起断代在卢伽尔扎吉西时期，并因此将全部年月计时文书断代至之后的阿卡德时期，卢伽尔扎吉西文献中表面上看起来类似拉格什计时法的数字标记计时法的使用，也就被淹没在并不完全正确的叙事序列之中，失去了本应具有的重要意义。而现在，考虑到年月计时是乌玛的传统做法，早王朝后期的拉格什是乌玛的世仇死敌，(41)如果卢伽尔扎吉西时期使用过的这种明显不同于传统乌玛年月计时法的标记方式确实来自拉格什，这种让人困惑的现象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合适的解释。

　　遗憾的是，从福斯特之后到新出文献提供颠覆性证据之间，对年月计时文书的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新出文献的出版者之一莫纳科虽然对计时法的问题有所涉及，但并没有进一步追究这对我们了解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统治究竟意味着什么。(42)而要了解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统治，只能回到这个不寻常的现象，重新考察卢伽尔扎吉西的数字标记计时法与拉格什数字计时法以及乌玛传统年月计时法之间的关系。

　　目前已知明确地具有乌玛恩西卢伽尔扎吉西纪年的文献共有九件(A 07554，A 25419，A 25442，AO 15540，SPL W 2/7，YBC 05672，NBC 06889，BMC 06，BMC 07)，全都是大型授田文书，除一件之外文书中的司地官(SUR.GU)都是阿玛巴拉西(Ama--si，AO 15540中的司地官为恩利拉)。(43)在计时法信息的保存情况容许辨认的情况下(A 07554，YBC 05672，NBC 06889，BMC 06，BMC 07)，它们给出的纪年都是“(事在)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收藏在耶鲁大学的一块形制要小一些的泥板(NBC 05930)记录的是谷物分配，其中没有出现卢伽尔扎吉西的名字，纪年则完整地给出了年、月、日(写作7 1 7，第七年第1月第7日)，每个数字上都有横线贯穿。(44)鲍威尔注意到，这块泥板上穿过表年数字(都小于十)的横线也多出两笔，大体成直角形成一个小“尾巴”，和仅仅给出纪年的上述授田文书中对表年数字的处理完全一致。鲍威尔猜测这种计时法在表年的数字上加上这样的特殊标记，其目的是在没有月日的情况下，也能够一眼看出所标记的是年份而不是月日。(45)

　　面对为数有限的文献，值得注意的自然首先莫过于这些有着特殊纪年标记的文献在能够辨识的情况下都断代在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内容上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在这些纪年都在卢伽尔扎吉西第七年的授田文书中，尼普尔恩西、阿达布恩西和乌鲁克的鲁马赫祭司，都在获地人员名单之内。(46)

　　鲍威尔认为这“只能是因为政治原因”。(47)由于这里出现了乌鲁克的鲁马赫祭司，合理的推论是，这时候卢伽尔扎吉西已经控制乌鲁克，甚至已经成为乌鲁克王。鲍威尔没有深究这里的数字标记计时法的来历。如果这种数字标记计时法确实如福斯特所言，受到拉格什的直接影响，它们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要么这时拉格什也已经纳入卢伽尔扎吉西的控制，要么卢伽尔扎吉西有很重要的理由如此认为，同时他有足够的理由变用拉格什计时法。尽管这些文献的纪年中并没有称卢伽尔扎吉西为王，仍称之为恩西，但成为乌鲁克王理论上可以不影响他在乌玛境内仍然作为乌玛恩西出现。(48)

　　只是根据早王朝文献，与卢伽尔扎吉西同时代还有一个王，也就是乌鲁克的恩沙库沙纳。(49)基尔苏文献(DP 545，Nik 227)记载，有“乌鲁克人”曾分别在拉格什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四年和第六年入侵拉格什。德国学者鲍尔的研究表明，这里的“乌鲁克人”指的是恩沙库沙纳，而不是以前学者认为的卢伽尔扎吉西本人。(50)由于根据授田文书学者们假定卢伽尔扎吉西第七年时已经控制乌鲁克，而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六年恩沙库沙纳仍有针对拉格什的军事活动，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六年也就一定要早于卢伽尔扎吉西第七年。如此，乌鲁卡基纳在其称王第八年被卢伽尔扎吉西击败的时间也就一定在后者在位第九年之前，乌鲁卡基纳最终灭亡的时间，其称王第十年也一定早于卢伽尔扎吉西第十一年。(51)撒拉伯格根据这样的推论，取中值估计卢伽尔扎吉西在位第一年约为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四年或在位第五±三年。(52)

　　问题在于，撒拉伯格这样看似安全的推论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根据“石钵铭文”所记述的卢伽尔扎吉西成为“中土之王”的故事，其中明显的事实是乌鲁克已归卢伽尔扎吉西控制。如果“石钵铭文”在卢伽尔扎吉西第七年之后，并且假设此时使用的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意味着这时拉格什已经归卢伽尔扎吉西控制，铭文中拉格什便实在没有理由在其加冕“中土之王”的语境中缺席。(53)同理，既然同年阿达布恩西从授田文书中分得土地，阿达布也没有理由不出现在“石钵铭文”之中。对阿达布缺席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是接受魏斯腾霍茨的思路，将阿达布城市名在“石钵铭文”中缺席的原因归结于对于“苏美尔”地理观念的理解，并将重点放到卢伽尔扎吉西的称号上，从而认为阿达布事实上通过卢伽尔扎吉西的王号“宁胡桑亲自哺育”在场，因为宁胡桑是传统上阿达布的守护神。这个方案牵强之余，仍然无法解决拉格什的问题。沿着这样的思路，能够接受的可能性只能是卢伽尔扎吉西成为“中土之王”并留下“石钵铭文”的时间在卢伽尔扎吉西控制拉格什和阿达布之前。

　　而根据“卢伽尔扎吉西之罪”的记录(Ukg 16)，卢伽尔扎吉西显然不止一次入侵拉格什，并且拉格什之战至少有一次是不得不以劫掠撤兵告终的，否则乌鲁卡基纳也就没有机会如前引记录下他的罪过以为自己开脱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献中乌鲁卡基纳的称号从拉格什王(lugal .KI)变成了基尔苏王(lugal--su.KI)。这一方面意味着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乌鲁卡基纳的统治范围可能只剩下都城基尔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仍然保持着独立性。

　　假定卢伽尔扎吉西第七年采用的数字标记计时法确实来自拉格什的话，便意味着或者卢伽尔扎吉西在位第七年前已经至少两次征讨拉格什，并在一次失败后终于在其在位的第七年击败乌鲁卡基纳取得拉格什并开始分封天下，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控制乌鲁克、尼普尔、阿达布等地，甚至已经加冕“中土之王”。或者，卢伽尔扎吉西在“卢伽尔扎吉西之罪”记录的铩羽而归之后(可能在卢伽尔扎吉西在位第七年之后，第九年之前)，便因为某种特别的理由已经在拉格什数字计时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数字标记计时法，留下了控制乌鲁克、尼普尔和阿达布的记录。理论上这样的可能自然不能完全排除，在目前基本上皆属猜测之词的情况下，允许这样的可能性还可以省却不少麻烦。只是这样主要依据授田文书内容对历史进程的重构实在预设了太多内容。(54)

　　卢伽尔扎吉西采用敌国拉格什的计时法，需要更为充分的理由，刚刚战胜敌国甚至还没有战胜便迫不及待地变用敌国的计时系统实在不符合常规。且从结果上来说，这样的重构将目前所知几乎所有直接和卢伽尔扎吉西相关的同时代文献，包括“石钵铭文”、尼普尔年名(ECTJ 082)和授田文书，都断到了卢伽尔扎吉西在位第七年或之前，都需要发生在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八年丧失独立性，或者在考虑“卢伽尔扎吉西之罪(Ukg 16)”的情况下，至迟第十年基尔苏沦陷之前。(55)

　四、卢伽尔扎吉西的数字标记计时法

　　福斯特将乌玛年月计时法的源起判定为卢伽尔扎吉西时期，甚至具体至其在位第七年，虽然有当时所见更早期乌玛文献不足导致的误会，但也有早王朝研究中拉格什中心倾向常见的不假思索。(56)早王朝拉格什文献相对充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任何有所类似的现象都要从拉格什寻找源起，更何况福斯特本人也注意到了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与拉格什做法细节上的区别。遗憾的是他用循环论证的方式消解掉了这种区别。如前引鲍威尔更为准确地描述的那样，卢伽尔扎吉西的数字标记计时法和拉格什的计时法之间存在相当清晰而特征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

　　简单地说，卢伽尔扎吉西第七年文献中所见的数字标记计时法既不同于传统乌玛年月计时法，也不同于拉格什数字计时法，如果其确有来历的话，其来历及借用的理由必须另寻他方。这里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施坦克勒对卢伽尔扎吉西来历的研究，他认为卢伽尔扎吉西及其父可能并非来自乌玛本土，而是来自埃乐什。(57)尽管目前还只能是推测之辞，卢伽尔扎吉西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故地计时法是可以设想的一种情景。由于目前埃乐什的所在地还不能准确判断，(58)可以拿来比较的同时代档案文献也就付之阙如，卢伽尔扎吉西的数字标记计时法出自埃乐什的可能性无从继续追究下去。(59)

　　而根据证据综合判断的话，即使如施坦克勒所言，卢伽尔扎吉西家族出自埃乐什，他在位第七年所使用的数字标记计时法更可能的出处仍应该是乌鲁克。在对阿卡里布考古发现的文献研究中，海达欧莱荜(Haider Oraibi)在脚注中简要地指出，卢伽尔扎吉西的数字标记计时法应来自乌鲁克。海达欧莱荜认为，在卢伽尔扎吉西授田文书(A 07554)出现的短语ki-lugal应该解作“(在)王地”，而其中的“王”指的是卢伽尔扎吉西本人，所指的获赐者则是跟随卢伽尔扎吉西到乌鲁克的乌玛人。(60)卢伽尔扎吉西这里已经是“石钵铭文”中所说的“中土之王”，只是在乌玛仍称恩西。海达欧莱荜将这件授田文书的纪年“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理解为卢伽尔扎吉西称王第七年，而不是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为恩西第七年，更明确地将他成为“中土之王”的时间向前推移了。(61)

　　早王朝晚期的乌鲁克几乎没有档案文献出土，因此这里无法通过直接对照来确认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的来历。不过魏斯腾霍茨曾注意到，“石钵铭文”的语言有乌鲁克特征。(62)鲍威尔对卢伽尔扎吉西授田文书的研究也注意到它们书体上(如苏美尔字)的独特性。(63)这些信息只是侧面的佐证，但它们至少为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出自乌鲁克的可能性提供了间接支持。如果“石钵铭文”体现出乌鲁克的影响，那只能是因为窥觑“乌鲁克之王”、“中土之王”的卢伽尔扎吉西有意地采用古老的王城乌鲁克的书体，以强化和利用乌鲁克传统的意识形态力量，将自己的正统建立在乌鲁克传统而非乌玛传统之上，这一点从“石钵铭文”所记卢伽尔扎吉西王号中天神安的重要性也能得到支持。(64)在缺乏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海达欧莱荜的设想，也就是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出自乌鲁克，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至少卢伽尔扎吉西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而不像在拉格什的情况下他缺乏动机。

　　海氏的看法需要质疑的地方在于对授田文书(A 07554)中出现的“王”的解释。海达欧莱荜将这件及其他授田文书中出现的纪年法与美安纳都的纪年法相类比，可后者的纪年若根据前引文的阐释，采用的是其父拉格什恩西恩安纳吞一世在拉格什的在位年份，这一点明显与他对卢伽尔扎吉西授田文书纪年方式的解释有冲突。如果确实与美安纳都类比，此授田文书中的“王”应该恰恰不是卢伽尔扎吉西才对。考虑前引鲍尔对恩沙库沙纳的研究，合理的设想是这里的“王”指的事实上是恩沙库沙纳，即这时的“苏美尔之主(en ki-en-gi)，中土之王”。(65)卢伽尔扎吉西的“中土之王”正是继承自恩沙库沙纳。同一授田文书提到尼普尔恩西和乌鲁克的鲁马赫，原因正是恩沙库沙纳尚在其位，而卢伽尔扎吉西和尼普尔恩西、阿达布恩西一样仍在其统治之下。考虑到尼普尔年名中恩沙库沙纳的出现，尼普尔恩西在授田文书中的出现合情合理。(66)若卢伽尔扎吉西作为乌玛恩西这时候仍在恩沙库沙纳的统治之下，上述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四年和第六年恩沙库沙纳入侵拉格什的记录(DP 545，Nik 227)，便不但不与授田文书矛盾，反而可以与其组合起来理解。这时卢伽尔扎吉西只是恩沙库沙纳在乌玛的代理，站在拉格什一方，二者同为仇敌自然既可以同等对待也可以分别诅咒。

　　只是授田文书中的纪年“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不能因此直接解做恩沙库沙纳称王第七年。证据来自鲍威尔提到的另一件分地文献(CT 50 60)。从描述土地的术语上看，此泥板和卢伽尔扎吉西授田文书极相类，因此应该可以判定出自卢伽尔扎吉西时期。但此泥板采用的是传统的乌玛年月计时法，而非数字标记计时法，时在“五年二月”

　　将此文献中提到的“王地(ki lugal)”的“王”也判定是指恩沙库沙纳，并将这里的乌玛年月计时法纪年也归于恩沙库沙纳，将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67)

　　笔者认为，相对保守地判断的话，如果此泥板确实出自卢伽尔扎吉西时期，其纪年应该是卢伽尔扎吉西作为乌玛恩西的纪年，和前引授田文书的纪年为同一序列。(68)前引海达欧莱荜与美安纳都纪年方式的类比并不必须与卢伽尔扎吉西的情况完全一致，至少我们知道卢伽尔扎吉西和恩沙库沙纳之间没有父子关系，而美安纳都是恩安纳吞一世的王子。如此一来，“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的授田文书也就不可能意味着这时的卢伽尔扎吉西已经控制阿达布、尼普尔和乌鲁克，也不必意味着这时他已经控制拉格什。

　　一旦引入恩沙库沙纳，授田文书的内容反而不可能发生在卢伽尔扎吉西成为“中土之王”之后，授田文书的数字计时法则完全没有理由和是否已经征服拉格什建立关联。这意味着目前所知有关卢伽尔扎吉西的文献资料有了一个在笔者看来相对合理的年代次序，即耶路撒冷圣地博物馆藏泥板(BLMJ 3937)可能早于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的授田文书，二者都应早于尼普尔出土的年号(ECTJ 082)及很可能与之同年写下的“石钵铭文”。而乌鲁卡基纳写下“卢伽尔扎吉西之罪(Ukg 16)”之时，卢伽尔扎吉西至少尚未占领基尔苏，其时则既可能在“石钵铭文”之前，也可能在其之后但不晚于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十年。至于此时卢伽尔扎吉西是否已经摆脱恩沙库沙纳的统治，还是仍作为后者的从属乌玛恩西对拉格什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该文中“乌玛恩西”的称呼意味着卢伽尔扎吉西的根据地这时仍主要在乌玛的话，后一种可能性反而更大。这样的话，卢伽尔扎吉西取代恩沙库沙纳可能要到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十年亡国之后。至于“梅斯基嘎拉为阿达布恩西，卢伽尔扎吉西为王”(BIN 08 026)的记录，则一定在“石钵铭文”之后，这时卢伽尔扎吉西已经取代恩沙库沙纳成为乌鲁克王，只是尚未败于萨尔贡。

五、进一步的研究问题

　　只要接触过早期楔形文字文献的人都会知道，从读书认字校勘文本的楔形文字语文学，特别是早王朝时期的楔形文字语文学，到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距离。特别是目前利用零散的档案文献重构早王朝到阿卡德时期几十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着急不来的事情，并不宜于强求。本文所作尝试依赖于新近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出土与发表。如果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的理解大体正确，这种计时法可能是乌玛恩西卢伽尔扎吉西在恩沙库沙纳的统治之下短期之内的变通之计，很可能最早从其在位第五年之后才开始，执行也不过数年。在其第七年之后，也就是乌玛授田文书之后若干年，卢伽尔扎吉西却成功地取代了恩沙库沙纳成为“中土之王”。他主动付出了对后者称臣的代价，却在客观上利用后者得到解决拉格什问题的强援，最终取而代之成为萨尔贡将要面对的最强大对手。(70)

　　只是，一旦将授田文书所见之“王”理解为恩沙库沙纳，根据授田文书的内容记载重构出来的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六年和卢伽尔扎吉西在位第七年之间的相对年代学也就失效了。(71)根据这样的认识，将“石钵铭文”断在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之前，或者干脆设定授田文书出自卢伽尔扎吉西称王第七年的做法，可以说是建立在对证据的错误解读之上。目前能够确认的仅仅是，卢伽尔扎吉西和恩沙库沙纳的从属关系至迟终结于“石钵铭文”，而卢伽尔扎吉西曾入侵拉格什并将乌鲁卡基纳困于孤城之中，时在乌鲁卡基纳称王第十年亡国之前。卢伽尔扎吉西成为“中土之王”的时间，即写下“石钵铭文”的时间，与乌鲁卡基纳的亡国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先后关系，照常理推论更可能在其之后。这意味着对拉格什最后岁月，包括对所谓的“乌鲁卡基纳改革”等情况需要再认识，(72)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的在位时间与乌鲁卡基纳的在位时间之间的相对关系也需要重新审视。总而言之，必须对早王朝末期卢伽尔扎吉西、乌鲁卡基纳、恩沙库沙纳、萨尔贡诸王之间的相对年代学作全面的修正。完成这个任务非本文篇幅所能允许。(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