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卢随许旅由洛南到潼关又到华县瓜坡镇，宣布参加起义。

接着随军再到渭华起义中心地区——华县高塘镇，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积极参与起义的决策、计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协助唐澍、刘志丹指挥起义部队作战。 6月20日，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元以三师之众向起义地区扑来，驻华县高塘塬的起义部队和农民赤卫队沉着应战，边打边沿着牛峪口山路向秦岭山区撤退。

在战斗激烈的时刻，卢操着有点生硬的陕西方言高唱秦腔，为起义勇士鼓劲助威。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他的肺部。为不影响部队行动，他拒绝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医生把他隐蔽在附近的草丛中，等夜幕降临时再爬出去找部队。终因失血过多，光荣牺牲。

卢绍亭，1901年5月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原直隶宁河）岳实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卢居安，母廉氏，是一对老实忠厚、目不识丁、一生躬耕力田的农家夫妇。绍亭兄弟3人，以他最小，幼时曾读私塾，后入本地张各庄小学，继而入本县车轴山中学。1918年入天津直隶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就学，因家境贫寒，少衣缺食，曾几度辍学。

1919年，五四运动风暴席卷海河两岸，正在天津就学的卢绍亭和同乡学友于方舟等一批热血青年，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卢绍亭被选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参与组织领导天津学生界“五七”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成为当时天津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

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他和于方舟等组织学生演讲队，在学校内外，街头巷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奋臂高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勿忘国耻五月七日”等反帝爱国口号。当天津反动警察当局严令禁止演讲时，卢绍亭不畏强暴，坚持演说奔走。他愤慨地说：“爱国有什么罪？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连骂一声外国强盗的权利也没有吗？不要说一纸禁令，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没有啥可怕的！……”他那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令人无不钦佩，同学们都敬称他“大刀卢硕”。

1920年1月底，天津爱国学生数千人，为维护我国主权，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领导下，赴直隶公署请愿，抗议日本人殴打我日货调查员，要求惩办肇事者，释放被捕的天津学联以及各界联合会24位代表。反动当局无视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竟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重伤数十人，周恩来、于方舟等4位代表被捕入狱。卢绍亭作为学联代表，积极奔走营救周、于等人，动员学生向各界人士揭露反动当局罪行，争取社会舆论。他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反动派照样要低头。

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在新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天津相继诞生了由周恩来、于方舟等分别发起组织的“觉悟社”和“新生社”。这两个革命社团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1920年夏秋之间，“新生社”又在李大钊指导下改组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是年底，“研究会”又改组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团支部。卢绍亭先后参加了“新生社”、“研究会”和青年团，并和江浩等人一起经常去北京，参加李大钊领导下的党团组织每月召开一次的党团员大会。1924年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卢绍亭的母校——高等工业学校成立，于方舟、邓颖超、卢绍亭、王卓吾等10人分别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团地委下属高等工业学校、政治专门学校、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省立一中、达仁女子学校6个支部，卢绍亭分工驻机关负责联络工作。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卢绍亭此时加入党组织（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继续驻机关负责联络工作。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作出以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为中心任务的决议，选派地委委员李培良和卢绍亭、周世昌、韩义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到工人比较集中的大型日纱厂去创办平民学校，把平民学校作为联系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会和发展党团组织的基地。卢绍亭在作好机关工作的同时，和李培良于同年9月到海河西岸小刘庄，在裕元、北洋、裕大、宝成纱厂附近藕耕里开办一所平民学校，深入工人当中访贫问苦，解说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启迪工人兄弟的阶级觉悟。卢绍亭讲课时，深入浅出，精辟透彻，深受工人们欢迎。当他讲“劳工神圣”时，感情激愤地说：“我们这些穷苦弟兄，终日纺纱织布，创造的财富比挣得的工资不知高出多少倍，可是都让资本家拿去了，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压迫，没有我们的双手，哪有资本家他们的活命。”他还用留声机播放出孙中山先生讲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声音。他还讲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卢绍亭对工人说话和气，平易近人，耐心解答疑难，工人弟兄对他十分尊敬和亲近。

通过平民学校的启迪教育，卢绍亭很快地团结了一大批工人弟兄，培养了马筱峰、司福祥、杨泽轩、张寿录、王益山、于思荣、白振东等一批积极分子。这些人，以后成了天津工人运动的骨干和领袖。

裕元纱厂工会刚刚建立，卢绍亭和工会便领导工人进行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愤怒的工人，终于把日商资本家管押起来，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从此以后，在卢绍亭和工会的努力下，特别是在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之后，裕元纱厂工会逐步由半公开走向公开活动，终于挂出裕元纱厂工会的牌子，发给工会会员每人一枚铜制徽章佩戴，工会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之家”。

1924年10月，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时，卢绍亭和工会按照中共天津地委的指示，组织裕元纱厂工人前去码头参加欢迎队伍。地委利用“国民促成会”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卢绍亭在天津东马路宣讲所讲演时指出：国民革命的步骤是首先宣传民众，其次是联合民众，再次是武装群众，最后是直接行动，即夺取政权，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由卢绍亭、李培良等具体组织，于1925年6月成立了天津纺织工会。工会成立那天，宝成、裕大、裕元、北洋、恒源、华新等纱厂工会都派代表参加，李培良主持大会，卢绍亭讲话。他说：“工人有了工会，就有了家，有了头，资本家再打骂虐待咱们工人弟兄，工会就要带领大伙同资本家讲理。弟兄们有什么难办的事，工会就要给大伙撑腰。今天，我们几个纱厂成立天津统一的纺织工会，组织壮大了，人更多了，势力更大了，我们就不怕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了。等我们全天津，全直隶，乃至全国总工会都成立起来之后，我们还要赶资本家出工厂，赶帝国主义出中国呢！……”卢绍亭充满激情的讲话，使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个个情绪激动，掌声不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进步和渴求自由生存的急切心情。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冲破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连续数次举行了有一二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直至日本租界，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作为天津工人运动领导骨干的卢绍亭和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组织委员于方舟等一起同工人学生并肩浴血奋战在海河岸边。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迎接罢工高潮的到来，8月4日，天津工人总工会成立了。8月中旬，当李培良领导裕大纱厂工人冲破阻力成立工会举行罢工时，日商资本家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兵镇压，罢工工人怒不可遏，一齐行动，砸烂该厂大部分机器设备，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不甘屈服的浩然正气和斗争勇气，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砸裕大”事件。罢工一开始，卢绍亭和李培良根据地委指示，把临近裕大纱厂的宝成、裕元、北洋等纱厂工会动员起来，组织同盟罢工。当裕大纱厂罢工工人遭到镇压时，卢绍亭领导裕元等几个纱厂工会带领工人冒着枪弹、水龙，不畏刺刀、棍棒，跨过海河前去支援裕大，给日商资本家以有力回击。

如火如荼的罢工斗争，引起奉系军阀李景林更加疯狂的镇压，天津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为避免出头露面的领导骨干无辜遭到捕杀，“砸裕大”事件之后，卢绍亭、李培良、江浩等奉中共北方区委之命，离津赴外地工作。卢绍亭被派往平绥铁路线东段，改名为卢亦民，公开身份是京绥铁路总工会南口分工会秘书（领导职务）。在南口近10个月内，卢绍亭工作十分出色，很快发展扩大了工人中的党团组织。当时，京绥铁路工人生活十分艰难困苦，一些单身职工无家可归，只得在茅草棚内栖身过夜，聊避风雨。卢绍亭和这些苦大仇深，穷愁潦倒的苦工人们打成一片，问寒问暖，倾诉衷肠，情亲心贴，建立起革命的感情和友谊，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奔走于南口、昌平、延庆、北京郊区等一些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起一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同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在驻当地的冯玉祥国民军中也秘密开展了党的工作。西直门机务队工人马七在反抗恶霸张幼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卢绍亭为了给马七烈士报仇，激发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组织纠察队活捉了恶霸张幼山，给他戴上脚镣手铐，拉出去游街示众，大长了工农群众志气。

三一八惨案以后，卢绍亭被调到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担任中共张家口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工作魄力大，办法多，和工友关系相处十分融洽，同志们对他十分敬佩。1926年8月间，国民军向西退却，大多数工会领导人随军西行。卢绍亭、杨宗义等工会负责人率领一部分工人，随张兆丰团转战于包头、五原等地，他们一路组织宣传国民革命，动员民众，鼓舞士气，不顾饥寒，冒风顶沙，毫不懈怠地为党工作。

9月中旬，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响应北伐，组织国民联军，誓师五原，同于右任等组建联军中的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9月下旬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全军代表大会。会上，卢绍亭公开宣布自己的身份：“我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是搞职工运动的，我要竭尽全力跟随冯总司令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在成立最高特别党部的会议上，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张兆丰等11人被选为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卢绍亭、张树森、李宝铨等7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这时，由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包括卢绍亭在内的200多位共产党人已先后参加国民军联军，卢绍亭曾兼任弓福魁部政治处长。后转战于内蒙、宁夏、甘肃、陕西等地。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路宣传国民革命，发展党的组织，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竭尽全力地为着国民革命的胜利勤奋工作。

1927年春，当北伐胜利进军占领上海，攻克南京，进入豫南时，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1日在西安皇城宣誓就职，接着率军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河南，卢绍亭被任命担任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

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清共”，根据党组织按排，卢绍亭和一批共产党员脱离冯部潜入陕西关中东部农村从事地下工作。卢绍亭来到渭南王尚德主办的赤水农业职业学校，向师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

这时，由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保卫队改编的许权中（共产党员）旅驻防临潼关山镇，中共陕西省委派卢绍亭前往该旅教导营做政治工作，改名廉益民。后来辗转于三原、高陵、蓝田一带。渡渭河，越秦岭，几经周折，进入洛南县三要司一带，组织领导部队整训练兵，发展党的组织，清除坏分子，纯洁队伍，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开展农运斗争，卢绍亭担任了许旅党委委员。

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渭华起义烈火点燃。卢绍亭坚决执行省委决定，随部队到达起义中心地区——华县高塘原。在华县瓜坡镇南堡召开了旅党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组成军委，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卢绍亭任军委委员兼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在起义中各项决议，同唐澍、刘景桂等一起参与起义的决策、计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在激烈的战斗中，卢绍亭身先士卒，一边坚持战斗，一边宣传鼓动，鼓励部队沉着应战，阻击敌人。6月20日，部队向秦岭山区撤离，卢绍亭随司令部一起为中路，沿牛峪口山路边打边退，因敌众我寡，伤亡较大，部队一时情绪有些低落，他亲自用初学会的陕西方言演秦腔，呼喊战斗口号，鼓励战士振作精神，顽强战斗。不料，一颗子弹飞来，贯穿他的肺部，卢绍亭倒在了血泊里。负伤后，他考虑到情况紧急，拒绝用担架抬他后撤，说服前来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卫生人员，把自己隐蔽在附近的草丛中，等天黑夜幕降临时爬出去，但终因失血过多而光荣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