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鸡血后来在全国疯狂蔓延，出现人们提着小公鸡排队打鸡血的盛况，这跟俞昌时散发的鸡血疗法的宣传资料有关。资料中说，鸡血疗法“国际领先”，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且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这种宣传说法很有蛊惑性。

亲历过打鸡血的疯狂年代，虽然那时还小。注射者每隔一天打一次，小公鸡被抽血后跌跌撞撞、晕头晕脑，当然也没有献血补助这一说。在当时，打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的盛行维持了10个月，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吻合。

打鸡血的不良反应当然有，但当时人们胆子大，勇于尝试。这种养生的全民性癫狂在此后一再出现，而且是一波比一波投入。从二十多年前这功那功凭意念治病到喝信息水治病--让有些人喝到拉肚子，到所谓的“养生大师”张悟本满嘴跑火车，他的谬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四个汤：绿豆、豆浆、蘑菇汤、骨头汤”，“国家规定了，女同志怀孕前必须补充2500毫克钙”但听得人就是愿意相信他，想想都好笑。

鸡血疗法

秦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堪称中国养生文化繁荣的鼎盛期。西汉初年开始，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养生文化的兴盛。

在西汉产生的众多养生诸作中，最令世人瞩目的要算《黄帝内经》。该书汇集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观点、并且首次专门从医学角度探讨了养生问题。

《黄帝内经》涉及的养生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努力提高机体防病抗衰能力；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对此，《上古天真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此外，《黄帝内经》还记载了许多具体的养生术，如《异法方宜论》中介绍的导引、按足乔等等，都具有实用养生价值。以上种种理论和实践均在中国养生文化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后世的各种养生著作，多数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

东汉以后，在《黄帝内经》的引导和带动下，中医养生学日趋繁荣。这一时期很多著名的医学家都长于养生，其中又以张仲景和华佗为影响之最。

张仲景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提出了若干具体养生原则，即“不令邪气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等。

华佗认为运动是却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为此极力主张通过劳动运动来养生。华佗还根据古代导引法，创立“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尤为可贵的是，华佗还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五禽戏”锻炼，以至“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的动乱时期。战乱和灾祸接踵而至的现实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使得当时人体的寿命十分短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出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需要，往往沉醉于养生之道。在道德修养方面，这些人迷恋于老、庄之学，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在具体的养生实践上，则由重视导引吐纳转向炼丹服食，进而形成了一系列颇具道教色彩的养生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养生文化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字雅川，自号抱朴子，他的养生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抱朴子?内篇》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主张恬愉淡泊，涤除各种嗜欲；

提倡宝精行气，创立胎息功法；

强调房事养生，“得其节宣之和”。

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主张人的言行举止，存思计虑都不应超出正常的生理限度。

陶弘景，字通明，南京人，齐梁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兼养生家。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仅养生方面的专著就有若干种，如《养性延命录》、《导引养生图》、《养生经》等等。现存的养生著作主要有《养性处命录》，书中涉及到多方面的养生内容，它们是：

认为形神相依，主张清心寡欲以养神，导引运动以养形；

认为人的寿命长短固然与先天因素有关，但后天的调养更为重要；

提倡过用病生，主张节用以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隋唐二代，养生文化进一步沿着秦汉魏晋以来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孙思邈和司马承祯等重要养生学家。

孙思邈的养生思想主要收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孙思邈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既强调食疗，又主张药补；既强调节欲，又反对绝欲。不但涉及到衣、食、住、行与养生的关系，而且专门探讨了老年保健问题。这些都对后世中国养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司马承祯的两部重要著作《天隐子养生书》和《坐忘论》，都大抵本于老、庄，阐述了收视反听、遗形复照的内修养生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养生方法上，司马承祯还创立了各种服气法、导引法，详见其《服气精义论》和《导引论》二书。较之于其他的道教养生方法，司马承祯创立的上述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能够运用中医理论探讨服气、导引的作用机制。

除了上述重要的养生理论和养生人物之外，汉唐时期还有一中重要的养生问题必须提到着重阐述，这就是道教气功的发展情况。此外，气功不但开始被道教吸收，而且逐渐形成了最能体现道家养生特色的“存思”和“内丹”两大流派。

存思派

存思，又名存想，它是一种专以调神为基本练功手段的气功功法。在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中，存思法就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至晋代，则出现了专以存思法作为修炼内容的上清派道教。隋唐以后，道教存思派气功进一步得到发展，仅宋代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收录的《老君存思图》所述存思法的具体方法就达18种之多，存思的内容也较前更为丰富。

伴随着存思派气功的产生和发展，一种具有自我心理保健功能的存思疗法也开始得到普及与提高。东汉时期，存思疗法已初具规模，《太平经》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魏晋时期，存思疗法的种类增多，而且论述也更加详细，如《养生要集》中就提到：“行气欲除百病，随病所有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使其愈，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此养生大要也。”隋唐以后，存思疗法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诸病源候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内丹派

内丹，是道教炼丹术的一种。该法将人体拟作“鼎炉”，把体内的精气当作“药物”，运用“神”去烧炼，从而使精、气 、神凝聚结成“内丹”。内丹派气功奠基于东汉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但“内丹”这一名称却一直到晋代许逊的《灵剑子》中才始有记载。魏晋时期，道教气功方面出现了一部融合内丹、存思两派基本特点的内修专著，这就是《黄庭外景经》。内丹气功兴盛于隋唐二代，此时相继出现了《群仙会真记》和《日月玄枢论》（已亡佚）之类的内丹气功集大成之作。

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的局面，涌现了金元四大家和陈直、邹铉等一大批著名养生家；同时由于宋代帝王对养生学十分关注，组织力量编写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类的大型官修医书，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医养生学沿着《黄帝内经》开创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注意从发病学的角度探求养生规律。当时的中医养生家已经认识到人的形体“因气而荣，因气而病”（《圣济总录》），于是主张养生应该努力保养气血，调理气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养生要务在于保养脾胃之气的理论主张。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则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格致余论》），因而在治病和养生方面都以滋阴为主。

注重联系老年生理特征探求养生长寿之道。，邹铉《寿亲养老新书》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老人精神真气及五脏衰弱耗竭，肠胃虚薄，喜怒性情不定，类似儿童，且孤僻易于伤感，故应重视饮食调养、精神调摄，怡情悦志，以及顺应四时气候变化以养生。宋丹溪在《格致余论·茹淡论》中则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老年养生食谱。

宋代以后，由于真宗、徽宗等皇帝狂热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道教理论有所深化。在众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门的道教学说中，内丹派理论影响最大，并相继出现了陈抟、丘处机、王珪等著名道教养生家。

陈抟所著的《指玄篇》、《阴真君还丹歌注》、《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均为阐述道教丹丹派养生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专著，其中又以后者在民间流传最广。

丘处机的养生思想除了强调“全神炼气”、养气内守之外，还著有《摄生消息论》一书。

王珪在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中论述了婚后至孕育和婴幼、童壮、衰老诸阶段的生理调摄，疾病治疗等问题，很有特色。尤其是书中关于药食养生的观点，更具创见。

由宋一代，儒家一反汉唐专治经学的传统，转而引释、道入儒，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学。当时的理学家认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恒而至高无上的。为了穷究此“理”，理学家们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总原则，而静坐则被视为实现这种原则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尽管“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原则本身是与人们的养生目的相悖的，但静坐方式却包含了积极的养生意义。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为例，“静坐”固然被他视为穷理尽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静坐”穷理的实践过程中，邵雍同样感到了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养生功效。因此，在他的某些诗作，如《何处是仙乡》中，就写出了一种独特的静坐感受。

对静坐养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南宋理学。由于晚年健康状况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倾心符合其理学大师身分和经历的静坐养生法。据《宋元学案》记载，为了提高和加强静坐的养生效果，朱熹还作有《调息箴》一首。

继朱熹之后，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世称西山先生，更为注重养生，认为“运气之术，甚近养生之道”，于是采集诸家养生之要，编为《卫生歌》一篇。《卫生歌》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当时的理学家已经注意对各种养生功法加以兼收并蓄，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养生文化开始向通俗与普及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它有可能真正从少数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广阔的社会各阶层，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大众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当他们“通则兼济天下”之时，也许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业；而一旦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况之际，他们常常对道家的学说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对养生之道的关注。早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王绘、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养生活动。

由唐入宋，诗人墨客养生的热情有增无减，当时不少文学家都是锻炼有素的养生里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陆游最为突出。

苏轼认为“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因此他对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篇中记载的胎息法曾“反复寻究”，颇有所得。苏轼还融闭息、存思及保健功于一体，创立了一种简易有效的养生方法。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杰出的养生家。他所习的养生功法兼及道、释，包括导引、行气、内丹、坐禅诸项内容。

明清两代，中国的养生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得以显著提高。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0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

明清两代在养生学术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张景岳。张氏在《类经》的“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体现在《治形论》中。张景岳在《治形论》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体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并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张景岳之前的养生家大多重视养神，从未如此响亮地提出过“养形”，可见他的养生理论确实很有创见。

明代重要的养生理论家除了张景岳之外，尚有李诞和李时珍。李诞在他的《保养说》中提出《黄帝内经》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精神内守”是养生正宗，并据此而创立了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薄滋味、寡言语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则丰富和发展了饮食调养的理论，在养生学领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表达方式通俗易懂

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养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其中唯心成份日益减少，很多养生学家都开始注重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大众化。此时的内丹气功一改以往“奥雅难通”的旧貌，开始变得简洁明了。针对修炼内丹所涉及的人体部位及五脏功能作了明晰的阐述，尤其提出了修炼内丹的重要部位在于三丹田和三关，并指明其要点，使人一看即懂，十分通俗明了。

表达通俗化，还突出地表现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养生读物方面。象《医先》、《遵生八笺》、《食色绅言》、《呻吟语》、《类修要诀》、《老老恒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包含了自古以来丰富多彩养生文化内容，而又雅俗共赏的优秀养生读物。其中明代王文禄所撰的《医先》，就用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许多深奥养生理论，如论形神关系：“形譬灯缸盛油，神譬灯油燃火，摇翻灯缸则灯油泻，炙干灯油则灯缸裂，必形与神俱，即魂魄足，营卫调。”胡文焕的《类修要诀》则以警句和格言形式，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方法，如其中的《养心要语》谈及情志调摄的养生作用时写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不仅语言平易，朗朗上口，而且形式也很活泼，极易为大众所接受。养生读物的通俗化，不但促进了养生文化的普及。

养生对象偏重老人

中国的养生学，自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的重点便开始逐渐转向老年人。但这种观点真正达到普及的程度，则是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曾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最高统治者的上述举动客观上促进了重视老人颐养保健风气的形成。这一时期出现的养生著作，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联系到老人的健康和长寿问题。明清两代养生对象重老人，还显著地表现出当时出现的大批老年医学专著中，如《寿世保元》、《老老余编》、《老老恒言》等书，都把颐养老人列为重要的养生内容，其中明代御医龚廷贤还在《世寿保元·衰老论》中，对衰老原因作为专题研究。此外，当时的许多非养生专著中的养生篇章也十分重视老人的保健与长寿问题。

养生方法多元并存

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却病延年。

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我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

千叟宴最早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在清代共举办过4次。清帝康熙为显示他治国有方，太平盛世，并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因此举办“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三千零五十六人，即席赋诗三千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养生一词，原出《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探索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终于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创造出了一系列与疾病和衰老抗衡的独特理论方法，逐渐使养生成了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清朝和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医家和养生学家自然无心议论“养生”之事，所以这一时期养生著作寥寥无几，仅有任廷芳的《延寿新书》、胡宣明的《摄生论》及一些气功类书籍，多为平平之作，难以作为名流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