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白劳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在福斯特领导的工会教育同盟工作，任该同盟出版的《劳工先驱报》主编，同时参加了美国工人党（美国一切共产主义力量的统一组织）的创建活动。

1921年春，白劳德率美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了赤色工会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他见到了列宁，并被会议选为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直任职到1930年。

艾格尼丝·斯梅德利于1921年与白劳德相识，当时白劳德与埃拉·里夫·布洛尔住在一起。1926年2月，白劳德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同年12月，他受赤色工会国际的派遣到中国工作。他在汉口和上海协助组织了“泛太平洋产业工会书记处”，担任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是它的机关刊物《泛太平洋工人报》的编辑。1929年，白劳德回到美国。在美国，他曾帮助中国留美学生和华侨工人编辑出版过进步报刊，并写过一些介绍中国革命的文章。

白劳德回到美国时，美共正在党央开展反对洛夫斯顿一佩帕尔集团的斗争。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杰伊·洛夫斯通受到批判，被撤销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

1930年6月，刚上任不久的威廉·泽布伦·福斯特因心脏病发作，福斯特被迫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心脏病治疗。接着美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白劳德当选为美共总书记。白劳德任美共总书记的初期，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经济危机之时，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贯彻执行了共产国际的一些正确主张，积极参加和组织了美国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特别是他号召全党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从而使不少黑人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

1935年7-8月，白劳德率美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这次大会确立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白劳德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发示拥护共产国际的策略。从这年起至1940年，他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6年初，白劳德回到美国后不久，作为美国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白劳德只赢得了79315张选票（0.2%）。诺曼·托马斯在187910票的表现更好，但左翼压倒性地支持富兰克林·D·罗斯福（27752648），因为他们批准了他的新政政策。

同年，他写了《共产主义是什么？》一书．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积极寻求同社会党合作．建立全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白劳德盲从于罗斯福“新政”，片面地强调了美国全民族的团结而忽视了对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以致放弃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去寻求同罗斯福政府妥协：在1936年于纽约召开的美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跟着罗斯福走，一切服从罗斯福”的政策。在1938年5月召开的美共十大上，白劳德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充分的、完全的、一贯的运用，“就自然会而且必然会达到共产党的全面纲领，达到美国的社会主义改组，达到美国经济的共有共营。为全体利益服务”。他赞扬资产阶级民主而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度要求白劳德采取行动对抗罗斯福。白劳德便故意拖延。他很想让美国共产党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竞选者，因此不愿意再做社会的敌人；但同时，出于很多现实考虑，他不能冒犯莫斯科——他的妹妹为苏联特工组织NKVD工作，他的妻子过去的革命经历也许不能被美国移民局容纳，他自己也为苏联做过很少一些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罗斯福政府借战争之机迫害共产党人，他未能逃脱厄运。

白劳德是1940年总统选举中的美国共产党候选人，但政府颁布了一项法院命令，禁止他在国内旅行。他的竞选活动仅限于发表书面声明和分发录音演讲。在选举中，他只赢得了46251张选票。那年晚些时候，他被判护照违规罪，并被判处四年监禁。当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为苏联的盟友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白劳德在服刑仅14个月后就被释放。美共的成员也增至75000人。

1941年3月，白劳德被关进亚特兰大监狱服刑。

1942年5月，由于群众强大的压力，罗斯福宣布特赦白劳德和其他几名美共领袖。白劳德出狱后，并没有从这一事实中吸取教训，真正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而是继续寻找同罗斯福政府互相谅解和全面合作的道路。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11-1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这时白劳德的右倾机会主义迅速发展起来。他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为全面的阶级合作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利条件，《德黑兰宣言》是“长期的信任与持久和平”的保证。因此，他到处进行演说，发表文章，宣扬所谓“德黑兰精神”。

1944年4月，他发表了《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全面论述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白劳德认为，《德黑兰宣言》的发表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不坚持“陈旧的偏见和思想方法”，它们之间就可以长期信任和合作；只要垄断资产阶级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就可以获得广阔的市场并使那些国家“工业化”和“民主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通过建立经济协议的办法使“最尖锐的矛盾归于消灭”；从而在国际上建立起“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他要求美共以国内妥协来保证国际妥协。主张党应放弃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接受美国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政府长期合作，实行“全国团结”。因此他提出，美共作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已经毫无意义”，并成为全国团结的障碍，“共产主义者要解散他们独立的政党，并找出一个新的不同的组织和名称”。

1944年5月20-22日，美共在纽约召开“十二大”，大会根据白劳德的提议，解散了美国共产党。紧接着又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任会长。

白劳德的错误观点和美共的解散，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拉丁美洲的其它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此，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国共产党人对白劳德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福斯特指出，白劳德推行的是“惊人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它是“从美国帝国主义的现行侵略计划直接产生的”，它的阶级受益人是美国的大资本家。1945年7月26—28日，美国共产党人在纽约召开了全国紧急代表大会（十三大），福斯特在会上作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大会批判了白劳德的修正主义，撤销了白劳德的领导职务，宣布重建美国共产党，选出了福斯特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白劳德被批判和撤职后，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

1946年1月，他在资产阶级企业家的资助下，创办了《销售业指南》简报，投靠资本家。同年2月，美共决定把他开除出党。5月他到了莫斯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接见了他，并请他担任苏联书籍出版社的美国代表，他接受了这个工作，在美国帮助该出版社推销书籍。到1949年，白劳德认为俄国书籍在美国没有市场，并确信自己“无论如何不再是苏联的朋友了”，因而辞去了苏联书籍出版社的美国代表职务。后来，他担任了反共杂志《共产主义研究》的顾问，经常讲演，写文章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不适用于美国社会。他在晚年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理论。

1960年，他写了《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一书，认为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他“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他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统了”。在实践上，他直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对美国人民反对政府的斗争抱着敌视的态度。不过，当迫害左翼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已经被开除的白劳德面对质问时，拒绝指控自己以前的共产党同志是苏联间谍。

白劳德的生活是比较富裕的。他与他的妻子有三个儿子，都是数学家。1955年白劳德的妻子去世后，白劳德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的儿子威廉·白劳德生活在一起。

1973年6月27日，白劳德因病死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终年82岁。

1926年，白劳德作为赤色工会国际美国代表来到莫斯科工作。

1926年12月，赤色工会国际派遣，白劳德与英国的71岁的托马斯·曼和法国的28岁的雅克·多里奥特组成国际劳工代表团，从苏联启程前往中国。代表团的使命是，向中国工人表达国际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之心；调查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情况，并报告赤色工会国际。

1927年2月17日，他们一行抵达广州。从 2～6月的5个月时间里，代表团成员由谭平山陪同，遍访广东、江西、湖北、湖南等省。

1927年4月8日，白劳德在汉口烟厂工会欢迎国际劳工代表团大会上致辞说：“我们美国的革命工人们对于中国的革命深表无限同情。我这一次到中国来，看见工人阶级有组织，烟厂工友尤其是烟厂女工友们组织得很好，一定能够革命……我虽然到汉口不多时，但学到许多革命的经验，我回到美国一定把各位的痛苦告诉我们美国的工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劳德等人调查了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上海等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破坏工会组织的情况，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报告。

1927年，白劳德撰写了《民族主义中国的内战》一书。该书以日记的形式生动地记述了代表团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白劳德承认中国共产党人遭受了严重挫折，但他认为：“失败是暂时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自己的同盟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取得改造中国社会的胜利，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1927年5月20日-26日，赤色工会国际在汉口召开第二次泛太平洋劳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泛太平洋产业工会书记处作为常设机构，办事地点设在中国上海，白劳德担任书记处书记和书记处机关刊物《泛太平洋工人报》的主编。

1927年-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白劳德是在中国度过的。白劳德除致力于泛太平洋产业工会及机关报的工作外，还利用其美国公民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总工会做了许多好事。例如，提供中国各地工农生活和运动的调查材料，在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掩护在上海等地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党员，传达党内秘密信息，组织交通渠道等等。白劳德不仅在他主编的《泛太平洋工人报》上发表有关中国工运的报道和评论，而且把他在中国各地调查的材料写成多篇文章，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报》（以英文的形式）上发表。在《中国与美帝国主义政策》（1927年10月）一文中，白劳德指出：“美国企图完全控制中国的政策，比英国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它实力更强，武器更精。”

在华期间，白劳德同中国许多著名人士有过密切接触。多年后，白劳德说：“在中国，我同宋庆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廖仲恺等有过密切的接触。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历和交往使我能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罗斯福之间的最初联系的渠道。”

1928年底，白劳德结束中国工作后返回美国。白劳德在中国两年的经历，大大地提高了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回国后，他继续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白劳德曾多次发表文章号召美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中国与美国》的演说中（1937年9月2日），白劳德阐述了美中两国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论点。他指出：“如果我们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大日本帝国）继续无牵制地反对中国人民，那么美国实际上就介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行动，我们正在自找麻烦。美国正在接受对中国的封锁。我们继续允许美国的废铁从布鲁克林码头运到日本帝国，用来制造碎弹片和炸弹去残害中国人民！美国政府命令美国的船舶要迅速离开上海，但却未制止所有的船只从布鲁克林给日本运输废铁……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废铁去毁灭中国人民的和平，那么我们就不能保卫美国的和平、纽约的和平以及布鲁克林的和平”。

白劳德还说，美国的独立得益于他国的帮助，那么美国也应该援助中国人民的独立战争。他说：中国并不弱小，它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国共产党一直动员全中国人民为获得独立而斗争，并为中国人民指出了独立的道路。”中国民众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的战争，加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我们必须使美国人民明白，中国人民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不能允许把美国作为日本发动对中国人民战争的基地。如果我们需要和平，我们就必须努力团结世界上有的和平力量。对中国兄弟姐妹的援助，也就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在美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美国人民以多种形式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38年1月，美国全国铁路工会在布里斯托尔举行大会，决定抵制日货并拒运一切战时工业原料到日本。

1938年12月，旧金山工人拒绝为日本装运废铁，随后加利福尼亚的工人也拒运废铁到日本。

1939年2月，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港的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挪威丸号”装运废铁。密德尔布洛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运废铁去日本，为此工人牺牲了数天的工资。

据《威奇托鹰报》报道：“厄尔·白劳德效率很高，是商务办公室里的普通年轻人。他的同事回忆说，他性格公正，但后来开始形成的政治思想让他对生活有了不同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他离开了制药公司寻找更好的东西。他在已故的L.S.纳夫茨格和约翰·摩尔领导的银行簿记部门找到了一个职位。厄尔当时把时间分配在他的工作和社会党的活动上，直到最后他的政治野心对他的雇主来说太大了，他失去了工作，正如一位前邻居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