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否定历史决定论的思想萌生于1919—1920年冬天，在1935年前后，写出了一个基本大纲。1936年1月或2月，他在布鲁塞尔一个朋友家中举行的私人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1942年，波普尔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文投稿给罗素和摩尔担任编辑的哲学期刊《精神》，但遭到退稿。修改后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文在1944年和1945年的《经济学》杂志上分三部分首次公开发表。意大利文译本和法文译本以书籍形式出版后，1957年出版了书籍形式的英文本。

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理念的批判分成三个方面：历史决定论本身的问题，历史决定论者论证中的问题，以及历史决定论应用后的问题。

关于历史决定论理论本身的问题。首先，波普尔认为，试图描述整个社会的全部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描述要求包括无限的特征。如果人们不可能知道人类现状的整体，人们也就不可能知道人类的未来。如果人们要研究某个事物，人们必须选择它的某些方面。人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世界的全部或自然的全部；事实上，所有的描述必定是选择性的。其次，人类历史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因此，过去的知识不一定帮助人们知道未来。他说，生命在地球上的进化或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演变的描述不是靠一条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陈述。对历史的研究可揭示某些倾向，然而无法保证这些倾向会继续下去。换言之，这些倾向不是规律。断言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存在某一倾向的陈述是一个单称历史陈述。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此外，考虑到历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独一无二性感兴趣，可以说未来事件也将具有独一无二性，而人们不可能事先知道这种独一无二性。第三，对人类个人的行动或反应给予确定无疑的预测也是永远不可能的，因此确定无疑地预测个人未来的行动也是不可能的。他说，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机构之中，人的因素是根本上不确定的和难以捉摸的要素。事实上，机构并不能完全控制人这个要素；试图控制这个要素的所有努力必定导致暴政，导致人的因素的无所不能，即一些人或一个人的心血来潮。波普尔断言心理学也不能完全理解人的因素，因为人性随社会机构而异，因此对人性的研究以对这些机构的理解为前提。第四，自然的即科学的或社会的规律可使人们将某些事件的可能性加以排除，但这不可能使人们将一系列可能的结局缩小到只有一个结局。根据波普尔的科学理论，一个假说提出后，要接受严格的检验，其目的是否证这个假说。如果检验没有否证这个假说，它就成为一条规律，但事实上它仍然是一个迄今尚未被否证的假说。最后，当历史进程依赖科学知识未来增长（这不可能事先知道）时在逻辑上不可能知道未来历史进程。在该书的序中，波普尔提出了反驳历史决定论的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科学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关于历史决定论者论证中的问题。支持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中往往出现不一致。如历史决定论者往往要求改造人，使之适合未来社会，或加速这个社会的到来。考虑到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为了某个特定的社会而改造人可能导致出现其他类型的社会。而且需要改造人提示，没有这种改造新社会可能就不会出现，所以这种新社会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历史决定论者不知道什么条件下某种已经辨认的倾向会终止。历史的概括可归结为普遍性较高的一组规律，然而为了从这些概括中作出预见，人们也需要具体的初始条件。但条件是变化的，任何“规律”可有不同的应用，而倾向也可能消失。第三，历史决定论往往对理论作出错误的历史诠释。当人们研究历史时人们只能考查过去的一个有限的方面，换言之，人们必须应用某种历史的诠释，必须重视诠释的多样性。最后，历史决定论者的论证混淆了终点与目的。历史决定论往往认为在历史的倾向中可辨认出社会的目的，其实这种社会的目的应理解为社会的选择，并不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终点。

关于历史决定论应用后的问题。首先，这种应用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如实施历史决定论的规划往往要根本改造社会。由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这会产生许多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不但不能如愿．还会出现新的麻烦。其次，由于缺乏必需的信息，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不可能增加我们有关社会发展的知识，因为为了使理论能够应用于实际，权力必须集中，不同政见必须压制，那样就越来越难知道人民真正想什么。波普尔也反对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不能接受实验，任何历史规律只能适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但波普尔也不否认历史决定论的积极方面，即反对那种认为“伟人”的行动塑造历史的观念。波普尔用来代替历史决定论的是他的“渐进社会工程”，对社会进行微小、可逆的变革，以便能够从所引起的变革中学习。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使任何大规模的变革的结果成为随机而不可追溯。微小的变革使人们能够对社会行动的结果作出有限但可检验的、因而可否证的陈述。这是波普尔将他的科学方法论，即否证法应用于对社会的研究或社会科学。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波普尔认为，由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来用逻辑演绎和假说证伪的方法，从而作为一种“整体”知识的社会科学理论假说是不能检验的，特别困难的是检验这种“整体”知识所需要的受控条件会完全改变理论假说形成时的条件。据此提出，试图用“整体”计划来控制社会发展只能是“乌托邦工程师”的幻想，只有根据可检验条件来设计控制的“渐进工程师”才能真正利用所能获得的知识。这样，问题的核心就成为人们能否获得“整体”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对社会发展加以“整体”上的控制——即实行“整体”计划问题。这一点才是波普尔的方法与历史决定论的分歧所在。

卡尔·波普尔，英国皇家协会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个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