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儒墨》一文中，我说：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武士，换言之，即儒家出于儒；墨家出于侠。但儒之一字，在晚周较早的书中固常见，而侠之一字则在晚周较晚的书中，方始见。如果在晚周较早的书中，未见侠字，我们何能断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时即有侠?如果我们不能断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时即有侠，我们何能说墨家出于侠?这一点我们首先讨论。

在一文中，我所谓侠或侠士，本来是指以帮助别人打仗为职业之一种人。我们现在所需要者，是证明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时有这一种人。只要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时有这种人，我们在一文中所持之见解，即仍可持之。至于此种人在当时是否称为侠，则系另一问题，对于我们在一文中所持之主要见解，无大关系。

【注】：以上是原文的部分内容。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越三年，通过答辩，次年获博士学位。先后任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等职；还曾任中研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1933年至1934年，赴英讲学并考察游历欧洲八国。1946年至1948年春，赴美讲学，先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多次代表中国学术界赴美国、捷克、印度等国出席大型国际会议和文化参访。其一生志道精思，年寿高古，殚精竭虑，笔耕不辍。故其著述宏富，卷帙浩繁，思维缜密，逻辑严谨。其学亦横缀中西，纵贯今古。其一生所著，计有中西文著作四十余种，文章五百余篇。其遗书集为《三松堂全集》十四卷，六百余万言。其中“三史六书”是其主要著作：“三史”奠定了冯友兰哲学史家地位，使他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六书”则建构了现代形态的新理学体系，使他成为具有现代性和国际性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