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1、许由、务光：传说中的高士。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就隐居箕山中。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

2、“汉高”句：《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登帝位后，曾对其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其兄刘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3、伯夷、叔齐无稽之事：《史记·伯夷列传》载他俩反对武王伐纣，天下归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4、废孟子不立：《孟子·尽心下》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明太祖朱元璋见而下诏废除祭祀孟子。

5、“昔人”句：《南史·王敬则传》载南朝宋顺帝刘准被逼出宫，曾发愿：“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

6、“而毅宗”三句：毅宗，明崇祯帝，南明初谥思宗，后改毅宗，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他叹息公主不该生在帝王家，以剑砍长平公主，断左臂，然后自缢。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当时黄宗羲五十四岁。向远处看，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地主、市民阶级日趋壮大，资本主义因素也就渐积渐多。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也就出现了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潮。包括《原君》在内的《明夷待访录》，就是这种社会大思潮的一个产物。向近处看，社会刚刚经历了一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的历史大动荡：明王朝的覆灭，农民大起义的失败，以及清政权的建立。作为亡国遗臣的黄宗羲，力图追究这场社会大悲剧的原因，《原君》以及《明夷待访录》中其他文章，便是这种探求的结果。

文章继承《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而进一步对后世君主专制涂毒生民的最激烈最犀利的鞭挞。全文皆用古今对比、借古伐今的手法来论述，共分五段。

第一段说明古代人君的产生是为天下兴利释害而自己倍受劳苦。用今天的话说是，只为天下人尽义务而毫无私利可享。从这点出发，有的人干脆不愿为君，有的人为了君决不愿一直干下去传之子孙，有的人则是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样，作者就把许由、务光、尧、舜、禹统一到一个观点上：“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在封建社会里有些人把尧、舜视为天生圣人，把“得乎天命而为天子”的话绝对化，进一步把皇帝都称为圣人，皇帝的一切都冠以“圣”字。如此立论，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作者从人君之职分立论，表面上没有把尧、舜抬到高不可攀的地位，好像倒把尧、舜降到凡人；但实质上是讲尧、舜等古代君主的职分就是专门利人而备尝艰苦，以便和后世人君专门利己的行为作对比，以反引下文。

第二段“后之为人君者不然”是总冒，表明和古代背道而驰。下面分几层阐发：从“后之为人君者”到“不觉溢之于辞矣”为一层，痛斥后之人君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此无他”到“为君也”为第二层，说明古今君民客主倒置，天下罪恶总由君而生。“是以”至“君而已矣”为第三层，具体揭发君主以天下为产业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这一段文章写得痛快淋漓。结语“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义正辞严。“向使”以下再从反面补足上文所痛斥的后世之君的罪恶。最后以感叹反诘语气作结，余味不尽。这一段是本篇写得最精彩的部分，虽然在意义上是和第一段对照的，但第一段略一些，这一段描述得详些；第一段只从理论上叙述论证，这一段充满激情，语夹冰霜，大张挞伐，使后世贪残之君无地自容。“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虽然《庄子》里讲“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可以看作黄氏此言的滥觞，但黄氏此处的激烈程度，可以说前无古人。这段文字的结构，仍然是多用排比对照的方式，“其未得之也”、“其既得之也”两处尤为精彩。这一段又处处回应第一段，所以常用“古”、“今”对说，必须反复体会。

第三段以第一、第二两段为基础，痛斥后世小儒的谬论。根据古今君主对人民态度之不同，说明人民对君主也有爱戴和怨恶两种态度。因为有前两段的具体描述为基础，这里只须简单归纳一下，以下引出对小儒的谬论的批驳。先引小儒的谬论，再以桀、纣为例，表明小儒立论的荒唐。然后肯定武王的行动和《孟子》把桀、纣称之为独夫的理论，引朱元璋的荒唐举动来进一步批驳小儒尊君的谬论。

第四段，“虽然”二字一转，即从第三段的论述进一步写出“以天下为产业”不但残害天下人民，而且也害及自己和子孙。“产业”不能永保，“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这些话是对历史上改朝换代现象的概括，而用血淋淋的字眼极写其危害。“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若何为生我家”，不但表明事实，而且结语充满叹惋之情。这是因为最后举的是明毅宗（崇祯）的话。黄宗羲曾经为挽救明亡而奔走，又矢志不仕新朝，讲到明朝的覆亡，崇祯临死前亲手砍杀自己的女儿而自缢，多少流露一些故君之思、亡国之痛。所以这段文字用“痛哉斯言”，引到“回思创业时”的心理，如果早知后世如此，真要“废然摧沮”，不欲掠夺君位了。

第五段是全文总结，分两大层。第一层是两个排比句，“明乎为君之职分”一句总结第一段，“不明乎为君之职分”一句收束二、三、四段而仍回应第一段。这两句都离不开“许由、务光”，这是针对争君位的现象对症下药。“然”字一转为第二层，“君之职分难明”对上一层的第一句话说的，“以俄顷淫乐”至末，针对第四段“血肉崩溃”那些话说的，要人君清醒，衡量一下利害，那么连笨伯也会算这笔账的，也就知道君之职分不像后世那样视天下为自己淫乐的产业。前面论述把天下当产业的危害已经很充分，所以这一句说得比较概括，使人想起“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没有利天下之心，就不必为君；为君就是要为天下思利除害而不能贪图享受。这就是文章的结论。

《原君》是一篇杰出的推论性政论文。作者采用了纵向的逻辑结构、比较的论证方法，层层推进，严密有序，把探讨的问题不断地引向深入。第一段写古代君主大公无私，第二段写后进君主以私为公。这两层平行推进，使古今形成不比自比，优劣自见。第三段深入一步，把古今结合起来，透过不同的现象进行本质的比较分析，推究造成以上古今不同的原因，在于国君与“主仆关系”认识不同，实质是民本主义思想与家天下思想的对立。这一段中又着重于论今，层次分明地揭露讨伐了今之国君颠倒主仆关系，为害天下，成为天下大害的暴行。第四段，再深入一步，对古今君主作出价值评判，肯定圣君当颂，暴君当诛；古君当颂，今君当诛，并驳斥小儒的君权至上观点，赞美孟子民为贵的思想。第五段，先是退一步，假设家天下能保住也未为不可，接着就论证，这也行不通，而且必然祸及其身，祸及子孙。这实质上又深入了一步，运用反证法，论证了君主必须明确为君的职分。“为君的职分”，这是本文的中心论题，作者一直没有正面立论，直到篇末才从反面揭出。但是，文章开头就紧扣论题下笔，第一段中实际上已暗出论题：为君的职分应是千万倍勤劳于人，而又不享其利。第二段描写今君背离为君职分的阴暗心理和卑鄙情态。第三段探究今君背离为君职分的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第四段对明乎为君职分的古君和孟子以及不明为君职分的今君和小儒作出价值判断。可见全文都是紧扣论题论述。这样的安排有利于纵向的逻辑结构与比较的论证方法相共存，从而产生层层推进、严密有序的逻辑力量，有利于援古证今、借古非今、突出对现世君主的批判。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学者称为梨洲先生；又固曾筑续钞堂于南雷，人又称他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父亲黄遵素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因参与反对阉党魏忠贤的斗争，’被害而死。黄宗羲也曾继续与阉党进行斗争。清兵南下，他曾在浙东一带组织义兵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讲学。清政府一再诱逼他出来做官，他都坚决予以拒绝。他的重要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