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长期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思想基础依然深厚，很多人还喜欢以“官位”和“级别”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哪怕离行政权力很远的部门，也热衷往官本位上靠。以至于最不应该行政化的学术和科研单位，也爱上了官位。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也喜欢在名片上印上“相当于正处级”，还有人推导出院士相当于什么级别、主任医师相当于什么级别，真不知道是对学术的抬举还是矮化。其他诸如奥运冠军“集体当官”等信息,也在不断强化这种社会思维。

最关键的，行政化不仅是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行政权力往往还代表真切的利益和特权。在高校、医院或科研单位，行政权力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可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社会自然要按照行政的逻辑来运转。

其实，行政权力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贬义词”，大学等单位一刻也离不开行政管理。之所以要去行政化，是因为行政权力超出了一定边界，在所有领域都成了支配力量，这样的趋势很可怕。权力如果越界，不受制约，缺乏规范，就会放弃自身的服务职能，明火执仗谋取私利，甚至会成为伤人的猛兽。

《人才规划纲要》指出，改进人才管理方式的主要任务，是规范行政行为。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大家肩膀一般齐，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同时，在学术领域，还要建立一套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评价体系，让学术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出高低，以其对人类的贡献赢得尊重。这样，学术才能摆脱行政权力的束缚，“去行政化”才能获得有力支撑。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28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

事实上，中央和政府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早有要求。1985年我国就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许多教师都是持美国绿卡或国籍的“海归”，但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一张“绿卡”就卡住了教授们的国际交流；没有行政级别就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养老金，需要给工作人员发一种事业年金，但这一制度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高校“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方式，都是针对“大学治理机制”而谈的。良好的、具有活力的、能够自我创新的大学治理机制，必定不可能是“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亦称“行政化”），这已经被大学千年的生成和发展历程所验证。

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去行政化”改革多年 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

从我国现有高教体制改革历程来看，大学面临的最根本的一条规则就是几十年计划体制延伸下来的国家包办大学和统管大学办学事务，即所谓的“行政主导一切”。包括大学的办学经费、建设计划、教学课程、招生计划、校长等官员的任命（引申出有些校长被定为副部级）等等。

国家层面的“行政主导”，反映到大学内部，就是行政部门在校园内的“行政做大”。因为行政权力掌管着教师的命运，包括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申请、教学课程多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以及住房等等。这样一来，大学运作与政府部门的运作一样，其结果必然偏离其终极目标——学术自由、创造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

在笔者看来，讨论高校“去行政化”，实为变“行政化”为“服务化”的问题。

而教授治校是大学运转的体制保障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治学和治校，这两个方面同属大学良性运转的必备支撑条件，就像一驾马车的左右车轮，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

首先，教授治学是从教授的职业而谈的。大学教授是大学共同体中的主体，承担着教学及科研等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职责，俗称“做学问”，也可称之为“治学”。如果教授不治学，就如同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在生产线上做工，渔民不去打鱼，而都成了游手好闲之辈，实为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教授治学”的口号，自打它产生时起，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教授治学”这个职业过程有着独特的存在内涵，最为鲜明的就是勇于打破各种框框和有形无形的限制，才可能逐步做好。它与追逐经济利益、短期效益等行为有着鲜明对照，它要求有尽可能明晰和严格的程序以及权力控制。因此，“象牙塔”的运作才与众不同，那就是尽量减少外在权力的干预，而由这个职业群体自己管理自己的学术事务，由此产生“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确指向“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等相关的、遵循教育特殊规律的、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学术事务。只有教授群体才更好地懂得这一事务的内涵，就像渔夫清楚何时何地撒网捉鱼，而围观者不能轻重不分地乱加指挥，否则不但鱼儿不上网，渔船也有沉没的危险。

诚然，任何一个群体组织，只要有共同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就离不开支撑其运作的行政事务。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体给大学打一般行政琐事的工，而是教授们真正拥有决定大学自身探究学问的决策权。这可能效率低，也可能有失误，但它是做学问的本真，求实的必然，完全不同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追求“大效率”的政绩工程。

高校要不要取消行政级别？

【焦点】目前我国有30多所副部级大学，还有正厅级的公办本科和副厅级的高职高专，其党委书记、校长也相应为副部级、厅级干部。高校该不该取消行政级别？

【观点一】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结果，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看成追求的目标。

【观点二】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观点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代表：有人说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什么事情都是行政人员说了算，这不符合事实。高校工作有学术和行政两大类，行政为学术服务，大学里的行政工作必须要有，这些工作包括人财物的分配、安全保卫、后勤等。

【点评】对高校行政化的诟病通常集中于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纲要把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作为一个改革目标。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高校行政级别即使取消，恐怕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