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的[双调·沉醉东风]共写有7首，均是感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这首曲子是其中的第二首，通过描写六个从政的古人的悲惨遭遇，来表明自己“功名意懒”的思想。

第一句讲述了班超的故事。班超曾经为西域与汉朝政府的友好关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在西域生活了31年，晚年因为年老多病，思念家乡，上疏要求回归故里，疏中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此句即指此事而言。但是他的要求三年都没有被批准，直到三年后他的妹妹班昭再次上疏请求，才得到皇上的批准，被调回朝廷。班超的一生为了西域的安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虽然被封为定远侯，但是却要遭受背井离乡的苦痛。特别是到了晚年提出要求返乡的要求也三年不被批准，境况十分凄惨，差点就落了个客死异乡的下场。

第二句讲述了屈原的故事。屈原为人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他任官期间，主张实行改革，并要求联齐抗秦，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与重用。但是后来由于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将他先后流放汉北和江南。在他流放江南期间，满怀忧愤，自投汨罗江而死。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忠臣，屈原到最后也只是落得个被流放，最后被逼投江的下场。

第三句讲述了李斯的悲惨遭遇。李斯在担任宰相期间，曾经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为其统一大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他因为受到赵高的陷害，被腰斩于咸阳市。临死前他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 俱出上蔡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以表示对出仕从政的悔恨。所谓的黄犬悲就是指李斯被腰斩一事。

第四句讲述了陆机的遭遇。他是西晋著名的文人。在“八王之乱”中，为成都王带兵与长沙王作战，后因兵败被杀， 临刑前叹道： “华亭鹤唳，岂可闻乎！”

第五句讲述了张柬之的故事。张柬之被中宗封为汉阳郡王后不久，因受到武三思的陷害，被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当时他已经有八十多岁时了，到了贬所后，郁郁寡欢，忧愤而死。

第六句讲述了苏轼的遭遇。苏轼生活在北宋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受到新旧两党排挤。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他因为 “乌台诗案”，被逮捕入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宋哲宗绍圣元年，他因被人弹劾“诽谤先帝”， 而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在前往贬所的路上，又再次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绍圣四年，他又被贬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四年后。碰到朝廷大赦，才得以北还，但是他次年便病死在常州。他的一生就是在这不断的贬官中度过的，境遇可谓悲凉。

此曲的前六句分别讲述了六个古人的悲惨为官遭遇。初读似乎毫无关联，但是作者用“因此上功名意懒”一句将其联系起来并加以总结。原来作者在前面所讲述的六个故事都只是他举的例子，每个例子都旨在说明自已“功名意懒” 的原因。确实，仔细看看那六个古人的遭遇，哪个不是心怀忠君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最后的结局却一个比一个悲惨，难怪作者要“功名意懒”了。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

重庆工商大学中文系教授熊笃：此曲结构别致，前六句用铺叙一气呵成，历数自古忠臣的悲惨下场，作为原因铺垫；结句才是结果，也是全篇的主旨；前因后果，水到渠成。（元曲鉴赏辞典）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20岁被荐为东平（今属山东）学正。后游京师，不忽木荐为御史椽，复授堂邑县尹，在官十年，颇有政绩。武宗朝，入拜监察御史台，奏时政万言，得罪权贵。延祐初，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升礼部尚书。英宗至治初，参议中枢省事，以直谏触怒英宗，弃官回家。文宗天历二年（1329），因关中大旱，复出治旱救灾，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到官四月，劳累而死。追封滨国公。诗文集有《归田稿类》，散曲集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多为辞官归隐后所写，既讴歌了隐居之乐，也揭露出任途险恶，世态炎凉。今存小令一百六十一首，套曲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