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22 18:49
《反对阐释》是美国文艺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创作的文集，该作汇集了桑塔格于1961-1965年间在《党派评论》、《纽约书评》、《常青评论》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的26篇文章。
桑塔格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讽刺阐释泛滥的本质与根源，指出林林总总的阐释不过“是以修补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至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的极端策略。”不但没有再创造，反而使得原本就很贫瘠的世界变得更加的贫瘩。阐释中有误解，有重复，它是对作者本意的蒙蔽、侵犯还有掠夺。她以《沉默》为例，认为“这种方式的阐释暴露出阐释者对作品的不满（有意或无意的不满），希望以别的东西取代它。”桑塔格进一步指出，事实上，“阐释者并没有真的去除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但他不能承认自己在这么做。他宣称自已通过揭示文本的真实含义，只不过使文本变得可以理解罢了。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她认为，造成这种单一阐释的根源是内容说，即“形式”与“内容”的划分．并指出，“内容说”本身在今天就是这种情况，无关内容说以前是怎样的，它在当今看来主要是一种妨碍，一种累赘，是一种精致的或不那么精致的庸论。”而且， “对内容说的过分强调带来了一个后果，即对阐释的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投入。”
在剖析了阐释的本质之后，桑塔格将其主要的批评火力集中指向了那种极度简单化的对等式的“权威”阐释。她明确提出“如果我反对释义，我也不是这样反对释义本身，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种释义。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我也反对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词调换作粗浅的对等。即，X其实是A，Y其实是B，z其实是c的替换。”显然，桑塔格其实不否认艺术作品是可以被描述或阐释的，只是应该是服务于原作而不是夺取他的位置。因此，她认为应更多关注艺术的形式，而不是其所谓的“内容”。与此相关，她还认为需要一套为形式配备的描述性的词汇，而不是规范性的词汇。由此，桑塔格提出“新感受力”的概念来倡导一种更加直接的，不加伪装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并主张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不是去理解和分析，而是去感觉。
桑塔格反对阐释观点的产生离不开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的时代背景。加利福尼亚公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将“原文化”的特征归结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育年人抗议运动，并将反文化运动定义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嘻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反文化运动的展开促成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立，更确切的说是主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同态度的对立，主文化拥护支持现存秩序，反文化则保有抵制与对抗的态度。桑塔格所做的努力其实是在试图为反文化的非主流阐释的合法化寻求支持，是刻意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不过，她所采取的路线是“革命性的”，或激进式的。她试图从根本上对阐释重新进行审视。
1963年，在纽约，桑塔格开始了写作生涯。她给当时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杂志《党派评论》撰写文章。《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使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篇随笔与其他几篇这个时期的文艺评论后来被收入标题为《反对阐释》的文集，成为她最重要的著作。
从字面上来看，桑塔格似乎是阐释人类学的当然反对者，她直言要”反对阐释“，并试图去除所有外加的阐释，而回归事物本来的样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她所真正反对的并不是阐释的行为本身。因为她承认“我们谁都无法回归到当初在理论面前的那种天真的状态。”换言之，她很清楚地意识到，对事物的解释是无法免除的人类行为。事实上，她所反对的是过度阐释，是对事物原意的漠视而强加以意义的行为。是那种简单化的将A对等于B的武断做法。
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观点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其产生除了社会文化背景因素，还有众多文化和理论思潮碰撞与交流的结果。可以说，“反对阐释”的思想并不能归于桑塔格一入名下，阿兰·罗伯—格里耶、罗兰·巴尔特、福柯、德里达、让·波搞里亚等法国著名作家和理论家，都是对反对阐释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大家，甚至可以说，反对阐释理论的崛起可以一直追溯到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尼采那里。周宪曾就桑塔格与后现代主义谈到：“桑塔格坚信后现代主义开创了一种‘新感性’，她尤其从意义及其解释角度分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她看来，现代主义者相信在符号表层之下隐含着某种深层意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坚信意义就在表层，根本不存在什么深层意义。
阐释的产生即意味着意义的缺失，其更深的根源则是由柏拉图开始的对于真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理性与情感、思维与肉体的区分，这种区分殖面着绝对的价值判断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面目全非，也就无法找到永恒的意义。大众生活的世界，反而变成了虚假的存在，被轻蔑的抛掷在人类理智的视野之外。对于桑塔格来说，作品的阐释使得知识分子固执的将活生生的艺术作品抛在脑后，而在阐释中倾注了过分的精力。更为重要的是，阐释逐渐变成某些人独享的权力被牢牢的控制在那些社会精英手中，普通的大众则养成了跟随他们指引的习惯。这种阐释权力的占有，产生了社会象征领域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在极左派的知识分子看来，西方的知识分子埋头学术研究，希图在思想领域中展开他们的斗争无疑是一种失效，然而，桑塔格坚信这种斗争的意义，她所做的即是彻底揭穿这幻象的本质。
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并不是专断的，相反却是非常辩证的。她明确说：“我并没有说艺术作品不可言说，不能被描述或诠释。问题是怎样来描述或诠释。”阐释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不是内在于潜能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领域的一种心理表意行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现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桑塔格反对对文本进行简单的、符码对应式的单一阐释，并且这种阐释多是道德说教式的，尤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全部被当作阐释的契机。她“呼吁批评家暂停对隐含意义、象征形态进行急切的挖掘，并宣称就像格特鲁·斯泰因所宣称的那样，“玫瑰就是玫瑰”，而不是阐释者所阐释的那种特定的道德符码。因此，针对“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阐释行为”，桑塔格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文本的阐释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简直就是“阐释”建立起了对文本的残酷的专制统治，这种阐释的单一化将艺术等同于道德说教或心理分析的符码甚或别的东西。这种等问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以致于当人们面对艺术作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艺术的“道德意义”或暗示的是什么，忽略的恰恰就是艺术(形式)的本身。这种阐释简直就是对艺术的扼杀，也正是桑塔格所坚决反对的。
“（该书是）美国文学批评转轨的象征。”——《纽约书评》
苏珊·桑塔格（1933～2004年），她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并获得2003年度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