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庙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则后生何述焉！我读三坟五典八丘九索，赜罔深而不探，理无奥而不钩，故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夫唯言立，名乃长久，胡为块然，生缄其口。自拘广庭，终身叉手？凡夫贪财，烈士殉名，盗跖为浊，夷柳为清。鲍鱼为臭，兰圃为馨。莫贵澄清，莫贱滓秽，二者言异，归于一会。尧悬谏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惟日不足，道润群生，化隆比屋。末叶陵迟，礼教弥衰，承旨则顺，忤意则违。时好细腰，宫中皆饥；时悦广额，不作细眉。逆龙之鳞，必陷斯机，括囊无咎，乃免诛夷。颠复厥德，可为伤悲。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假说周庙，与言为嗤。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孙楚以极鲜明的态度说：“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后生何述焉。”作者充满了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责任感。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一条练，前代人有责任、有义务给后代留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完成这些就要说和作。马克思多次讲过我们创造历史是在前人留下的既定条件下去创造的，所以我们应该对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为我们创造了我们赖以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先辈表示敬意，同样我们也要以更积极的态度为后代留下更多的东西。孙楚提倡“多言多事”决不意味着鼓励胡言乱语和瞎干蛮作，而是通过读书(三坟五典等)和深入研究(“探深”和“钩奥”)，这样才能“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对于当权者，作者认为要有兼收并包的气度，能够认识到正确和错误是相反相成的，只要善于处理，它们也会“归于一会”的。作者向往传说中的尧舜盛世的颇有点“民主”的社会风气——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民主传统给人们留下的记忆——那时不仅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而且设有制度，作为保证。如“悬谏鼓”、“立谤木”，而且千方百计地搜求意见——“听采风谣”。这样才促成了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可是到了“末叶”——看来作者把专制时代看作“末代”——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代替了一切，造成了“承旨则顺，忤意则违”的局面。于是“细腰”、“广额”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发生了，为了生存谁也不敢逆龙鳞而犯之，于是“括囊无咎”的古训就成了自我安慰的根据。这种万籁俱寂的局面，孙楚是不赞成的。他认为《金人铭》就是“末叶”的产物，这时“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在这样的时代还用什么戒！人们早已不敢讲话了)。所以他认为：《金人铭》是可笑的，自己有必要纠正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