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 在“发生” 语义上贯之以“学”， 其实是说明一种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的人文科学观“因此,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 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 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 历史的和辩证的— 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 归根到底,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 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

发生，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一般认为，所谓发生学研究,就是找出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端点以及作为端点。例如这样认识：统一的方法论是对现实世界进行假设（逻辑起点），建立假设是必须要对真实世界进行简化的，不可能100%符合真实。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建立分析模型。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如此。有时人们不自觉地建立了假设，假设没有写明，甚至头脑不清晰的作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假设是什么。

但是，人在走路，每步都需要“假设”，但很快就否决“假设”。逻辑起点就是每一步。如何推理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自然科学成就了唯物主义，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促成唯物主义的工作统一。

人类的启航是站在物质文明规划的基石之上。工艺学的发展成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得人们具有自觉认识批判的可能。而由于有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发现，这才有了真正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定。单纯的唯物主义概念则并未根除抽象的终极追问，本身存有本体论的工作幽灵。

进一步，辩证法的工作命题在于发掘“存在者”，由此产生了现代语义的科学，多学科的专门化研究能够为统一研究对象规定所协整。相应，科学的命题即在于工作烛照这个存在者。辩证法是元概念意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将之锻造为建设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由于旨在克服片面科学的局限性，确证科学的总体存在性，——只有统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辩证法作为“科学”就只能作为锐利思想武器之规定。其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处，就在于将存在看作自为生成的生长对象，从而最终落脚为批判和能动实践。故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辩证认识论）的说法，并非列宁为反击资产阶级哲学所采用的权宜之计的想法。实际的蕴涵是：反对既成事实，主张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来把握唯物主义存在规定。这种工作性质使得“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说法极具广泛性、工作涵容性。

从而，一般人可能误解了“发生学批判”。这个词，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是一种方法论要求，说白了，即发生学，犹如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也是政治经济学本身。这导致：统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构造出大写的科学规定，形成为关于实践科学和批判科学的大写规划。

让我们从发生学与科学抽象法的工作关系说起。例如，生生何谓？如何发生？这需要从学科——科学的历史生长路径说起。举一个例子：劳动。劳动如何发生？抽象劳动范畴是对“发生学”的诠释吗？

我们的认识是：劳动二重性学说自然是对唯识学“心物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匡正，是变一元二面为一元二重。说历史存在现象是“心”“物”一元，在于指明物是具体存在，心是抽象存在，即变动不居的发展事物是具体性和抽象性的统一；其中，“心”乃是实质，“物”乃实质规定的肉体之躯。商品的唯物主义的一元实为劳动，价值实为商品社会的“人心”。唯“心”者——并非哲学观意义的唯心主义者——观之伦理的因素，马克思视为社会发展内容的历史实体。一言以蔽之，价值乃是众心所指、人心所向。

于是，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不断否定自身的生成性实体，否定的最终根据仍然是劳动具体性的生成。劳动的自我批判从而发展建基于能力的发展和能力差异的发展，后者将与不同财产关系和形式结合，并不断扬弃它们。因此，“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自然形式。”“最后，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我们关于鲁滨逊的劳动所谈到的一切，在这里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

发生学逻辑——从历史的发生、运动变化、消灭中研究事物——使二重性、辩证法成为社会历史的纽结，成为实践性认识的中心构造。这种逻辑和方法论是马克思据以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源出对黑格尔哲学发动的科学批判。犹如卢卡奇所言：“在这里就令人惊奇地形成了马克思后来许多表述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就个别来说，而且就整体来说都是他的典型的方法论……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至少都有了萌芽和开端。”马克思之后，发生学研究一直以相对独立的“科学身份”与《资本论》保持联系。列宁和卢卡奇则从唯物史观、本体论与辩证法的结合角度重新发掘了这种逻辑，使之达成大写字母意义的历史发生学。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形成统一。立足于此，马克思体认到：古典经济学实践产生了从实在和具体中形成抽象概念的要求，但庸俗拓展使之虚假化、颠倒化，一般认识关系（由个别、特殊到一般）被装裱成合乎自然的逻辑（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人为制造了一劳永逸的永恒秩序。这种纯粹抽象规定之间的关系曲解了认识本身。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实践则虚幻而颠倒，由于将思维掌握对象世界的关系（由一般到特殊、个别）谋划为合乎辩证法的概念生成运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导致将精神活动产物的纯逻辑虚假为历史生成运动本身。这是双重颠倒：既将认识论颠倒为逻辑本身，又将概念辩证法颠倒为历史本身。对双重颠倒的批判不是重回颠倒，——无论作为颠倒的综合亦或颠倒的颠倒，而是重塑历史内在过程的逻辑学。马克思在这一反思性建构中提炼的科学抽象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逻辑展开方法，是唯一符合客观辩证法的方法”，并且“对于这一方法的真正具体的论证应当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到对于这一著作的逻辑结构的分析中去寻找。”事的科学催生方法论的实践统一。

《资本论》实质性地提出了系列的发生学范畴，如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等等。有人问：《资本论》真的和《道德经》相关吗，文科乎？理科乎？什么样的逻辑方法呢?

我们谨慎地说：经济学是文科，兼容理科。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是发生学方法。经济学科深化了这一认识。

发生学方法：一种工作方法，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注重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事的科学”盖由《道德经》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行动之纲领，学、思、识、行一体！！！过程一体，行动一体！！！后来的《资本论》则具有发生学方法上的认识结构：《资本论》第一卷——历史发生学；《资本论》第二卷——系统发生学；《资本论》第三卷——现象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认识发生学。

《资本论》是怎样的科学？物的科学，还是事的科学？一般而言，前者适用于自然史即工艺学领域，后者适用于人类史即社会发展领域。恩格斯说这两个科学是统一的。统一的观点，一般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统一的方法则是“唯物辩证法”。但恩格斯同时强调：“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结论是，“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理论的构造图式实际上可称之为“行动理论或图式”。《资本论》四卷所完整刻画者，资本的社会历史生产图式、资本的流通行动图式、资本的生活交往图式，以及资本的认识图式。

“行动（规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相反，事的科学追索“事的历史图景”，中国人称之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事的科学相对物的科学而言，更加关注时间过程的优先性，这是把时空规定区分开来之后，再予以统一的一种科学工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实际上是把“主客一体”或“主客两分”的工作模式区分和转换为“客观过程－主观过程”（历史和逻辑统一工作模式）进行研究，在这当中，并且强调了客观形成和发展过程（即客观批判）的先决性和根本决定性作用。这样就得到了“道”“德”分别阐述条件下的事物发展的运动规律及其认识，而事物的本质就体现在“道”和“德”的统一性当中。即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它的内在的方法、逻辑和工作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这是中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工作语境，由此，我们可以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说明为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说明为系统发生学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与之相适应，《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明为认识发生学的“逻辑”。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

最后，我们可以概括说：西方术语：本质=道+德。历史分析和过程分析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称为“唯物主义方法”和“我的辩证方法”，其起源于《道德经》。如上所论，表达这种思想的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即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从科学抽象法走出，迈向发生学，其道远乎。曰：道不远人。至此可结论说，什么是发生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唯物主义到辩证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中华的辩证法用语。保卫资本论，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经济学文科也！同时，每一科学都有使自身成立的逻辑。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特殊之处在于使历史化为逻辑。实践文本是《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即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新世纪我们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大写字母意义的“保卫《资本论》”行动即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中国经济学”建构，是对《资本论》逻辑的最新的中国化的概括和提炼。其认为《资本论》犹如《道德经》，从母说到子，这是基本逻辑。《保卫资本论》深化了国内学者的资本研究现状，而使研究带有原创性。创新性研究是这么三条：一，区分“对象”和“研究对象”；二，区分“物”和“事”；三，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另外，《资本论》也启发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市场经济。

本词条主旨在考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关系。《保卫资本论》作者围绕着《资本论》中蕴含的逻辑和方法论的性质问题, 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提出了“发生学” 的思维与语言的经济学工作体式主张。得出结论：发生学，作为学术用语似乎更多流行于哲学科学界，而并非经济科学界，似乎是源自西方的典型的舶来用语。其实，它是马克思对历史学加以科学化改造所逐渐形成的特定用语和范畴。

即从时代条件出发，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蕴涵的本真思想进行认识还原，达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一切非批判的和庸俗化了的经济思想之确实批判，同时确实依据实践态的历史对之加以思维还原和语言还原，实现辩证法时代转向——工作思维及工作语言的具体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构之路只能归结为唯物主义史观上的一个“具体发生学”，乃是在开放结构中不断予以实践锚定的规定。这一实践逻辑工作路线旨在彻底冲破“资产阶级牢笼”、大写化和凸显“唯物主义发生学”。具有如下工作内涵: 以“唯物主义逻辑”实践化理解研究对象结构，引出认识生产的社会规定性; 以“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定性摒弃科学主义，全面拒绝解释学的主张。从而其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乃是要求于实践发展域中重构理论，寻求经济学的“本质”。这种以历史实践主义为取向的认识生产即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写真，它图画了经济学的内涵底蕴。

让我们荡起“国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学”双桨！！这是实践的建构之路。而我们之所以选择《道德经》为工作开局，在于：

一，经济学的源头是《道德经》；

二，《道德经》研究的两个基本范畴“道”“德”，是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总纲；

三，《道德经》总览了《资本论》的逻辑。

生生之道，在于永不停息、变易不居。生长，发展，以何为本！！其自身即生即灭，何来发展？！说明本体论是错误的，只有本体论批判之说，无本体论的形而上之说。我们的认识路径是：从解释学批评到发生学批判，前者是主观性反思，后者是客观批判。

回顾资产阶级思想史，尽管发生学的语义很杂, 但是于斯密发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之后, 仍旧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的研究进路：发韧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成长路径及与之毗邻而又曲解其本真涵义且实质是发韧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成长路径。马克思对于“发生学” 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 在于确立了《资本论》的典范性研究文献。犹如列宁所言“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 大写字母的, 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 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由马克思主义域内看，对发生学做出重要阐发的是“意大利学派” , 其中的两位重要作家是拉布里奥拉、葛兰西。例如, 拉布里奥拉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根据意大利的情况看, “我认为发生概念这个名称更明确些, 当然它是包罗更广的, 因为它既包括处在形成中的事物的实在内容，也包括把这些事物理解为形成中的东西的逻辑形式技巧。如果说发生概念，那么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有了具体形式并取得了自己的地位” 。拉布里奥拉的开拓性贡献其实是确立一种建设性认识“ ’历史' 具有双重内涵它一方面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系列的生成过程。因此, 历史唯物主义既代表着一种以‘历史地生成' 的视野分析事物的思维方式, 又指以这种思维方式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所形成的历史理论, 它既是马克思的世界观也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可见，意大利学派运用发生学这一术语的用力之处在于弘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辩证法, 在于有力抵御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哲学和庸俗进化论的传播和泛滥。这最终启动了葛兰西“实践哲学” 研究和有目的性地传播。就卢卡奇本人而言, 其援引“本体论一发生学” 的研究范式也是为了根本杜绝资产阶级“存在论” 解释学。卢卡奇正确认识到，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试图通过消除任何本体论，通过科学`语言' 的纯粹统一，通过逻辑操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卢卡奇这里是指着手解决统一科学的建构问题，所谓“如果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同时包含于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质的差异当中的话, 那就能产生出内在统一的科学。” “然而这种辩证的统一只能在现实本身中找到，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在现实本身中发现一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结构和动力的学科并上升到意识之中, 世界认识的统一性才能产生…… ”

可见，资产阶级工作路线将“历史学→经济学” 逆转为“数学→经济学” , 将政治经济学降格为数学之分支。所以, 资产阶级恰恰滞留于自然史领域, 打造“非批判科学” , 进行着所谓“人类理性” 之不遗余力地编织。就是说, “以物质为本位, 以认识和占有物质为目的… …以物质财富所有权为核心… …唯物主义从哲学上将资本扩张、增殖的要求论证为物质的自然规律, 将资本对人类的控制、主导论证为自然秩序” 。于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 和唯物主义相反, 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

这种“废墟中的景观”在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新制度经济学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乃是资产阶级本体论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