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人最难得的是趣。趣就如同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这些即使是善于言辞的人也表达不出来，只有会心者能够领悟。现在的人，羡慕趣的雅号，追求趣的形似，于是有的以鉴别评论书画，涉猎古董为清雅；有的以追求玄悠虚渺，躲避于尘世之外为高远。还有连这些都不如的，就像苏州那些忙于烧香煮茶的人。这些举动都是趣的表面皮毛，于神情有什么相关！

有趣与否主要是来源于自然性情，而与学问关系不大。当一个人是小孩子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趣，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很有趣的。小孩子面部表情不端庄严肃，眼睛到处乱看；嘴里喃喃地仿佛要说些什么，双脚蹦来跳去一刻也不得安静；但是人生的乐趣，真的是莫过于此时了。孟子所谓的不失掉赤子之心，老子所谓的能像婴儿一样，大概就是指这个，这就是趣的最高层次了。山林之人，没有任何拘束，能够自在度日，因此他们虽然不去追求趣但实际上他们很接近趣。平民百姓接近趣，是因为他们没有官品地位，官品地位越卑微，他们的欲求就越低下。他们有的喜欢酒肉，有的喜欢歌舞，随心所欲，无所顾及，自己觉得反正不为社会所重视，因此就算是世人都来批评嘲笑自己也无所谓了，这又是一种乐趣。等人年龄渐长，官越大，地位越高，就像枷锁锁住身体，荆棘扎在心头，毛孔骨节都被见识知识所束缚，知道的道理越多，与趣距离就越远了。

我的好友陈正甫先生，对于趣有很深的体会，因此他在《会心集》中所记述的好多人，懂得乐趣的居多，如果不懂乐趣，即使像伯夷那样耿介、严光那样高远，他也不录入。噫！想不到世间竟有像先生这样，有如此高的地位官阶和如此少壮的年龄而能这样有趣的人！

宋明时期，理学伴合着封建伦理纲常禁锢了整个社会，作为它的反动，反传统思潮在明代中后期异军飙起。挣脱桎梏，剥去伪饰，呼唤失去的人性，还之以原本的自然纯真。从李贽“童心说”发端的这一思想主题亦为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所绍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作者辞去所厌弃的吴县县令，游览于吴越名胜，陈正甫时任徽州知府，文章可能作于此时。

文章开篇拈出“趣”字，起得突兀警拔。至于为什么要先从“趣”说开去，那是须“卒章”才能“显其志”的。“趣”何以“难得”，作者接下避开正面回答，而以排比连下四重比喻，形容其不可捉摸，进而指出：“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色、味、光、态作为非实体的存在，可望可感而不可即，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以之比“趣”，所以难得。“会心”两字落得极巧。既说明知“趣”的唯一途径，为后文张本；又契合题中《会心集》名，暗中点题；并转含了陈正甫为知“趣”者的意思，为章末正面叙语埋下伏笔。一语而兼关三意，透出笔致的灵隽。一个虚伪的社会自不乏虚伪的群类，其表现之一便是附庸风雅，慕影从风却以雅趣自诩而浪博虚名。至于那些“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者的种种表现，作者顺手排出三类后，一语轻蔑抹倒：“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从而坐实了篇首“难得”二字。由此可见，前面将“趣”描绘得如此漫幻迷离，实在无意故弄玄虚，而是为此处戳疮疤揭老底蓄势，抹去虚伪者们附庸风雅的油彩，为“趣”正名。“今之人”无论怎样去“慕”、去“求”，都不过徒具形式，同真“趣”无涉。“趣”之“难得”，非尔辈能知。

“趣”虽难得，却并非不可得。知“趣”之道，唯“会心”一途，而“会心”是一种心灵默契的自然感悟。既拈管论“趣”，前提当然是作者以“会心者”自居的。说到“得趣”之道，文章第二部分遥接“会心”二字发端，揭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的论旨。其中“自然”二字是全文的中心。故陆云龙评曰：“自然二字，趣之根荄，不尔癖耳累耳。”（《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引）文章继举自然得“趣”的三类人：“童子”“山林之人”及“愚不肖”。“趣”既出于自然，便非刻意追求所能得。童子“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山林之人“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近趣”，“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都是任性而发的结果。自然又意味着没有束缚。童子的“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山林之人的“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亦均为自然的表现。不刻意所求、无所束缚是他们得趣的共同之处。但其中又有着境界高下和层次深浅的差别。童子“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完全出于“绝假纯真”的自然天性，作者称为“人生之至乐”，连引孟子、老子之语推为“趣”的最高境界。山林之人一心归复生活的自然状态，不与于尘世。他们并非“不知有趣”，而是“不求趣”。“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是童真未凿的天趣；知趣而不求趣则隔了一层，有人为的因素，故以“近之”二字以示境界差别。至若愚不肖，由于绝望于世，不顾非笑去率心而行，其行又止于酒肉声伎，是灵魂被扭曲后品性低贱的恶趣。作者既指出三类人得趣出于自然的共同性，又以自然实现的程度和内容区别了境界的高下。逐次剖析，井然有序地申足了“趣得之自然者深”的论旨，论与据丝丝入扣。陆云龙“取赤子，次及愚不肖，石公真是具眼”的推许，殆非虚誉。接下去以“迨夫”二字提转，说明趣“得之学问者浅”的原因。“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童子时的自然便逐渐消失，身心为社会道德的种种规范所形役，乃至“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完全脱却自然，所以“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失去自然就失去了“趣”，而功名利禄，道德学问剥夺了人固有的自然——联系当时社会“理”的内容，作者笔锋所向，不难洞见。这一层“得之学问者浅”的论说，从反面完善了“得之自然者深”的题旨。

“自然”作为全文的中心，既是论“趣”的出发点，也是所提倡的人生境界。作者刺今之人慕求之举为“何关神情”，可见自然即人本身的精神性情。作者《识张幼于箴铭后》一文中“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之语，可与此文中的“自然”相发明。自然既出于人的天性，必然反对虚伪，提倡真实；反对束缚，提倡自由。作者所举三类人的自然形态，都说明了这一点。呼唤自然，也就是对真实自由的人性的呼唤，它与种种桎梏、扼杀人性的封建教义截然对立。因此，袁宏道绝非对人性作泛泛和抽象的揄扬，其具体、鲜明、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才是此文“自然”的结穴处。作者论述自然而首举“童子”，其受李贽“童心说”启发之迹甚明，由此亦可略窥袁宏道反传统的思想渊源。

文章结构呈倒三角形，极见特色。为人作序却撇开对象，先就“趣”“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用很大篇幅、从多种角度反复辩说，待旨意申足，末以数语将所论与所叙对象联接起来。乍读似冷落了对象，有喧宾夺主之嫌；临末理其意脉，方悟是在欲擒故纵。“趣”，“会心”，“自然”，众流归一，都是为嘉其人、誉其集铺垫服务的。唯能撇开对象，不因顾盼而分散笔力，作者才得以乘便畅扬其说；唯能将其说内脉又暗中通向对象，不以浮说而致“博士书驴券”，才见机心之巧，运思之精。文章论述“自然得趣”一段，因是主体，故层层例示，文理细密；末端正面叙语，因意已申足，则点到即止，留下空间。前后疏密相对，从总体结构到行文用笔，都极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提倡者的灵隽透脱。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明俊《明清名家小品精华》：身居高位者多喜附庸风雅，于是乎，品评书画，鉴赏古玩，焚香煮茗，寄意玄虚，脱迹尘俗，种种“雅”举试过，便开始心安理得地俨然以知“趣”者自居。孰不料，这类人一遇上袁中郎，便立刻被揭掉“雅”的外衣，露出“俗”的真面目。本文揭示了“趣”的内涵：趣即真，即不失却童心。尚未长大成人的儿童是最知趣的。其次是山林中人。最后便是俗世中的“愚不肖”。而最俗、最不知趣的恰恰是那些自以为知趣的大人物。而且身份地位越高，其“趣”味越低。因为他们已经被种种礼法所束缚，丧失了几乎全部的童心。这篇序是袁宏道紧接其《小修诗序》，用另一种方式对李贽“童心说”所作的更精彩的阐述和发挥。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吴县县令，官至吏部郎中。袁宏道是明代文学“公安派”代表人物，与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他在文学上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流弊，主张文学作品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作诗为文都应通于人之喜怒哀乐，以见从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他的理论与创作扫清了明代复古主义的习气，开一代清新活泼的文风。作品有《袁中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