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者（165人）攻打圣地亚哥-德古巴市郊的蒙卡达兵营，以便夺取武器武装人民，开展广泛的解放运动。此举未能成功，许多革命者牺牲。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幸存者被捕入狱。同一时间发动的对巴亚莫城兵营的进攻也告失败。攻打兵营成为反对独裁，争取恢复被巴蒂斯塔废除的宪法武装斗争的开端，鼓舞了古巴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地主、资本家的革命斗争。国内出现了名为“7·26运动”的新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提出了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暴政的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被捕后，被判以15年徒刑。在圣地亚哥一个法院受审时，卡斯特罗以律师身份，获准进行答辩。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发表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演说。该演说后来成为武装斗争的政治纲领。

鉴于全国爆发了要求特赦政治犯的人民运动，巴蒂斯塔于1954年11月总统选举前夕释放了攻打蒙卡达的参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因大赦获释后，返回了哈瓦那。195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其弟劳尔·卡斯特罗迁居墨西哥，他们在那里组织了一支革命部队，伺机打回古巴。在墨西哥，菲德尔·卡斯特罗遇见了拉美游击战理论创始人之一格瓦拉。格瓦拉是阿根廷的一名青年医生，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24岁辍学后，游历南美各地。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民主政府中服务。阿本斯被军人推翻后，他逃到墨西哥。1955年在墨西哥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接受游击训练。

1956年11月25日晚，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有82名成员的古巴革命队伍，乘坐格拉玛号游艇，离开墨西哥的图斯潘河口，向古巴进发。他们计划在11月30日抵达时，国内的革命者弗兰克·派斯在圣地亚哥发动一连串游击战，予以配合。到了那一天，派斯依照计划很快控制了圣地亚哥。但由于海上波涛汹涌，卡斯特罗的队伍直到12月2日才到达古巴奥连特省。卡斯特罗的革命远征队伍一上岸，就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经过3天血战，只有12人突出重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其中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1957年1月，起义军夜袭普拉塔兵营，歼敌12人，首战告捷。同年5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部队进攻乌贝罗，歼敌53人。此后，起义军明确宣布要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提出进行土地改革，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的政治权利等口号，赢得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全国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有着重大的影响。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率领一部分爱国青年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虽然这次要打倒独裁统治的行动失败了，但却推动了群众斗争的积极开展，大学生运动自此得名为“3·13革命指导委员会”，进行武装斗争。4月9日，哈瓦那工人举行了总罢工。1957年9月5日，爆发了西恩富戈斯市人民起义。革命者和起义水兵占领卡约洛科海军司令部，控制了全市，并把武器发给人民。巴蒂斯塔军队前去残酷地镇压了西恩富戈斯起义。

在反对巴蒂斯塔暴政的斗争中，马埃斯特腊山区成为联合一切反政府力量的中心。古巴建立了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领导的“7·26运动”为中心的，包括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及其他政党派别都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反帝阵线。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7年7月12日宣布的《土改宣言》和1958年10月10日宣布的《农民土地权》第三号法令，对于动员群众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些文件，解放区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革命的社会基础扩大了。农民、工人、大学生等纷纷参加起义队伍。1957年底至1958年初，游击队发展到2000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把游击队改编为起义军。

为了解放全国，起义军积极作战。1958年初，劳尔·卡斯特罗带领50名战士通过敌占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到克里斯塔尔山区，在那里开辟了“弗兰克·派斯第二东方战线”。不久，奥连特省北部马亚里至巴腊夸一带即为起义军所控制。同时，在胡安·阿尔梅达指挥下开辟了“圣地亚哥-德古巴第三战线”。人民社会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北部活动。“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武装小组于1958年2月在努埃维塔斯地区登陆，经过5天行军到达埃斯坎布赖山区，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到1958年上半年，起义军活动在奥连特省的大部地区。其他几个省区内也爆发了武装起义。

1958年5月，巴蒂斯塔在镇压四月罢工和哈瓦那等城市的武装起义后．开始大肆鼓吹对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总进攻”。此时，游击队主要基地仅有300余人防守，只装备有步枪和冲锋枪。巴蒂斯塔政府出动1万多人的军队，配备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围剿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驻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军队也提供飞机对起义军基地进行轰炸。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军，与之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他们在山村基地实施巧妙机动，充分利用山区险峻的地理条件，疲惫和袭击敌军。政府军官兵不愿为巴蒂斯塔卖命，士气低落。起义军对俘虏的政府军人员进行教育，然后遣送回去，这些被俘官兵回到巴蒂斯塔军队后进行鼓动，数星期之内官兵纷纷开小差。起义军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给进攻的敌军一系列打击。7月底，在圣多明各的3天战斗中，得到增援的起义军歼灭了政府军最强大的一股敌军后，转入反攻。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起义军歼灭政府军队1000多人，并肃清了马埃斯特腊地区的政府军，巴蒂斯塔发动的“总进攻”以失败告终。

1958年下半年，古巴革命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8月底，起义军的两个纵队在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和少校指挥下开出马埃斯特腊山区，穿越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南部沼泽地，在古巴西部地区展开进攻。在拉斯维利亚斯省，根据已达成的政治协议加入进攻的革命军队有“3·13革命指导委员会”、人民社会党和其他反美反独裁团体的武装部队。这就使该地区的力量联合起来并加速了军事行动的进程。从巴蒂斯塔军队占领下解放了重要城镇福缅托，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起义军进而控制了大片领土。

1958年12月29日，起义军开始攻打省会圣克拉拉。守城的政府军近3000人，装备有自动武器和大量弹药，并得到20余辆坦克、1列装甲列车和航空兵的支援。进攻该城的起义军约400人，装备自动和半自动步兵武器。尽管政府军占有优势，起义指挥部仍决定攻打圣克拉拉。为防止政府军从东部地区调兵增援，特别是机械化分队的增援，格瓦拉在进攻前夕下令炸毁法尔孔城附近的桥梁。起义军在居民的支援下，在攻打圣克拉拉的激烈战斗的第1天就获得重大战果。他们缴获了满载武器弹药的政府军装甲列车。1959年1月1日，“列昂西奥·维达尔”兵营最后一批守军缴械投降。同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起义军占领了东部省会圣地亚哥。在这前一天，独裁者巴蒂斯塔慌忙逃往国外。地方反动势力和美国大使馆企图将革命引向歧途，扶植其代理人取代巴蒂斯塔。但是，起义军指挥部和人民社会党号召总罢工，挫败了这一阴谋。1月2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指挥的起义军开进首都哈瓦那，政府军投降，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

1959年1月3日，在圣地亚哥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由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任临时总统，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司令。这个政府不批准革命者拟制的法律。2月，革命力量迫使这个政府辞职，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革命政府总理，由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任总统。革命政府主要是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7·26运动”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为中心的政权，包括不同倾向的反对巴蒂斯塔的各党派人物。新政权实现了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工业的政纲，宣布美国公司和当地大、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执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维护国家独立的政策。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同年，“7·26运动”与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革命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革命战争的胜利，使古巴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古巴革命战争，是古巴人民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得到了古巴人民的广泛支持，与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这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革命战争经历了城市起义，失败后转入农村进行长期游击战争，再发展到进攻城市夺取政权。革命武装力量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反动政府军队虽然与革命武装力量相比占优势，但战斗力不强。美国对领导古巴革命战争的“7·26运动”的性质没有判断清楚，认为只是要求恢复1940年资产阶级性质宪法的运动，认为美国能控制古巴局势，以及其他原因，没有来得及出兵直接干涉，革命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

古巴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主要是；

第一，在革命形势成熟后，为夺取政权，政治斗争要向武装斗争发展。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长期控制和剥削，与古巴人民处于严重的对抗矛盾之中。古巴历届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古巴人民对此深恶痛绝。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基础。但是在较长时期，革命党派的斗争主要局限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因此，虽然古巴政府在一届一届的换，但革命政党却并不能取得政权。1953年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看到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在政治、经济、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造成的广大人民同外国垄断集团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深刻矛盾，在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勇敢地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第二，进行革命战争，必须确定正确的路线。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格瓦拉在其《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说，古巴革命战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在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这里出发向城市进攻的路线；另一条是在城市直接起义，直接夺取政权的路线。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亦在城市发动起义，但失败后，他选择了山区，在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后，逐步扩大解放区，最后向城市进攻。古巴革命战争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路线。当然，选择这条路线并不一概排斥城市的起义，在必要时需要在城市发动一连串起义配合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特别是在战略进攻阶段，更需要发动城市起义，以占领城市，最后夺取政权。

第三，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游击战争的异常艰苦，要求革命战士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能吃苦耐劳，还要有铁的纪律和善于做群众工作。格瓦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样，我们军队中的成员也必须尊重上级。他们必须立即服从命令，不管派到哪里，哪怕吃力也得服从。但是他们在工作中还必须把自己既看成是社会调查人员，又看成是司法工作人员。作为社会调查人员，他们应同人民接触，以便搞清楚人民中的思潮和情绪，使他们可以向上级组织提出积极的建议；作为司法工作人员，他们有责任批判任何一种在军队内外发生的不良作风，尽力加以消灭……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各行各业的人，应当把拿起武器同穿着军服的人在一定情况下并肩战斗看成是一种光荣。”

第四，要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古巴革命战争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组织，同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古巴革命党、古巴人民党、民族党、“古巴工人运动”等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党派组织结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古巴人民社会党认为，“7·26运动”如果没有“群众直接行动和总罢工的支援，是不能获得胜利的”。因此，它号召并组织工农群众参加起义军，动员人民在经济上给起义军以支援。人民社会党的党员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人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7·26运动”领导的起义军。同时，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的游击队同“7·26运动”起义军密切配合行动，给政府军以沉重地打击。古巴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直接配合了武装斗争，特别是最后的总罢工，配合起义军推翻了独裁统治。古巴革命战争，由于结成广泛的反独裁革命统一战线，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力量巨大的古巴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的最后胜利。

据统计，从1847年6月到1874年，古巴有14.1万名华工，占古巴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古巴人民于1868年至1878年发动第一次独立战争，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但未成功；第二次独立战争是从1895年打到1898年，终靠美国帮忙而推翻了西班牙统治，但古巴亦变相地成为美国政府和资本家的禁脔。两次独立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华人留着辫子投身革命洪流，当时有好几支部队全由华人组成。这批由广东人与客家人组成的华军很能打，不怕死，古巴独立战争英雄甘札洛·狄格沙达（Gonzalo de Quesada）将军曾留下千古名言，镌刻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一座公园中：“在古巴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也没有一个华人当逃兵。”华人部队中过半数是客家人，他们充分发挥了客家人的“硬颈”本色，把鲜血洒在加勒比海的岛上。

20世纪50年代，卡斯特罗和他的胞弟劳尔以及切·格瓦拉开始打游击造反，也有不少华人参加，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曼都·赵（Armando Choy）、戈斯达沃·崔（Gustavo Chui）和摩西斯·王（Moises Sio Wong）等三名战将。

赵氏1934年生于古巴，父亲于1918年移民岛上，母亲是古巴白人。赵氏是古巴革命史上著名的“七二六运动”的元老，也是古巴共产党创党人之一。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反共流亡人士登陆古巴猪湾，在海滩遭痛击，赵氏围剿有功，那时他是营长。1976年晋升准将，曾做过大使。

崔氏1938年出生，母亲是古巴黑人，家境清寒，十六岁即搞革命，打过猪湾之役，1980年升至准将。他曾率古巴军队远征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担任过古巴驻安哥拉部队副参谋长，1988年座车触雷，一只腿被炸断。

王氏1938年出生，参与过“七二六运动”，其父于1895年到古巴，母亲为华人，姐夫做过中国国民党古巴支部书记长，是个富商。王氏读高中时即加入反政府行动，1957年投身革命，负责成立宪兵部队。王氏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最密切，做过卡斯特罗胞弟劳尔的副官，1976年晋升准将，现为中（共）古友好协会会长。

卡斯特罗曾当面问王氏，到底有多少华人参加过古巴独立战争和革命战争。王说，确实数目也许永远无法得知，因为许多参战华人已改用西班牙姓名，但保守估计至少有一万多华人参加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参与革命战争的可能有数百人。

当地时间2023年7月26日，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70周年的活动在古巴东部城市圣地亚哥举行。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政府总理马雷罗等出席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