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金还有一个多疑的特性。帮助古本金收集艺术品的伦敦美术馆馆长、艺术评论家克拉克爵士说，“我从未遇到任何人这样极端地多疑。他总是雇人为他侦察。”在他买一件艺术品之前，他要有两三个不同的专家来作鉴定。确实如此，古本金年迈时，他为了改善一位已经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大爷的健康，雇了两组医生，这样他可以对照地检验医生的诊断。

在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年代，对一个不安全地生活在机遇和迫害之间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也许这种多疑是必要的生存机制。那是在1896年土耳其成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时候，古本金乘船逃到埃及。他使自己受到两位有权势的亚美尼亚人的赏识，这两个人一个是巴库的石油百万富翁，另一个是帮助统治埃及的努巴尔帕夏。这些关系为他打开了石油和国际金融两扇大门，使他成为巴库石油在伦敦的销售代表。

有一次在伦敦时，古本金遇见马库斯·塞缪尔和他弟弟亨利·德特丁，并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的儿子努巴尔后来写道，古本金“同德特丁二十多年来关系很密切。人们从不知道……究竟是德特了利用了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利用了德特丁。无论是哪一个，他们的关系对他们个人和对皇家荷兰/壳牌集团都是富有成效的”。古本金为壳牌公司带来了生意，特别是收买权益并安排资金。

他最早碰到的一笔交易就是后来为达尔西得到的波斯特许权，他和德特丁在巴黎看了亚美尼亚人基塔比的招股说明书之后拒绝了，古本金说这是“一笔非常冒险的生意，是一场赌博”。后来眼看着英波公司的发展而懊丧不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座右铭：“决不要放弃石油开采权。”这句话成了他余生的指导原则。他坚持不懈地在邻近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运用了这一原则。1907年，他说服塞缪尔兄弟在君士坦丁堡设立办事处，由他主管。此时由于反亚美尼亚情绪暂时处于低潮，所以他很活跃，除了追逐商业利益外，他是土耳其政府及其驻巴黎和伦敦大使馆的财务顾问，并且是土耳其国家银行的大股东。以这个为基础，他把对立的英国和德国的利益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引进土耳其石油公司，他说这一任务需要很大的灵活性，“怎么说都不是一项愉快的任务”。

1912年土耳其石油公司成立后，英国政府试图迫使这家公司同达尔西的英波辛迪加合并，共同寻求石油开采权。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终于同意采取统一战略并强制执行。根据1914年3月19日的“外交部协议”，英国的利益在这个联合集团中占支配地位，英波集团握有50%的股权，德意志银行和壳牌公司各握有25%。经过古本金的争取，英波集团和壳牌公司各让出股票总额2.5%的“受益人股权”给古本金。这种股东没有投票权，但享有这种股权的所有财务利益。这就是他以“百分之五先生”闻名的由来。其实，古本江的公司只是一个不大的公司，和埃克森、美孚、英波、壳牌集团等大公司不同，他没有自己的炼油厂，也没有石油产品销售体系。他只是中间商，将自己的份额油全都卖给法国石油公司。正是利用自己的经商天赋，他成为了20世纪初期的富商。尔后又将石油生意的获利，服务于文化与艺术，在生前和身后都慷慨地与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留下自己抹不去的印记。

1920年的圣利莫协定是英法为瓜分美索不达米亚石油达成的谅解，消息传来使华盛顿和美国石油业界大吃一惊。美国报刊把这一协议厉声地痛斥为老牌帝国主义；因为它破坏了胜利的协约国之间权利均等的原则。体现美国进步主义思潮的威尔逊政府竟然支持石油公司特别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使玩世不恭的观察家也大惑不解。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前身就是十年前被最高法院肢解的那条巨龙。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和标准石油集团之间的友好关系竟然“与战前的关系截然相反”，使英国驻美大使感到吃惊。大战以前，政府人士如果被怀疑同石油公司关系密切无异是招灾惹祸。石油不足的幽灵和怀疑英国背信弃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联盟。

伦敦对美国高涨的反英情绪感到关切，美国国会里已在议论向英国实行石油禁运的问题。而且，不让美国参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开发，对于英美关系是个永久性刺激——或者比这更坏。相反，美国的直接卷入对英国有利：为了使英国支持的美索不达米亚新政府有财政收入，英国人亟于开发这个地区的石油资源，从而减少英国政府的财政负担。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肯定将加速这个过程。最后，壳牌公司也相信，这个不安定的地区随时都会发生政治纠纷，美国的参与将增强石油公司的力量。古本金也劝告外交部常务次官说，在争取石油开采权方面让美国人“在内”比“在外”要好。常务次官被说服了，他坚定地通知英波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尽快把美国人拉进来。后来又写信给古本金说，亚美尼亚人可以在“拉拢美国参与方面起作用”。

一方是代表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辛迪加的蒂格尔。谈判的另一方是亨利。德特丁、查尔斯。格林韦和法国石油公司的欧内斯特。默西埃上校。这些人据认为是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开采特许权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合伙人。古本金则一直盘旋在谈判桌旁。在这出正在展开的戏剧中古本金是蒂格尔的主要对手。这两人之间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古本金身材矮小不吸引人，多疑寡言。蒂格尔则魁梧高大，虎背熊腰，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对巧克力有不可遏制的热情，拚命吃起来有时体重达到三百磅。他直率干脆，体现了美国人的友好性格。古本金是个单独的经营者，而蒂格尔则是标准石油托拉斯中最大的公司首脑，统治着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老板”著称，是石油业界最杰出的人物。古本金却宁愿默默无闻。

设计师除了古本金和他的5%的股权是一块绊脚石还没有解决以外，其他的事情包括同土耳其的边界在内似乎都解决了。整个谈判过程中古本金仍是一位古怪、孤独的人物，他竭力避免开会，但仔细研究备忘录的每个词句，然后通过一连串的电报来答复。孤立也标明他的人际关系，他有一次说，“石油友谊是很不可靠的，”这句话证明了他以前同德特丁的密切的业务关系，这种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破裂了。古本金后来解释说，“我们十分和谐地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是如同在石油业务中很常见的那样，猜忌和分歧使我们分手了。”别人说他们的不和是为了争夺一位名叫莉迪亚。

巴甫洛娃的白俄妇女的爱情，她从前是一位沙皇将军的妻子。这两个人对于那位夫人一度是志同道合的，就像在石油交易中合作一样。有一次，德特丁感情冲动地为巴甫洛娃买了绿宝石，欠下卡蒂尔珠宝店三十万美元无法偿付，古本金为他安排了一笔贷款付账，让他下一次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拿到钱时归还。不料后来巴甫洛娃成了德特丁的第二位夫人，结果导致两人之间发生恶感。德特丁和古本金还对来自一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利润发生极不愉快的争执，那笔利润是古本金带给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利己主义也是他们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至少这是古本金的儿子努巴尔。古本金的看法，他是他父亲和德特丁的私人助理，直到这两人愤怒地分手才结束了他在两人中的特殊地位。他解释说，德特丁对古本金的“吹毛求疵的干预”不满，而古本金却不能忍受“德特丁的架子十足的高傲”。

不管有无德特丁，古本金继续卷入多方面的业务活动，包括销售苏联的鱼子酱。他让他的妻子同他的宝贝艺术品——他称呼他的艺术品“孩子们”——住在巴黎的家中，他本人则轮流住在巴黎的丽茨大饭店，伦敦的丽茨或卡尔顿大饭店的套间里，由一连串情妇侍候着，根据所谓“医生指点”，其中一个必须是十八岁或更年轻的以使他的性能力回复青春。一天中间他露面一两次，在布洛涅树林或海德公园散步，豪华轿车跟在他后面。其余时间专心处理他的遍及全球的业务，通过电话和电报与外界保持联系。

美国联营企业中的公司，尤其是标准石油公司仍在世界各地开拓石油来源。在他们的计划中伊拉克是一个大目标。但古本金对此横加阻拦，丝毫也不肯松动。对于他来说最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拥有5%的股权，而股票的红利则是要用现金支付的，这一点恰恰是美国人所反对的。

古本金同德特丁分手后更加固执，使德特丁、蒂格尔以及其他人更加难以忍受。有一次迫使蒂格尔说古本金是“难处的处境中最难处的人”。古本金则说“美国人为首的石油集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抹煞”他的权利。但他对他的地位是绝对自信的。这位亚美尼亚人要的只是钱而不是原油。他问一位新闻记者，“如果你在一家石油公司有小额股权，有人建议用几加仑石油支付你的股息，你满意吗？”

蒂格尔终于决定他得亲自会晤古本金。这次会见以共进午餐的方式在伦敦的卡尔顿饭店进行。上了几道菜以后蒂格尔谈到正题。他采取了他认为富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讨论古本金要求的开采权使用费的问题，“当然，古本金先生，你是一位精明的石油商人，不会不了解这笔资产不应接受那样的费率。”

古本金的脸红了，他狂怒地猛击桌子大声说，“年轻人！年轻人！你永远不要叫我石油商人！我不是石油商，我要你清楚地了解这点！”蒂格尔吃了一惊，接着说，“好啦，古本金先生，如果我冒犯了你，我道歉。如果你不是石油商人，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你肥你归入哪一类。”这位亚美尼亚人激动地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把我自己归入哪一类。我是企业设计师。我设计过许多公司。是我设计了这家土耳其石油公司，为德特丁、为法国人，也为你留出了位子。”他怒不可遏地接着说，“现在，你们这三个人倒想把我撵出去了。”

面向红线同时，伊拉克是否藏有大量的石油还有待测定。只是在1925年才有一个联合地质考察队——代表英波公司、皇家荷兰公司和美国各公司——来到伊拉克。即使同古本金继续处于僵持状态，地质学家们的情绪随着勘探的进行越来越高涨。一个美国人给纽约写回的报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石油前景的希望比那里更大。

古本金仍然拒绝让步。他到底为的什么呢？自从他为苏丹写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及其石油的最初报告以来，已经差不多三十五年了。从他促成土耳其石油公司以来也几乎十五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使摇摇欲坠的方案得以进行，他掏自己的口袋支付一切开支。他已经耐心地等了这么久，再推迟一点有什么要紧呢？他已经非常富有了。这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探明伊拉克富藏石油，就可以对蒂格尔和其他美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迅速达成某种协议，从而加强他的地位。

地质学家们川流不息地发出的信息证明古本金是对的。蒂格尔承认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了。1927年4月开始钻井，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企业来经营，这件事是不能再拖了。由于蒂格尔勉强向古本金作了让步，停滞的谈判随即重新开始。协定终于在望了。

石油来得并不早，直到1927年10月15日才来。钻探场所之一是库尔德地区的巴巴古古尔，在基尔库克西北约六英里。几千年来那里就有二十几个洞穴放出烧着的天然气，被认为是“燃烧着的炉子”，相传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把犹太人扔进那些洞里。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曾记述当地居民把洒了油苗的一条街道燃烧起来以取悦亚历山大大帝。1927年10月15日上午3时，巴巴古古尔一号油井在钻到一千五百英尺时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响声在沙漠中回荡，夹带着井底沙石的石油柱有五十英尺高。附近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石油和有毒气体。村庄受到威胁，殃及基尔库克城。大约有七百名部落成员筑堤造坝抵挡汹涌的石油。八天半以后油井终于控制住了。加盖之前每天流出九万五千桶。

主要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伊拉克有石油，而且很丰裕，几年来为它争吵不休也是值得的。必须马上达成协议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必须结束。1928年7月对日，发现石油的九个月以后，也是蒂格尔第一次到伦敦要求订立协议的近六年之后，终于签署了协定。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英波公司和法国人各得23.75%的石油，代表美国公司利益的近东开发公司也占23.75%。古本金的5%股权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解决了，他可以立即按市价把石油售给法国人，他不要石油要现钞的愿望也就迎刃而解。

剩下的问题是“自我遏制”条款，依据这一条款所有参与者同意在这个地区联合经营——仅仅是联合。古本金后来说，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拿起一支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幅中东的大地图上，沿着已不存在的土耳其帝国的边界划了一条线。他说，“那就是我所知道的1914年时的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我应当知道。我生于斯，生活于斯，并且服务于斯。”这个有深远影响的石油协定从此被称为“红线协定”。在红线内，除波斯和科威特的油田外，包括了中东的所有主要油田。在那个广阔地区内，合伙人除与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其他成员合作外，不得从事石油经营。这样，1914年外交部协定的自我遏制条款在十四年后再生为红线协定。它为未来中东石油开发定下了框架，也成了尔后几十年激烈冲突的焦点。

许多年后，当有人说古本金在和土耳其石油公司作交易时击败了沃尔特·蒂格尔时，蒂格尔作了回顾。回忆那些艰苦和费时的谈判，他说道，“这是一盘糟糕的棋！早三年我们就该自己干了。”对于古本金来说，这确是一大胜利——37年的努力和坚忍有了结果，他为这笔交易等待了全部成年时代，得到了几千万美元。为纪念这个重大事件，那年夏天他包了一艘船同他的女儿丽塔到地中海巡游。驶离摩洛哥海岸后他瞥见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奇怪的船，船的烟囱矗立在长长船壳的尾端，他问这是什么船。丽塔告诉他是一艘油船。他59岁了，做成了本世纪一笔最大的石油交易，他是石油界的外交家，却从未看见过油船。

葡萄牙人可能没有想到，一位安居在里斯本一家普通旅馆里十几年的老人，去世之后会在葡萄牙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古本江公园、古本江美术馆与当代艺术馆、古本江博物馆、古本江交响乐团……这里所说的“古本江”，甚至都不是葡萄牙本国人，他在去世之时仍是英国公民。

1953年6月18日，深知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古本江签署了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中，他将自己的财产按照惯例分给了自己的子女，并且留下一部分给自己的亲属和长期合作者用作生活辅助金，此外的部分，便都作为古本江基金会的启动资金，用于资助慈善、教育、艺术和科学项目，著名的古本江交响乐团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统计，古本江的遗产高达18亿美元。为何他把一大笔钱捐赠给葡萄牙呢？在1956年7月18日由葡萄牙政府批准古本江基金会成立的40690号法令中，这样描述了古本江的初衷：“卡洛斯特·古本江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对葡萄牙的信任。”而这句话，也被明确写在了古本江基金会的章程中。

如果没有战争，也许这段历史就会改写了。1940年，居住在巴黎的古本江的平静生活被二战打破。1940年6月5日，纳粹德国进攻法国，德军多路突击，10天后巴黎就被占领。正如《六月风暴》中描写的那样，许多巴黎人弃城而逃，去南方躲避战争。古本江被迫加入逃亡人群，前往维希避难。然而，在二战的烟火之下，整个欧洲大陆都满目苍痍，要想获得平静的生活几乎不可能。1942年，为了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性，葡萄牙利用自己的矿产资源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口配额体系，允许盟国和轴心国从各自在葡萄牙拥有的钨矿出口矿石，对葡萄牙自己的矿山则设立固定配额。这种用“资源换和平”的策略起了一点作用，当1942年4月古本江第一次踏入葡萄牙的土地时，这里比受战争重创的法国稍好一些，他的心境也随之稍微安定下来，已入古稀的他决定在里斯本安居。当地的人民对他热情地招待，古本江与这里的人和睦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感受过这样的盛情。”

不过，入住里斯本阿维斯宾馆的古本江神秘而孤独。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不接受采访，只过着纯粹的老年人的日子。“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他在与极少的朋友交往中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引自《行者无疆》）这个决定，就是成立古本江基金会。

去葡萄牙旅游的人常常被教育说，如果来到葡萄牙不去看看古本江基金会这趟就等于白来了。坐落在里斯本市中心古本江公园的基金会，已经被列入了葡萄牙的十大经典。由于古本江基金会的资金相当于葡萄牙每年投入到文化科技教育领域中的一半,所以被世人称为葡萄牙第二文化部.。如今的古本江基金会，已经深入了葡萄牙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在宣传葡萄牙文化上更是不遗余力。

2006年伽利略航行500周年时，基金会赞助了“葡萄牙航海大发现500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号召各国学者对航海大发现历史展开研究。在基金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葡萄牙总统席尔瓦出席并赞扬说，“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的机构，它是值得学习的真正的典范。”

在一个慈善家的名号之外，古本江还是一位罕有的艺术品收藏者，而他的私人收藏，也在去世之后才得到公开展出，并最终融进葡萄牙文化的溪流之中。

古本江对艺术的鉴赏力从小就显露出来。有一次，父亲为了奖励成绩优异的古本江，便给了他几枚钱，但他并没有立即花掉，而是跑进自己平时爱逛的古钱商店，买下了几枚古钱。对于这种以现有货币换取旧币的行为，父亲并不认同，并对古本江提出了“不要浪费”的忠告。巧合的是，这几枚古钱是稀有的珍品，本身的收藏价值已经超越了它的购买价格。

古本江不但爱惜藏品，而且是一位技巧高超的买家。1928年至1930年间，古本江从当时的苏联政府手中购买了一批珍品。当时正值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时期，由于缺少建设经费，决定非公开拍卖列宁格勒博物馆的珍品。古本江正是体会到了斯大林微妙的处境，才在这场激烈的争夺中笑到最后。

1930年7月17日，古本江给莫斯科国家银行行长乔治写信，言辞恳切地说：“我认为，贵国博物馆多年保存的珍品不应当出售，它们不仅是贵国的民族遗产，也是贵民族的骄傲……我常常对你们的外交人员说：别出售博物馆的陈列品。当然，如果一旦你们出售，那么，我希望成为你们的第一个出高价的买主，你们如有哪些艺术品要出售，我请求你们相告为盼。”要知道，出售艺术品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古本江的对手包括享有国际声誉的古玩家约瑟夫，他能出的价格都不会比古本江低，但他狂妄的态度伤害了斯大林的隐秘之心，恰恰是古本江的谦卑和迂回战术，获得了卖主的好感。

“我的收藏品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质量都是头等的……我的藏品不多，但都是最优异，最精美的。”这是古本江曾经说过的话，现在来看，其实过于谦虚。他的藏品中就包括原属于俄罗斯叶卡琳娜女皇的一副珍品，以及原属于法国女皇玛丽亚的写字台，而这些艺术珍品，加起来有6000多件。

古本江不愿意邀请外人到自己的家中来欣赏这些艺术品，他曾经说，这些藏品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我是东方人，东方人不愿意将闺房中的女子示人”。但他很愿意将自己的藏品公开展览，1930年至1950年，伦敦国家画廊和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就先后借用了他的收藏品。

在他去世之后，这些藏品于1960年后全部集中到了葡萄牙，直到1969年古本江博物馆建立，藏品才悉数收入其中公开展出。古本江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除了古本江的私藏，这里还陈列着从公元前280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3000多件文物，其中有埃及、希腊、罗马、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亚美尼亚、远东和欧洲等地的艺术品。在远东艺术部分，有中国瓷器60余件，其中一只高脚青花瓷杯是14世纪中国元朝的珍品。

在古本江博物馆，可以见到伦勃朗、莫奈、雷诺及罗丹等大师级的艺术作品，而且可以纵览11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欧洲艺术趋势的变化。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国界，变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