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一种 “历史使命感”。尽管那时贾平凹刚刚上初中二年级，人家刷大字报，他给人家拿个笤帚提个浆糊，辩论还没份，但作为一个“观察者”，对整个事情的过程却“从头到尾都了解”。他说写这类题材他有天然的优势，年龄比他大的人，写“文革”但基本上流于程式化的怨恨、批判，年龄小的人，又不太了解。“所以觉得再不写，就没人写了。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以后人写就没有感情这些东西了。不管写的好赖嘛，总得有个人把这写出来”。作家内心存着这样的使命感，在一次回村经历的促动下，最终写成了这部作品。

古炉暗喻中国

《古炉》讲述的是一个烧制瓷器的叫古炉的村子，偏僻却又山水清明，村人擅长技工，却又极度贫穷。在“文革”中，他们使强用恨，争吵不休。

将新书起名为《古炉》，贾平凹自有其深意。“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写“文化革命”这一段，实际写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书中人物有母亲影子

2010年8月17日，贾平凹在媒体上首度发表悼念母亲的文字，距离贾母去世三年，这位文坛大家以最平实的语言在文章中回忆起了有关母亲的点滴。

在本书中，作者则以母亲为原型塑造了小说人物蚕婆。在贾平凹的笔下，蚕婆是个饱经世故的老妇，谁也不知道她活多大年龄，“蚕婆，我当时按照我母亲的很多东西来写这个人物，心眼好得很，平时啥都不管，只管这个娃（狗尿苔）。在生存经验上她肯定是有的，平时她啥事都不管，应酬批判，其实她人很善良”。

善人

善人也是智慧之人，对人世风云、家长里短看得很清楚明白，也很长远。他不是用眼而是用心去“看”，去体验，所以，他看到了细微末节之处。但这样智慧之人，却为了一棵树而执扭，而拼命，直到用树作柴焚毁了自己。他的智慧也就显现在不仅懂得坚持，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连同生命一块放弃。小说中写善人的文字，是耐人咀嚼的，直观的感受是这个人具有神秘性，仿佛运气氤氲包裹在他的周围，迷蒙中隐隐约约的看到他的脸、他的身形，好象一个布道者从人世的苦海中炼狱中走来，又缓缓地离去。

“说病”是善人救己救人的武器。“病”而能“说”，“说”而能愈，善人通过“说病”来拯救人们心中残存的一点点善良的意识，驱赶心中的恶。其实，善人的“说病”就是对人的善意的规谏、心理的暗示和宽慰，是泄去人心中所“执迷”的一根导管而已，迷信的色彩是十分淡薄的。但在经历了“文革”前大破封建迷信的人看来，善人的说病无疑是“四旧”，是应扫入垃圾堆的。善人真得“善”，没有脾气，视人也没有等级观念，没有用有“色”的眼镜去看人。在他心里，人都是平等的，都会得“病”。不论是谁，善人总是有求必应。弱小的百姓视他为拯救自己、摆脱困恼人的难堪的稻草，心灵中的一方慰藉；激进的革命人斥他为迷信、“四旧”，欲除之却又畏惧，不除之又恐不能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守灯

守灯的不幸，来自出生时就带来的“原罪”，被人轻蔑、凌辱、欺压是家常便饭。旧社会，他家在古炉村里算是稍微有些钱财的，也就荣幸地成了“地主”之家，他的“原罪”就来自于地主子女，“成分高”造成他人生的不幸。

“夹着尾巴”做人，守灯是懂得这一适合于他的做人的法则的，隐忍是他对待别人强加于他身上的凌辱的最基本态度，开会时他明白自己该站在供别人批判的位置上，与别人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产生过节时，他会自觉地忍让。他明白自己的“成分高”，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生存法则是什么。

但从内心来说，他实实在在地是个桀骜不训的人。会烧瓷器的手艺，不仅表现了他的聪明、好学，同时也是他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显示自己不同于普通人的不屈服的心理欲求。破“四旧”时，他找出各式理由来保留一只青花瓷瓶，这只青花瓷瓶是他作为烧磁器的蓝本、范式，也是他生命中唯一值得尊重、牵挂的价值所在。对守灯这样的被侮辱的人而言，烧瓷器的劳累不是劳累，正是他所向往追求的正而八经的事业，一旦剥夺了他烧制瓷器的工作，也就剥夺了他生存在人世的意义。当他为姓“朱”的红大刀队的人烧制瓷器时，霸槽率榔头队强占了窑场。他绝望了，他真正理解了自己命运中可怕的存在。这时，激起他内心里的不再是桀骜不训，而是一种可以说是潜藏得太久太久的报复的欲望。当麻子黑趁乱越狱回到古炉村，捅了磨子一刀，也被磨子扎了一刀在屁股上，守灯救了他。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两颗要报复社会不公、不愿再受欺压和压制的贮满私欲的灵魂立时膨胀起来。特别是看到秃子金整治天布媳妇的经过，他告诉麻子黑：秃子金是狠。当时他吓得变脸失色，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失望、恐惧，也促使了他放弃对人世的信任。他决心与麻子黑一道，找支书与社会报复。由此，铸成了守灯的毁灭。

霸槽

霸槽是作家描绘的一个重要人物。霸槽说不上是一个好人，但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他就是个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按照自己的命运发展的独有个性的人物。

他比守灯优越的是没有“原罪”，家庭出身好。依仗这点，再加上放浪不羁的个性，倒有些不拘成法，率性而为的鲠直。生活贫困使他活得无精打采的，生产队里的规矩条条框框，使他受到束缚，使他不自在，他就要冲破这些束缚和不自在。他敢在公路边修起小木屋，给人补胎挣钱，为了有生意，他就在公路上制造出扎自行车胎的破碎玻璃。别人出外打小工挣钱必须给队里交钱取得合法的允许，他就敢不交钱，书记队长拿他都没有办法。别人老老实实在地里干活出力，他就没有正正经经做过农活。他心里明白得很，凭借挣的工分喂不饱肚子，更别说吃得比别人好一些。生活是如此的艰难，还要时时处处受到书记队长的管束责怪，这更让他心里不舒服。他盼望着苏修打进来，然后他能去战场上施展才干，改变现在的窘况。他有一股“怀才不遇”的委屈憋在心里。

霸槽的家庭出身使他没有可能接受传统道德规范教育的机会；他没有读多少书，也不可能有“知性”的觉悟。可以说，在精神层面上是没有道德的约束的，他不可能像守灯那样有承载“原罪”的负担和接受过较好的教育的自我规范。我可以这样说，霸槽就是一个从生物的“人”正走向社会的“人”的一个动物。物质贫乏，不能满足一个生物的“人”的欲求，客观的环境，又没有提供给他朝“人”的境界迈步的机会。在这两难之中，他只有用“无赖”的手段来回报生活让他承受的一切。

对爱情的态度，霸槽是徘徊不定、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他喜欢杏开，可又怕杏开之父满囤的干涉，但又忍不住引诱占有了杏开。当然他们之间也不乏有些真爱。“文革”开始后，他也有一些得势了，在满囤死去时，才依古炉村的风俗装扮成孝子哭灵，主持葬礼。既给村里人对他和杏开关系的猜疑一个回答，又在这看似尽孝和按风俗习惯扮演孝子之间，显得朦胧不清。

“文革”在古炉村闹腾起来，两派的对立越来越尖锐，霸槽忙于“革命”，与杏开渐渐疏远了，与镇上来村子里发动“文革”的马部长逐渐靠拢。这时的霸槽正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一方是他认为的“村花”杏开，是他可以驾驭的女人，一方是带领他“革命”的人，也许会把他带入“革委会”，带到权力的中心，带给他飞黄腾达的利益的人。对前者，他表现出的是冷淡、疏离、漠视；对后者他以男人的细心表达着体贴和关心。然而，霸槽内心里却潜藏着可怜的自卑，怕杏开离开他，又怕马部长瞧不起他，“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在行为上表现出不一样的“隐忍”来。

在霸槽的身上找纯洁的“爱情”就是找错了庙门，人生的经历告诉他，只有使自己出人头地，作一个“人上之人”才算是有出息的人，这就是霸槽这样的“革命者”的理想目标，也是需要解决的最为切近和实际的问题。他有错吗？没有。他不理解“文革”吗？不是，这就是他认识的“文革”，他看到的改变自己渺小的命运的机会。

霸槽就是在实现这样的目标的追逐中，不幸断送了自己的命运。

黄生生

头脑简单，没有教养，自命不凡，狂放无羁，这就是黄生生及与他同龄的那些红卫兵的形象特征。唯“上”之命是从，打砸抢烧杀，只要能显示自己“革命”性的事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所以，黄生生最初出场时，军帽被霸槽抢去，被霸槽欺侮，而再次出场时，形象大变，懿令气使，骄横不堪。霸槽也只能作他的陪衬了。命也，时也，当然是时世造英雄了。作家在黄生生这个人物身上着墨不多，却写得很传神。当然，用现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是看不出“传神”之态的，反而觉得是概念化、木偶化的。而这正是作家写黄生生的妙处所在。目睹过“文革”实景的人，读黄生生时眼前就会浮现出“文革”时众多红卫兵的形象来。

黄生生的命运可用“可怜、可悲、可恨、可叹”来概括。可怜，正值青春年华的季节，却没有走一条正常人的路，使自己成了妖魔，丧失了正常人的心性和理智，最终被无情的现实所吞噬。可悲，作为人，没有接受正常的人性的教育，成为了政治工具，活在政治概念中，活在派性争斗中，活在丧心病狂的病态心理中。可恨，把自己的愚昧无知强施于人，施于那些弱小者，给社会造成精神乃至生命的伤害。古炉村在他的搅动下，成了一锅沸腾的能伤人也能自伤的粥。可叹，好端端的一个青年，生不逢时，经受不了名场、利场的诱惑，把自己投入到虚妄的名利的夺取中，人生不是光耀千古而是遗臭万年。

蚕婆

蚕婆和狗尿苔这婆孙两人，是古炉村里最耐人深思的两个人。如果说善人的“善”和美德是崇高的美，那么蚕婆和狗尿苔的品质就是阴柔之美。处于乱世而又要坚守内心的朴素善良的品质，不为利诱，不去伤人害人，要生存下去，对蚕婆、狗尿苔来说确实需要高超精明的生存技巧。

蚕婆的丈夫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时不知消失在何处，于是村里开会她就只能坐在挨批斗的另类人的位置上，是随时候批斗的听用。狗尿苔是蚕婆捡拾回家的孤儿，因是蚕婆捡拾的，也就沾了蚕婆的“光”，成了被歧视的对象。这婆孙两人被贴上了标签，打入了另册。在解放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中，人人都逃不过这一“阶级”的印鉴烙下的痕迹，好在这一印鉴没有打在脸上，使你不能招摇过市。但在一个村、一个厂、一个单位之中，确确实实地烙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虽如此，蚕婆在古炉村还是受人尊敬的一个老人，家里有事了，有难解决的问题了，人们还是常想到她，请她帮忙解决。她不难为人，总是乐意帮人一把。帮人、为善好象就是她的天职。“文革”在村里闹腾起来后，她从自己的身份、地位考虑，对矛盾争斗除了躲，还是躲，避开世间的纠纷争斗，不参与到任何一派之中。不仅自己这样，还时时刻刻管束着狗尿苔，不让他做出半点不满的行为和露出不满的神色。“隐和忍”是最能概括蚕婆做人的态度的。长期不分救济粮给她，她忍了，没有怨言；有事没事地陪斗，她也忍了。武斗发生后，她“隐”在家里，把狗尿苔拴住不许出门，以免招惹是非。她不是所谓逍遥派，一切的“隐、忍”，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罢了。但在“隐、忍”之余，别人遭难，别人的不幸她都会帮助别人。杏开怀孕，独自一人，她时常关心、照顾。磨子被追杀，躲在她家里，她想方设法地保护，并叫狗尿苔找药救治。既要躲避灾祸，又要向别人施予恩赐之手，蚕婆是做得恰到好处的。可以说，蚕婆的善不是小的恩惠的表现，而是她对“人”的一种悲悯之心的反映，所以，她不记别人的仇和怨，只记别人的恩和情。

狗尿苔

狗尿苔长得矮小，人也卑微，故人们称之为“狗尿苔”，这是一种类似苔藓类的植物，不起眼，不被人注意。作为人，狗尿苔在村里是个被欺负被侮辱的人，但他自己对此似乎觉悟又似乎朦朦胧胧的，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与霸槽的关系，应该说是最铁的了，霸槽不欺负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十分地信任他，利用他。他也欣赏霸槽，也愿意与霸槽交往。但对霸槽与杏开的关系，却不懂而颇有微词，对霸槽拉屎却要 提着锨去盖屎也颇为不平。他时常准备根火绳以方便那些抽烟用火的人，并不是为讨别人的喜欢，而是自我求得别人尊重的动机的反映。与善人的亲近，与善人一起抬蜂桶而掀翻蜂桶制止了一场即将扩大化的武斗，自己却被蛰的伤痕累累。黄生生遭围攻时，他用火点燃了黄生生周围的干草，使黄生生陷入狼狈的境地。与善人的亲近，从中不仅学到待人处事的方法手段，也受到良好品德的熏陶。同时，他毕竟只是一个孩子，也做了不少淘气好笑的事，在被人欺负侮辱时，他用孩子的行为语言来给予反击，又显得那么天真，不懂世故。

《古炉》写出了在特定背景下人变坏的过程，狗尿苔却是一个没有变坏，反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孩子。在他身上继承了蚕婆、善人的好品质，也有霸槽身上不怕事、敢作敢当的品行。

《古炉》有着巨大的开拓性以及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那就是对于“文革”在乡村展开的方式与过程的全景呈现与反思，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反复强调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其实，‘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作者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他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贾平凹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地从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但是，对于小说来说，《古炉》的成功其实远远超越了作家对于“文革”反思的理念与勇气，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其卓尔不群的经验美学。小说中“古炉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的缩影，作家以百科全书的方式尽态极妍地呈现了贫穷、沉闷、无聊的乡村的方方面面，既有日常生活的全景画面，也有乡村政治、伦理、情感、权力的剖析，既有生老病死、人情冷暖的体验，也有“革命”的狂热冲动所激发的人性扭曲、欲望疯狂场面的刻画，就乡土经验的原生态、丰满性、开拓性以及思想、情感、人性的容量与开掘深度而言，《古炉》无疑又是一部突破了贾平凹自身审美极限的优秀作品。

叙事手法中的荒诞和丑

《古炉》中丑陋航脏情节的展示，将作品做临帖式的叙述,努力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使文中散发出来的浓重的生活气息，让人有种双脚站在大地上的踏实。娴熟的口语化对白、细杂的家长里短的描述,传统的白描手法却显示出了异常活化的效果，日子虽平淡却有滋有味。这大概得益于作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扎实的写作功底,是作者真正的用心在感受在写作的结果。然而作品中不只是这种单一的细碎描写，也夹杂了一些荒诞的情节，在这里，作者并不是为了荒诞而荒诞，将其设置为串联起作品的钩环，荒诞的片段虽然不可思议却依然显示出一种真实感，是极具中国气味的中国特色的表达，同时荒诞片段的设置也映射了“文革”这一荒诞事件的本身。生活中有真善美，但也存在假恶丑，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真善美呼吁而让读者变的天真，太天真容易导致太无知，由此可见高举人文精神关怀旗巾只的贾平凹的用心良苦。摧残的一面，而真正直指人心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由于一众作品的相似性过高，更没能通过作品的本身来实现对历史深刻反省，所以这类作品往往因缺乏更深入的艺术感染而逐渐退出了人们的阅读视线。柏拉图曾说：“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这一理论清晰的指出了深藏在“文革”背后的人性的鼓动，贾平凹深谙这一道理，将笔墨集中于“古炉村”贫穷的村民身上，以荒诞的情节描述来迎合“文革”这一荒诞的事件。

在《古炉》“后记”中，他则表达在写作的时候，常有一种幻觉：“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

孩童视角下的内视角叙述

孩童因为天真烂漫以及心灵的稚嫩,借助其视角构建的文本往往也会染上孩童的纯净，使生活中的暴力、丑陋、血腥也逐渐变得轻盈,即便是那个疯狂嗜血的年代，也不经意的流露出斑斓的色彩、轻快的步调。《古炉》中贾平凹以孩童的身份展开叙事，目的并不是以孩童视角单纯的展现孩童世界，而是要用孩童纯粹的眼光触碰成人世界的本质，成功的展现成人世界的本来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孩童视角仅是彰显成人世界的一个载体，其关注点仍然是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男男女女的心理活动，这种简单视角的审美叙事使文本看似平淡却透着深刻、看似冷静却透着不安。在“狗尿苔”单纯目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作者苦心孤诣的经营，感受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殷切呼唤，觉察到了作者故意收敛起来的道德立场和对人性对“文革”的深切思考。作者以平视的角度统领着全文的表述，时而对孩童视角下展示的故事做着必要的补充说明，以使其始终行驶在作者预设的轨道上，不动声色的把握着全文的基调。作者以童年回忆指向当时的现实世界，以童年经验再现远去时代的原貌，实质上却将自己的叙事意图依附于孩童视角来展现，即使不露痕迹，我们也依然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作者的写作情绪。这种孩童视角不仅增加了叙述文本的张力，同时自然的呈现着其超越文本的现实意义。

真的守望——还原生活的真实

《古炉》的写作是源于贾平四孩童时记忆的召唤，书中讲述的人和事大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但是作者并没有这段回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载下来，而是将真实历史和艺术手段想结合，凝结成了具有众多意义指向的《古炉》。以往“文革叙事”中的“文革”大多被安排为文本的历史背景，文本中的人物具为“文革”的受害者，展现遭受“文革”摧残的人物及其心灵变态扭曲,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本是在“文革”那段历史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故事，旨在为受伤的心灵需找元凶。贾平凹在四十年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企图为人们挖掘出更深刻的更不一样的内涵。“要挖掘社会最底层,就要老老实实从日常生活这个方面去写，这是个真的事情。《古炉》的叙事被设定为日常化的叙事，文本讲述了这个闭塞小村庄里日常化生活,这里的生活不是作者大肆虚构的，也没有被过多的政治意识所侵染，就是被作者记忆的潮水冲刷而成的原生态的生活。作者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大多是其记忆影像的再现,是其内心深处无法忘却的熟悉，他用写实的手法原生态的再现了当时的生活片段，尽力不露声色的将小村庄里的“文革”通过临摹的手法表现出来。在这里贾平四沿袭其创作《秦腔》时的艺术手法，密实的流年式的叙述再次出现在《古炉》中。

“贾平凹的《古炉》是一部最广阔、最深刻、最能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作品。看完这部小说让我又一次体会到多年前读完《白鹿原》后的那种亢奋。”——李星（著名评论家）。

《古炉》是贾平凹式审美观念与艺术能力的又一次极致的表演。他以对于乡土经验无所不包的挖掘与呈现，拓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重新确证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的力量，展示了文学与生活的双重魅力。——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近日在中国图书商报推荐的“2011年媒体最期待的10本书”中，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古炉》名列第一，记者从上海书城、博库书城也了解到，这本新作销量与日俱增，成为上海新春书市的一只“绩优股”，被大量读者誉为“贾平凹最好的一部长篇”。

1952年生，陕西省丹凤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西安市文联主席。曾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长安》文学月刊编辑部工作。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出版《山地笔记》等11本小说集，《月迹》等4本散文集，是当代有影响的作家之一。1979年以前，其创作侧重描写青年男女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爱情的渴望，感情单纯而真诚。其中《满月儿》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后，其创作由单纯趋向复杂，多了对现实的深沉的思索。1983年以后，创作进入成熟时期。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农村经济改革在人们的思想情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诸方面的变化。其中《腊月·正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废都》发行上百万册，影响颇广。《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和2006年香港首届“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