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真古画而配以定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定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行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

4、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征。

传统的方法主要是目鉴和考证两种。近世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学中已利用14碳来测定文物材质的年代，如陶瓷、青铜等，但不适用于书画；利用电脑储存住处来协助鉴定，也尚未付诸实践。因此，鉴和考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

“鉴”就是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是指实物间的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或同一人作品之间相互比，从中寻找共同点；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或不同人作品之间相互比，从中找出相异点。通过反复比较，就能逐步掌握时代、个人的风格特点。因此，多看实物，多作比较，是提高“目鉴”水平的关键。同时，观看、比较实物，不能仅仅停留在直观的感性认识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即通过比较找出其间的内在关系，以及某时代、画家、作品本质方面的特征，这样才能在心目中牢固地形成准确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之“样板”，以此作为以后鉴定的可靠依据，并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充实、从而达到更客观科学的认识，目鉴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诚然，以目鉴定真伪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该时代或该画家的存世真迹多，鉴者见得也多，有实物可资比较。

“考”就是考证，即借助于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等等文献，对作品与之关联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考证，以此来判断真伪。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考证能起一定作用；一是真迹存在甚少的画家或时代，目鉴缺乏必要的比较条件，而相关的文献资料却比较多，通过考证往往能对鉴定起作用，如唐、五代的诸多作品。二是有条件依靠目鉴的初步来判定，但仍有某些问题存疑，这就需要通过考证来进一步解决。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题为赵孟頫所绘《百尺梧桐轩图卷》，经专家目鉴，“吴兴赵孟頫”款识笔法滞涩，为裁去原款所补添的伪款，但绘画精雅，当属元人之作，画后七位元末名家题诗亦为原跋真迹。然此图尚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本幅无上款，不知图的主人公是谁？画、跋俱真，为何要截去原款，补添伪款？傅熹年先生在“元人绘《百尺梧桐轩图》研究”中对此图作了进一步考证，使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三是目鉴已解决了真伪问题，倘进一步辅以考证，能使结论更准确可靠，也不妨作些必要考证。

鉴定古画，经常需要鉴、考并用，鉴中有考，考中有鉴，一般情况下以鉴为主。倘目鉴水平不高，判断有误，考证再精微，也于事无补。像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假两卷鉴定，曾几度真伪颠倒，问题就出在“鉴” 上。

鉴既需要熟悉真迹，也应了解伪品，掌握了历代伪造书画的各种花样和各种类型的伪作，就能根据不同情况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考要运用文献资料，文献也有真伪、正误之别，故也要首先多方比较，去伪纠误，以准确的史料来辅助鉴定。

即判定一件作品是真还是假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这些根据，当然必须从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诸因素中去找，如本幅画面、作者款印、他人题跋、鉴藏印记、质地、尺寸、装潢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称为主要依据，此即本幅画面所反映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包括画家本人的款印风格），其它因素则称辅助依据。

所谓理由，就是对作品本身的这些因素，进行剖析，判定真伪。要充分阐明理由，根据作品本身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其它实物或已在心目中树立的“样板”，通过目鉴来进行比较分析，同进参考有关文献作必要的考证，然后才能得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的结论。

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

作为主要依据的时代气息和个人风格，也通过诸多因素反映出来，如画面本身所含的题材构思、思想内容、构图造型、笔墨形式、风貌格调等，都打上一定的时代烙印，并显现出画家的个性特征。这些因素相综合，就形成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然而，这些因素也有主次之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笔墨，因为这是最能反映个性、最不易仿效的因素。其它诸如题材、内容、构图、造型等，摹仿品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难以据此判真伪；而且它们有一定的延续性，后代可以沿袭前人，在时代性上只能“断前不断后”。至于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属于比较抽象、不好把握的因素，更难作为准确的、主要的鉴定依据。

笔墨—笔法

笔墨之中，笔法又是主要的。所谓“笔法”，简单讲就是用笔的方法，包括执笔的方法，那高低、竖立、侧斜、悬臂、悬肘、悬腕或手腕着纸等；以及下笔的方法，即轻、重、缓、急、顺、逆等。这些不同的执笔和下笔方法，就形成不的笔法特点，笔法特点具体论述起来，各时代和每个国家又有名自的具体特色。概括讲，在笔法形式上可归纳为中锋、侧锋、卧锋、回锋、顺锋、逆锋以及中正、偏侧、圆转、方折、虚笔、实笔等；在人物画中，笔法主要体现在线条上，形成各种描法，如明人归纳的“衣纹十八描”；在山水画中，笔法的主要部分是“皴法”，即用各种粗或细、长或短、光或毛、干或湿的线条，来表现山石的结构脉络和高低凹凸，于是又有“二十四皴”之谓；另外，笔法体现在点上，又有点、攒、擢、剔之别。

笔法对每个画家来说，都不相同，即使属于同一类型的笔法形式，也无完全一致者。因为笔法是一个画家经过长期操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旦凝定成习惯特点后，本人主观上想改变都难。模仿者不可能具备与之相同的操练过程和时间，也会因功力的深浅不同而呈现了某种差异；至于个性鲜明的笔法，就更难奏效。因此依据笔法来掌握个人风格以至时代风格，是最可靠和关键的。

个人笔法还有早、中、晚期的变化，如果了解画家不同时期的笔法特点，就能更准确判断；倘能掌握其早期变化的规律，那么即使有些画家早、晚期变化较大，也能根据异中不同，作出相应判断。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笔法也无法作为主要依据。一是实物遗存太少，甚或孤本，难以窥知其笔法特点，如宋以前的不画家；二是分外工整的作品，容易临摹，仿者水平又较高，如某些仿仇英的苏州片；三是生拙味较浓的某些文人画，真迹的有意生拙与仿作的技艺低下之生拙较难区别，如明末的一批文人画家。不过，时代还是大致可以断定的，因为时代风格是由同时代诸多画家的个性汇成的共性，其笔法特点较显见并有条件加以掌握，像有存世真迹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笔法的时代特征均不难区别。

笔墨—墨与色

笔墨之中的墨与色，也有自身的方法和形式。墨有晕、刷、泼、渗等方面和破墨、泼墨、晕墨、积墨、淡墨、浓墨、枯墨、水墨等形式，画家用墨又有个人习惯和特色，如倪瓒善用干、淡墨、吴镇常施湿、浓墨。色有晕染、泼彩、没骨等方法和重彩、淡色、浅绎等形式，同类型用色也各具个人特色，如孙隆与恽寿平没骨法之不同。由于墨色与笔难以分开，必须运用笔才能使墨色产生无穷变化，墨法依附于笔法，因此，作为主要依据的笔墨中，笔法仍是主要的。另外，墨与色较之笔，容易模仿，其可靠性远不如笔，倘作为主要依据容易误判。

古画鉴定的辅助依据，包括题跋、印章、纸绢质地、尺寸装潢、著录文献等等，在一般情况下只起佐证作用，特殊情况下才起决定作用，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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