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6月，加拿大长老会终于作出决定，差派古约翰联同史密斯医生（Dr.James F. Smith）前往中国宣教。同年10月，古约翰与邂逅多年，从英国伦敦移民过来的罗莎琳德·贝尔-史密斯（Rosalind Bell-Smith）结为夫妻。她虽然没有读过神学，却具备宣教的激情和热忱，可谓志趣相投，能够互励互勉，彼此扶持，一同肩负起到海外宣教的重任。

1888年初，古约翰夫妇经历了长途跋涉，绕行大半个地球，辗转抵达中国山东省的烟台，成为他们初到的立足点。古约翰打破中文的语言障碍后，遂前往河南省事奉。古约翰在中国的第一个固定工场位于河南省的北端，这个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尤其是被他们选为基地的彰德府(今安阳)，更是商代后期长久建都之地。然而这里也是一个反教气氛相当浓厚的地区，不易获得居民的信任与友谊。


当英国宣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er）获悉古约翰有意以此为工场时，特地写了一封信给他，叮咛说：“弟兄啊，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从此“以膝代步”这句话就成为古约翰与豫北同工们的座右铭，无论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敢冒然采取行动。

古约翰起初经常受到当地居民的敌视、叫骂、追逐、被投掷泥块、粪便，甚至遭受石头袭击亦是惯常之事。面对此等环境，古约翰却毫不胆怯，不以此为羞辱，仍抱持大无畏精神，以最忍耐心态戮力以赴，再接再厉冒死前往讲道。经过长时间试炼，居民感念其诚，态度逐渐有所转变，讲道时为他提供椅子，还带来安放圣经的茶几，并以茶水招待。

由于天气酷热，他们的第一个小孩死于急性痢疾，这对他们夫妇实在是很大的打击。终其一生宣教生涯，他们十一个孩子中有四个在中国病死。但古约翰仍矢志不移的爱中国人的灵魂，他说：“神把我心爱的女儿收回去，当然有他的美意，我们祈祷说，因着这件事使我们更加配得传福音给那些千千万万走向死亡深渊的人，告诉他们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1900年夏天，正当河南省布道工作满有成效之际，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灾劫，震撼了在华西方宣教士。义和团之乱，挑起国人仇外情绪，到处追杀洋人泄忿，对远道而来舍己为人、满有爱心的西教士亦不放过。古约翰全家在风声鹤唳的恐怖气氛下，在四围喊杀的凄厉声浪中逃亡，经历了长达20多天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怖日子，托庇神的护佑，方才虎口逃生。虽然古约翰差点丧命，但他毫不怨恨中国人。义和团之乱后，古约翰重回豫北的宣教工场。此番他决定深入到更边远的地区，去建立各地的教会。他越过漳河到河北的武安、彭城、邯郸一带传福音，在河北省南部布道时，有时一天有一千人听道，在邯郸更是受到知县的热情款待。

古约翰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到一处，例必在每日早晨六时起床，先用十分钟学习十二个汉字，然后读圣经。七时用早餐，八时与布道员讲解圣经，讲道内容从来不重复。晚上则在该地租用的店铺里布道。这时侯，他开始留心教会复兴的史迹，不断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中去寻找复兴的线索。在许多复兴布道家之中，尤以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芬尼(Charles Finney)有关复兴的信息，对他的影响最大。


1907年，古约翰有机会由水路去了一趟朝鲜，没想到正遇上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后，改由陆路回来，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此行的见闻。第二年的春天，他应邀再度前往东北领会，终于带来了东北教会的一次大复兴。那时他在东北各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大致环绕着同一个主题——“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所以在他晚年时，他儿子根据他的口述将东北大复兴的经过整理成书，就定书名为《靠着我的灵》(By My Spirit)。此外他在东北大复兴中的同工韦雅各 (James Webster) 处也留下了一份记录(The Revival in Manchuria)，二者相互印证，读来更觉真实可贵。

据统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年的一千五百人骤增为1908年的三千五百人。在空间上，它也超出了东北而蔓延到中国的其它地区；在时间上，继1908年的高潮之后，仍然余波荡漾，有些地区甚至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才告平静。为了表彰古约翰的成就，他的母校诺克斯神学院授予他神学名誉博士学位。

1919年和1922年，有“基督将军”称号的冯玉祥将军，由于仰慕古约翰之名，特别邀请他到军中传扬福音，他欣然携师母同往。在那里，古约翰每天两次向1,000多名军人讲道，其中多半属长官级。师母罗莎琳德亦与官长太太们聚会，劝她们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古约翰在最后一天替960位军人施洗，为4,000多名官长和士兵主持圣餐。

1926年春天，从68岁开始， 古约翰转入了在中国的第二个固定工场，就是他曾经以复兴布道家的身份在此出现的东北。他选定四平街为基地，不顾自己逐渐朽坏的身体、瘟疫的流行与日本侵略所带来的动乱，坚持在那里殷勤工作了八年之久。古约翰的宣教工场伸展到吉林，他在长春等地设立宣教站，并向辽宁省推进，也曾渡过鸭绿江，深入朝鲜传讲福音。由于四处奔波，体力消耗殆尽，加上年事已高，健康亮起红灯，亟需易地休养。

1930年初，他回到加拿大，发现右眼视网膜脱落，虽施行手术仍无法医治，引致右眼完全失明。在四个月住院休养期间，他口述了在中国宣教的回忆录，由护士盖小姐笔录，再交给古师母整理成书，取名《在中国的神迹》（Miracle Lives of China）。

1933年，古约翰仅存的左眼，亦不幸完全失明。然而这些都不曾阻挠他对主的忠心与事奉，仍旧瞎着眼睛在台上讲道，令听众大受感动，多人归信基督。直到1935年，古约翰终于因病退休回国，离开时，四平街的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挤满了伤心流泪的中国信徒。

在中国长达48年的宣教生涯中，古约翰是一个奋斗不息、不知疲倦的宣教士，一生中“不让自己虚度一周而没有为神工作”。回国时，他已76岁高龄，但回到国内仍没有喘息的机会，往往一周要讲道六至八次，他不断呼吁北美各地的信徒，要关心在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 1936年10月7日，古约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怀俄明市的圣安得烈教堂讲完他人生最后一场道，他说，他唯一心满意足的，就是作耶稣基督的仆人。当天晚上他在熟睡中被主接去，在世寄居77载。

他确实是一位忠心事主，至死不渝的神仆。人们称赞他“有着敏锐的头脑、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执着的追求；他充满热情，勤勉而不知疲倦；他忠实于正义，陶醉于上帝，完全信服于和奉献于上帝”。

1888年，古约翰夫妇从加拿大，经过跋涉的路途，辗转到达山东省的烟台。他们一到达烟台，就先去毓璜顶（Temple Hill）拜访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郭显德（Hunter Corbett）。古约翰在烟台住了六个月，为他学习华语打好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又可以在两位当代的宣教老前辈——郭显德牧师和倪维思牧师（Rev. John Nevius）——面前受教，汲取两位长辈在中国多年所得的差传经验，接受他们提供的忠告和劝勉。

1888年9月13日，古约翰和另一同工史美德医生（Dr. James Fraser Smith），在另一位加拿大宣教士明恩普（ArthurSmith）的陪同下，越过了漳河，进入河南省的北部，探视这片未来的工场。

1889年7月6日，古约翰迁居到山东西北的县城临清。古约翰以临清为差传中心；从临清，沿着卫河，进入河南的北部地区。

1889年12月5日，加拿大长老会又差派八位新的宣教士到临清来。当晚，古约翰根据加拿大长老会大会的授权，成立了河南省北部的第一个长老会。1890 年2月20日，豫北长老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把宣教士分为两队人马，分两路深入河南作差传工作；按照新约的办法，一位牧师，配搭一位医生，出去布道医病。每到一处，在客店例必租下两个房间，一间为布道之用，一间为诊病之用。循着第一条差传路线的是，古约翰和史美德医生；循着第二条路线的，是季理斐（Donald Mc Gillivary）和罗维灵医生（Dr. WilliamMcClure）。

1891年8月底，古约翰夫妇终于在河南省找着了立足点；来到河南省内黄县的楚旺镇。他是把楚旺作为一个踏脚石，向着往西三十英里的重要县城彰德进发。

1894年春天，长老宗同意古约翰和季理斐在彰德府城的安阳建立第三个宣教站。不过，长老会要求古约翰和季理斐，不要从楚旺和新镇两个宣教站抽调教牧同工，以免摊薄早先已建立的工场的人力资源。长老宗还提出一个条件，新的据点必须设在城外，必须与北郊保持密切联络。几经周折，古约翰终于在安阳城北的铸钟街，向当地居民罗荣买了十一亩半的土地，用来兴建一座教堂，即耶稣堂。恰巧此时，古约翰由于要携带妻子儿女，回加拿大度假，就将购地转名手续，交同工季理斐办理。古约翰在加拿大，只是短短的几个月，心里却牵挂着安阳的事工；他于是在1894年秋天，把妻子和三个儿女留在加拿大，只身赶返河南省的彰德。

1895年春天，安阳耶稣堂正在施工阶段，古约翰就写信到加拿大给妻子，催促她赶快带子女到安阳会合。同年秋天，是古约翰平生最喜乐的日子，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从楚旺出发，来到新的工场——彰德府的府城安阳。七年来，他不断地祷告，祈求神为来自加拿大的同工们开路，以便在彰德这样一个重要地方，建立宣教中心。

古约翰在彰德的差传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了1900年5月，福音已经从安阳，传到彰德府所属的其它县府，包括林县、汤阴、临漳、武县、涉县等，聚会点多达五十处。

1900年，山东、河北，和河南一带，掀起了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西国的宣教士。在彰德一带的加拿大宣教士，接到消息后，就一同祷告，祷告后信徒们劝告古约翰等加拿大宣教士，还是暂避为佳。6月28日，古约翰牧师全家、费约翰牧师（Rev. John Griffith）、雷实礼医生(Dr. Percy Leslie)和夫人、尹兹谋牧师（Rev. Murdo Mackenzie）全家、马多识小姐（Miss MargaretMacintosh）等，乘坐数辆马车，往汉口方向撤离。

1901年秋季，古约翰只身回到河南省北部。

1904年，在古约翰四十五岁的时候，恰巧有一位他素昧平生的信徒，从英国寄给他一些有关威尔斯大复兴的小册子。古约翰从这本小册子得着莫大的勉励，因为教会复兴正是他多年来所渴慕和寻求的。

1907年年中，古约翰陪同加拿大长老会差会秘书麦凯（R.P. Mackay）到朝鲜布道三星期，古约翰很惊奇地发现，圣灵在朝鲜大大做工。

古约翰离开朝鲜，途经东北，在沈阳辽阳、北戴河等地，有十天的奋兴聚会。古约翰把耳闻目睹的朝鲜大复兴的实况，转述给东北各地的弟兄姐妹听。大家听了，都希望朝鲜复兴的火焰，能席卷全中国。东北各地的教会，热切地希望古约翰再度回到东北，促进教会的复兴。

1907年8月，古约翰回到了河北省，在他向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作了大量解释之后；豫北差会同意古约翰前往东北，去供应那里的教会。

1908年2月，古约翰动身前往东北。他坚信神会给他话语，来供应东北各地的教会，但是他不知道要采用什么办法，他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教会复兴。

古约翰那一年在东北，前后讲道约四十次，一路陪同他到各处教会的，有魏雅各牧师（Rev. James Webster）。魏雅各对古约翰的信息，有这样的评语：“古约翰的信息简单、正统。他述及朝鲜教会的复兴；说在几年间，朝鲜信主人数剧增。朝鲜的信徒在建立教会方面，达到自养、自立、自传，完全本色化。”

那一年，有成千上百的人，已往曾停止聚会的，重新再过教会生活；大多数人承认，他们其实一直未有真正悔改重生过。

古约翰从东北回来后，河南长老会在卫辉府的总站道口召开了会议。大家同意，现在古约翰的职事不应再受河南教区的束缚，他完全能在中国其它地区给教会带来复兴。区会讨论的结果，同意古约翰暂且不把职事局限在河南北部，他可以到其它省份，去服事当地的教会。

1909年初，古约翰在北京附近的通州，主领了几晚的奋兴聚会之后，途经伦敦，回到加拿大。

1910年6月全球差传大会（The World's Missionary Conference）定于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举行，古约翰被加拿大长老会委为与会代表。在英国期间，各地教会邀请古约翰分享在中国掀起的复兴情况。他应邀前往爱尔兰、爱丁堡、格拉斯哥（Glasgow）、威尔斯（Wales）讲道。

从1910年10月至1914年，古约翰在河南卫辉服事那一地区的教会，有时到外地领会和培训华人教牧人员。

1915年，美国长老会的中国差传工作视察团，在中国长老议会会长路崇德牧师（Rev.James Walter Lowrie）的陪同下，到河南省拜访古约翰，恭贺他达到了差会预设的目标。即在每方圆十英里的范围内都有一个聚会点。古约翰是达到这项目标的第一人。

1916年春，古约翰动身往南方作差传工作，当他刚刚穿过江西省信江地区没有几天，他脖子后面的脓疮恶化，不得不中断行程。到了古约翰病情趋于严重时，他前往浙江杭州的缅因医生（Dr. Main）的诊所治疗。后来古约翰顺服了医生的吩咐，回到加拿大养病。

1917年秋天，古约翰返回中国，迁居到河南与湖北交界的鸡公山。他从鸡公山，前往汉口、上海、香港、广州、梧州和桂林等地讲道。1919年春天，古约翰先在梧州为宣道会主领一星期的奋兴聚会；然后转移到桂林，再为宣道会主领十天的奋兴聚会。

1919年夏天，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驻扎在江南，请古约翰到军中布道。当时天气酷热，加上古约翰夫妇又听到江南一带霍乱盛行，于是古约翰信心软弱，显得犹疑不决；但是那时他们翻阅到传道书十一章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1919年8月24日主日，古约翰到达冯玉祥的军营，冯玉祥亲来迎接。古约翰夫妇在军营中住了十三天，每天布道两次，每次听道的官兵约千人。在末一次的复兴会中，冯玉祥大受感动，痛哭流泪。在最后一天接受洗礼的有九百六十人；守圣餐的官兵有四千六百零六人。

1920年夏天，河南北部遭遇了水灾，有四千人陷于饥荒。古约翰夫妇认为这是机会，向灾民传福音，于是在同年冬天回到了彰德。在五个月的巡回布道中，共有三千人归向了基督。

1921年春天，古约翰回到鸡公山；休息了一段日子，又再南下巡回讲道，直至上海。

1922年，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部队驻防开封。古约翰应邀到军中讲道一个月，其间还在开封城内传福音。古约翰教导冯玉祥读圣经，他对冯玉祥期望很高，确信他将是中国的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中国清教徒的领袖。

1924年2月10日，古约翰已满六十五岁；他写道：“今天是我六十五岁生日，我是多么渴望再有二十年的时光，好让我抢救更多失丧的灵魂。”在这一年，他返回加拿大。

1926年3月25日，古约翰夫妇到达上海，然后再途经汉口，前往北京。古约翰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冯玉祥已经率军转移到西北。古约翰长途跋涉，结果扑了一个空，但他并没有因此灰心和失望，他深信神有更美好的旨意，神会在事工上有新的安排。在那些困难的、等待的、漆黑一片的日子里，古约翰的信心从未动摇。

正当古约翰等候神的时候，从东北的牛庄，寄来爱尔兰长老会差会宣教士麦嘉孟牧师（Rev. James Mc Cammon）的信，邀请古约翰夫妇到东北开荒拓土，去播种福音种子。

1926年春天，古约翰到达吉林省四平市，并以该地为宣教站，向洮南、辽东等地推展。

1930年初，古约翰回加拿大主领一系列聚会，在多伦多，他发现右眼视网膜脱落，虽经手术，仍无法医治；至同年四月底，右眼完全失明。

1931年5月，七十二岁高龄的古约翰，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中国。1932年，他在二十多处带领奋兴聚会；其间曾返回河南安阳一次，在大帐棚里对着千人讲道，并与中华基督教会彰磁全区奋兴大会的会众合影留念。

1933年，古约翰仅存的左眼，也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不得不打算回到加拿大。1934年年底，古约翰搭车离开四平。

古约翰从1927年至1934年，曾带领无数人归向了基督。仅统计他临走前三年的数字，1932年带领四百七十二人信主，1933年则有七百七十八人，1934年攀升至九百六十六人。最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他双目完全失明的一1933年和1934年，他是瞎着眼在讲台上传福音，而信主得救的人却剧增。

1935年1月，古约翰回到加拿大。这时七十六高龄的古约翰，奔波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一周讲道八九次。他不断呼唤美洲的信徒，要参与在中国的差传工作，要关心在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

1936年10月7日，古约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怀俄明（Wyoming）的圣安得烈教堂（St. Andrew Charch）讲道；他说，他惟一的愿望，就是作耶稣基督的奴仆。当天晚上，古约翰在睡眠中被主接去。

在中国长达48年的宣教生涯中，古约翰是一个奋斗不息、不知疲倦的宣教士，一生中“不让自己虚度一周而没有为神工作”。他确实是一位忠心事主，至死不渝的神仆。人们称赞他“有着敏锐的头脑、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执着的追求；他充满热情，勤勉而不知疲倦；他忠实于正义，陶醉于上帝，完全信服于和奉献于上帝”。

古约翰夫人

古约翰夫人（Mis.ROM.Selene,1864-1942），英文名罗瑟琳，1864年生于英国伦敦，后随父母迁居到加拿大的满地可。11岁那年，她在一次奋兴会中决志信主。由于父亲是位艺术家，受其影响下，进入多伦多艺术学校学习，因成绩优异，获颁授金钥匙奖，但神奇妙地拦阻了她领奖，亦打消了她回英国进修的念头。

在偶然的机会下，她认识了一位外表贫寒，但双眼却富吸引力的传道人，后来又一起参加研经会。聚会开始前，他因事离开片刻，她随即走到他的座位旁，拿起他的圣经翻看，只见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然后，她装作若无其事，将圣经放回原处，安然的折返座位，心里默念道：“这个人，就是我要嫁的！”这个人，就是在19世纪初于中国东北带动了大复兴的古约翰牧师。

1908年罗莎琳实在无法忍受居无定所的日子，又因为孩子逐渐长大需要回国就学，罗莎琳独自带领孩子回加拿大，临行前罗莎琳刺探古约翰说：“假若我在家乡得了不治之症，只能在活几个月，你会回来看我吗？”古约翰不想直接回答，但罗莎琳非要他答复不可，古约翰只好反问她：“倘若我们的国家与别国交战，我是前线的指挥官，胜败的关键全操在我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我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回家乡看望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