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深入研究新旧陶瓷的区别，应从研究古陶瓷残片学起，亲自到建筑工地采集一些埋藏在地下一百年以上的陶瓷残片，因为它们经历了世间许多水及土壤中化学物质的侵蚀，所发生变化是有历史记录的，这种古陶瓷神韵是新陶瓷没有的。

将古陶瓷残片的物理变化、化学变化、釉面和胎骨变化特征仔细观察，再与新陶瓷残片对比，反复研究，掌握新旧陶瓷的特征，通过学习、探索和研究古陶瓷残片，再观察完整器物，以点带面，结合器物的器型、纹饰、釉料、胎骨、款识等方面知识和古陶瓷生产的工艺流程，再拜读国内有权威性专家的论著，就能在瓷海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鉴别新旧陶瓷和对其器物断代就不是一件难事。（舒而勤）

“十全老人”乾隆，不只以文治武功闻名于世，其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亦或是陶瓷史上，都不可等闲视之。

清宫旧藏陶瓷器数十万件，实际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秘而不宣、极少示人的物件”，是“真正的收藏品”;另一类是“用以彰显皇家地位与品位而展示在外的”，是“陈设用品”(蒋得庄：《乾隆皇帝收藏再思考》)。在乾隆看来，清宫的古陶瓷有“甲”“乙”“丙”或“一等”“二等”“三等”的分别，只有入选“一等”或“甲”类的器物，才是真正的收藏品。“二等”或未入选者，只是一般的陈设器物，或用以赏赐臣工。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属于“真正的收藏品”范畴的古陶瓷。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实际上也代表了乾隆的陶瓷鉴藏水平。

耳濡目染：乾隆陶瓷品味之养成

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首先受到宫廷环境的影响。从顺治时代开始，清朝皇帝仿效汉族文人士大夫，闲暇之时，以古陶瓷为清玩，臧否品鉴，涵养性情。乾隆的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及帝师、词臣、画师乃至能工巧匠的启迪，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乾隆的古陶瓷鉴藏品味。如葫芦文字笔筒，是康熙赏赐给乾隆的案头小物。乾隆二十三年，更作《咏葫芦笔筒》诗一首，记曰：“是器乃皇祖所赐也。”其不仅“十载伴朝昏”，也有“训垂燕翼见铭言”。可见康熙与康熙的鉴藏之物对乾隆的直接影响。乾隆的咏瓷诗，多有反省警示之作，如《咏官窑方炉》云：“论器寓论世，用人弗可思”;《咏汝窑碗》云：“玩物敢忘太保言”。这种以警句镌于古陶瓷之上，或在鉴赏品评时，警示处世之道的鉴藏观，显然受益于康熙。雍正曾下令绘制《古玩图》，将琳琅满目的古器物，绘于手卷之上，营造出一种“博古”之境。乾隆则将纯粹的古玩图，发展为以“博古”为布景的“自画像”，《弘历是一是二图》是其代表。

乾隆的陶瓷品鉴能力，也受惠于宋明文人的赏玩心得及对古陶瓷的的实物观察。清代的皇子教育，虽重满汉蒙文、四书五经、骑射之术，但并没有系统的古物赏析课程，乾隆的陶瓷知识，多赖自修，尤其是《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瓷器部汇考》，是乾隆的常用参考书。其征引文献，既有《遵生八笺》《格古要论》《六砚斋笔记》《春风堂笔记》等集中论述古物赏析的文献，也旁及《坦斋笔衡》《老学庵笔记》《癸辛杂识》《清异录》《闻见录》《茶经》乃至陆龟蒙、苏轼等人的诗词，可谓博通古今，旁征博引。有时，也由南书房的文学侍从嵬集相关文献以供乾隆引经据典之用。

环环相扣：乾隆古陶瓷品鉴之过程

对于古陶瓷，乾隆有着独特的品赏过程。从品貌观察、辨伪存真、考证校异到配置匣盒，镌刻诗文、绘制图册、编目典藏，已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品鉴流程。不仅展现了乾隆的学识修养，也体现了乾隆在建构清宫典藏体系中的规范与创新。

第一，品貌观察。乾隆在《戏题官窑盘子》中谈到其对《周礼·考工记》中髻、垦、暴、薜的理解，曰：“髻垦谓其器之不正，薜暴谓其釉之不纯”，换而言之，乾隆尤其看重古陶瓷的完残与釉色，位列“甲等”的瓷器，应当是完整无残、釉面洁净的。此外，对于支烧痕迹，亦甚重视。乾隆对《咏古陶器尊》自注曰：“凡烧造陶器，以细钉搘底入窑，故多有钉痕见底，是尊钉痕弗见，而见口，与他器异。”

第二，辨伪存真。乾隆对古陶瓷的真伪辨别，也颇有眼力。陶瓷专家谢明良指出，发现的经乾隆题咏并传世的哥窑瓷器有19件，其中大多数为宋元时期的官窑系产品。“经乾隆鉴别出的真正汝瓷却也有6件之多。”当然，乾隆的鉴赏也多有错误，如其常将汝窑判定为钧窑，把钧窑鉴定为汝窑，甚至可能将明清仿制品视为宋瓷(谢明良：《乾隆的陶瓷鉴赏观》)。经乾隆品鉴，被视为真品者，将著录于册，或配匣盒，或绘图册，以为永藏。

第三，考证校异。陶瓷器上的铭文，常受到乾隆的重视。其对宋瓷铭文“奉华”“殿”“坤宁”等字的考释，至今仍被陶瓷史家所珍视。如汝窑纸槌瓶“奉华”字铭，乾隆已指出：“考宋高宗刘贵妃有奉华大小二印，南宋杂字诗吴焯所撰卷内，知是风流女画师之句，注引画史刘妃工画人物云云。”冯先铭则指出，“奉华”是指奉华堂，南宋高宗德寿宫的配殿，是刘妃的居所。二种说法，皆有所据，并行不悖。

第四，复原修补。在乾隆看来，古陶瓷的“髻垦”与“暴薜”是一种缺憾，《咏哥窑葵口碗》言：“古器虽髻垦，人亦珍之”。乾隆希望通过当时的修复技术，在掩饰瑕疵伤痕的同时勉力恢复瓷器的原有外观。常见的方法有补釉、补胎、磨边镶扣，或使用粘合剂、锔钉锔补等。《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哥窑洗一件(口破，随木座)刷洗好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哥窑洗破口磨些，另镶铜烧古口。”重镶口沿的古瓷器，与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这也是乾隆热衷于为古瓷镶边的动机之一。

第五，配置匣盒。凡是入选“一等”“二等”或“三等”的古陶瓷，都配有特制的匣盒。如乾隆三年二月到五月，先由管事太监准备紫檀木匣、花梨木匣、黑漆螺钿匣等各式不同尺寸的木匣约758件，呈请乾隆裁定。其中，一等品选用上好木匣，在匣盖和匣头标记古陶瓷名称等信息。酌情选取青、黄、绿三种颜色之一，填补字迹。而二等品、三等品只在匣头一处标注品名。略有瑕疵的古陶瓷，只留在宫廷，而不为之配匣。

第六，镌刻诗文。乾隆一生作诗四万多首。其中，有近200首是吟咏古陶瓷的诗，多半镌刻在古陶瓷器上。在乾隆看来，完美无瑕的瓷器象征帝王的高尚德行。在“御制诗中追溯舜陶于河滨的典故，并且将之连结至圣人以德治天下的情操，从中建构以古代圣君为楷模的窑冶理念。”(余佩瑾：《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换而言之，降旨刻诗，不仅是为了宣扬政治理念，也是为了塑造一种皇权正统的形象，乾隆在主导官窑生产活动中，也兼具帝王、督陶官与工匠三种角色，是其仿效大舜督促官窑产烧，宣扬德政的方式，体现出乾隆对三代社会的理解与愿景。

第七，绘制图册。乾隆也具有文人所特有的集古雅趣，为此配置了多组多宝阁，每组多宝阁，又绘有配套图册。保存至今的清宫陶瓷图册有四种，分别是《珍陶萃美》《精陶韫古》《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每册都选录陶瓷10件，涵盖宋代定、汝、官、哥、钧、龙泉及明代的宣德、成化、万历等不同年代、不同窑口的古陶瓷。图册作对开装裱，上页绘制陶瓷图像，题写品名，下页记录尺寸、形制、釉色、款识乃至前人评述。这也是清宫各类典藏图册的标准样式。

乾隆通过环环相扣的古陶瓷鉴藏体系，建构起了清宫的典藏体系，并以此彰显治国理政的理想和愿景。乾隆，以广袤的大清江山为依托，以丰厚的宫廷收藏为基础，上承康熙、雍正的鉴藏理念，直接受益于古代文人的鉴藏心得和身边的士人工匠，熟稔典籍，摩挲细观，形成了独特的古陶瓷鉴藏品味与赏鉴能力。虽在真伪鉴别方面，并不能“运筹帷幄”，但在官窑探源、铭文考释、陶瓷修复、典藏著录等方面，皆有后人可借鉴的成就。乾隆的古陶瓷品鉴，不只是颐养性情，更将品鉴的心得用于指导乾隆官窑的实际生产，推动了清代中期官窑瓷器的创新与发展，其将古陶瓷的赏玩与政治理想相结合，成功塑造了一个堪比尧舜的德君乾隆，成为盛世清朝的一个缩影。

(作者供职于杭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