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方丈：面积方一丈，即俗称“一丈见方”。

3.窗疏四辟：四壁开窗。

4.九陆：当是无锡平原地名。

5.九龙：山名，即惠山，在无锡，一名九陇山。惠山为九龙山第峰。峙：屹立、耸立。

6.高子：高攀龙自称。

7.穆然之思：和顺畅悦的感觉。《诗经》有“穆如清风”句，形容和悦清微之风。

8.悠然之旨：悠远闲静的志趣。旨：意志。

9.被风之爽：享受清风的爽快。被：受到。

10.负日之暄：得到冬日的温暖。负暄，太阳照在背上。

11.宾：这里作动词用，意思是像客人那样接待它。

12.优哉游哉：《诗经》有“优游尔休矣”句，就是这个意思。后人加上“哉”字，变成感叹词，意思是：多舒适呀！多快乐呀！

13.卒岁：终老。卒：终结

14.曩：从前、过去。

15.五岳：古称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衡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这里作为名山的总称。

16.丘壑：陵谷。壑：山沟。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理想安乐之乡，这里泛指景色优美的山水胜地。

17.托而栖焉：寄居。栖，住下。

18.齐、鲁、殷周之墟：齐鲁指山东，殷周指河南。墟，故址、旧地。营其口腹：贪求美食。

几席之地：起居活动的地方。几席，形容所处地方之小。

19.营居处：建造居住的地方。营，建造，建筑。

20.苑囿：栽植林木、驯养禽兽的园地。

21.岁时十一： 文中指从每年适合游赏的时节中拿出十分之一的时间。岁时，每年一定的季节或时间。十一，十分之一。

22.日：名词做状语，这里是每天的意思。

23.兹：此。

24.与物为耦：与事物对等的。与物，相与附的事物。耦，与偶同，成双作对。囚赘：多余、多而无用。

有一间水上的居室，室内偏左往上搭一间小楼。小楼一丈见方，四面开辟流通空气的窗户。南边有湖有山，北面有农田茅舍，平原延展在东，九龙山耸立在西。小楼筑成，高子登临纵目四望，说道:“可以了！我对山有和顺舒畅的感觉，对水有悠远闲静的情义，可以享受清风的爽快，可以得到冬日的温暖，可以迎接皓月的来临，又欢送它的归去，多么悠闲，多么自在呀！可以终老此地了！”于是起名叫“可楼”，意思就是我心满意足以为可以了。

从前我年轻时，志向很大，想要游遍天下名山，寻找一个像桃花源那样美好的处所，栖居下来。北方去了燕赵，南方到过闽粤，中原跨越了齐鲁殷周的故地，观览所及的没有可以满我之意的，凭什现在对这间小楼就以为可以了呢？咦，这倒是我的疑惑了。

大凡人最大的危害，产生于有不满足的心意。心意有不满足，则产生于不满足的事物；反之，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心理，这就没有什么事物不满足了，这就没有什么不使你快乐了。现在的人极力谋求口腹的享受，而得到的只是吃饱肚子罢了，极力建筑高楼大厦，顶多享受起居活动的几席之地罢了极力营造亭台花园，一年之中只是去游赏一两次罢了，这些都有什么用呢？况且天下的好山好水很多，我不能每天去游玩，只要可以寄托我的志趣就行了。凡成为山水景物的处所都是一样的，那么我对这座小楼，也认为是可以的了。虽然如此，有所可以也就会产生有所不可以，犹如事物都是有正有反对待的一样。我将由此忘掉可以，也忘掉不可以，如此说来这座可楼也是多余的了。

据《明史》载，高攀龙“少读书，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他常研读二程、朱熹之理学著作与山西大儒薛文清之《读书录》，心领神会，受益颇丰。又亲撰《日省编》《崇正编》，将先朝大儒针对儒、释差异所发之论汇集成书，以抵制阳明心学所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之主张。是时，朝纲废弛、国力渐衰，首辅王锡爵大肆剪除异己，朝廷之内，直言进谏之士为之一空。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神宗却妄信王锡爵，将袁氏削为庶人。袁可立乃高攀龙同年，又是朝中难得一遇的有识之士，故高攀龙闻此而愤激不已。遂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对王锡爵严加指责，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神宗亲佞远贤的不满。神宗大怒，谪高攀龙为广东揭阳添注典史。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龙以遭亲丧为由，居家不仕近三十载。在归乡赋闲的这三十年中，高攀龙于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了一处读书静坐的“水居”，取名“可楼”。“水居”坐拥环山，临湖而处，清幽雅致，远避尘嚣。于“可楼”之中，存楼主人悟得之“治国平天下”的“立本致用之学”。高攀龙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毕生之志，“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因此，高攀龙为“可楼”作记，以述其置身“水居”之所思所乐。

为亭台楼阁作记，在高攀龙之前，早有佳构。即以明代为例，刘基的《苦斋记》、宋濂的《阅江楼记》就颇具特色；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更是精美而真挚感人。高攀龙这篇《可楼记》却异乎前人，名曰“记”，实则重在“议”，即只是平平略记其楼之建构和登望之乐，而把主旨和重心放在“可”与“不可”、“足”与“不足”的哲理与感叹上。

文章开篇用一个自然段写自己为什么名其楼为“可楼”，虽记述了四面开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优游自得心态但在全篇中，它却只是为议论蓄势，有如放矢前的张弓。按常理推之，接下来作者当就可与不可展开题旨了，然而文章又故作迁回，写了一小段自己年轻时所理想的“可”，以及观览祖国名胜后“无足可吾意”的“不可”。二者对举，似乎又否了第一自然段说的“可”和年轻时企望的“可”。从文气上看，似乎仍是引而不发；从逻辑和内蕴上看，这一段却是作进一步的铺垫，并迂回曲达，摆出了“不可”与“可”这矛盾和作者的疑惑心理。当然这样写正反映了作者经历、人格和他所处明末社会环境的真实情感和心路历程，但在写法上，也避免了平庸和浅露。

第三自然段，既是文章的高潮所在，也是作作记的主旨所在。以传统的观念言之，“知足不辱”、“知足常乐”，而今人不知足，虽所得“止于一饱”，所安“止几席之地”，仍要“极力以营其口腹”、“极力以营居处”凡此种种，既是对现实的影射，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怀疑，更是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虽然高攀龙明言这种“不足”产生的“不可”是“人之大患”，并表明“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但明白人看来，其中隐含着作者的不平、愤与不记个人得失的操守。他的不论穷达而主持正义，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于此文之中亦可窥其一斑。

一般来说，明代散文总体说来，前期沉寂，貌岸然而无生气。其后，文派纷起，但又复古、拟古，散文创作颇多优孟冠，不能“自为其言”。到隆庆、万历之际，企图摆脱古人束缚而要求“直抒胸臆，唐宋派也提出了写“新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主张，公安派还倡导“独抒性灵”。高攀龙虽不以文名，但他顺应潮流，写出这种简洁而有自己见解的，有含蓄特色的散文，是难能可贵的。

当代作家郭英德《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高攀龙的杂记文多表现自我的精神境界。如《水居记》写洲中水居泊然自得的境界，《可楼记》写人生追求，这样的文章不是文士之文，没有对楼亭的刻画和环境的描写，因为在他心中，可登可览的楼本身无足介意，精神的完满自足才是最根本的。

资深报社评论员田之章《人民论坛：“待怎么才是称心”》：明代名臣陶望龄爱竹赏竹，一定要是深山中的大片竹林，才觉满足。后来，他的友人朱晋甫植竹百竿，造了个小亭子，对他说：我能天天伴竹而坐，身体满足于荫凉，耳朵满足于风声，眼睛满足于疏影，内心满足于意趣，所以给亭起名为“也足”。陶望龄听了朋友的话，恍然大悟，写下《也足亭记》，阐发知足常乐的道理，同时代的高攀龙知道后，也将自己的楼命名为“可楼”，并作《可楼记》明志。从“也足”到“可楼”，命名虽异，命意则同，都是告诫人们：可以了！满足吧！

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行人。上书指责“陛下深居九重”，被贬谪为揭阳县典史，又逢亲丧家居，三十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间，他与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抨击阉党、议论朝政，影响较大，时人称为“东林党”。高攀龙为首领之一。天启六年（1626年），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该年三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著有《高子遗书》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