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24 03:21
台北城是指台湾清治时期于台北大稻埕与艋舺两地之间所构筑，面积达1.4平方公里的城廓。因为是台北府所在，所以又称为台北府城。而有别于台北府城以外的已开发聚落，台北城墙内的街区被称为“城内”、“城中”，此称呼并沿用（例如“城内次分区”）。城内也是台北三市街之一，清领时期台湾两大行政机关——台湾巡抚衙门和台湾布政使司衙门皆设于此。
清朝18世纪中的乾隆、嘉庆年之后，大量泉州人移民跨海沿着淡水河靠岸定居台北艋舺，并与当地平埔族通婚后人口大增，艋舺因而大为兴盛，于是产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
之後，在艋舺地区1853年分类械斗或称顶下郊拼落败的泉州同安人，不得不整宗族举家迁徙至大稻埕经商，也有所发展。此时，以艋舺与大稻埕两地共同撑起的台北热闹聚落俨然成形。不过当时人口众多的艋舺、大稻埕仍属偏远的淡水厅管辖。
1871年发生在与台北相隔数百公里的台湾南部牡丹社事件，是促使台北建城的远因。因牡丹社事件缘故，丧失琉球宗主权的清朝，终于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领土的野心，相对的，清廷也大幅改变对台战略地位的观感。清帝国终于了解，台湾是遏止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哨。于是想借台北升格来防范北台湾的光绪帝，于1875年批准了福建巡抚沈葆桢的『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奏摺。至此，台北府城正式成立。
台北建府之议钦准不久，为求防务需求，试署知府林达泉于1878年实地探勘，初步决定于艋舺与大稻埕之间的未开垦荒地构筑台北城。并构想将重要台北府城官署、宗庙等建筑设立其中。不料，林达泉未俟台北正式开府，即因积劳弃世于任。
1879年台北正式开府。在首任知府陈星聚与其后1881年上任的直属长官福建巡抚岑毓英积极筹款兴建，台北城终于1882年委由台湾道刘璈正式开工兴建。在陈星聚知府与台湾道刘璈两相合作后，这座清朝最后一座风水石城『台北城』终于在1884年正式完工。
台北城完工之际，城内陆续动工的文庙、武庙、圣王庙、城隍庙、天后宫也陆续落成。除此，城内也相继同时建造了淡水厅、台北府、布政使、台湾巡抚等衙门，此时台北城内俨然正式成为全台北甚至全台湾的宗教与政治中心。
1884年清法战争，从基隆进军北台湾的法军进军至暖暖一带即被清军击退。为此赶工完成的台北城，幸运地免于受初次试练。不过，紧接著1895年的乙未战争，台北城却也没发挥本有的防御功能。侵台日军兵不血刃的就越过这台北城池的防务工事，轻易地进入台北城。
会如此，当时鹿港来台北经商的辜显荣是关键人物。当时辜氏眼见在台任职的清朝官员一一离台，以清朝为宗主国的台湾岛又颓圮不成气候，为免城内动乱，于是自行请缨前往基隆带日军来台。这段迎日平乱过程，台湾通史则如以下描述：「林维源、林朝栋、丘逢甲相率去，艋舺绅士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议弹压而无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请赴日军求镇抚，无敢往者。鹿港辜显荣在台北见事急，自赴基隆谒总督请定乱，许之，日兵遂进。十八日，能久亲王至。二十一日，总督桦山资纪亦至，遂开府于此，以理军民之政。」
除此之外，台湾总督府大志也有以下记载：「台北有如活地狱般混乱，士绅们决定派遣商人辜显荣迎接日军进城。七日，日军终于兵不血刃地进入台北城。」
1895年6月7日，辜显荣带队的日军到达北门城下，城内老妇人陈法与家眷冒著城内动乱登上北城城墙，放下竹梯，日军于是轻易进了台北城。
入台北城后的日人统治者，对于以守备日本为主的台北城存在价值，抱持不同看法。在1897年成立的「台北市区计画委员会」就研议拆除城墙。随即在1899年公告第一次市区改正计画中，台湾总督府以街地整理与贯通道路为由，连同城内文庙、武庙一起，开始动手拆除部分台北城墙。 1900年，台湾历史首次正式实施的都市计划里面，台湾总督府所进行的市区改正之「台北城内市区计画」中，不但将所有护城河填平，将台北城垣至护城壕间的空地规划为公园，并以增辟九个城门为由，开始小规模拆除妨碍道路贯通的台北城墙，西门也就是此时开始被拆除。
真正大规模拆除城墙，应该是1901年「第二次市区改正计画」正式公告前后。该计划重点乃加快本来就进行中的拆除城墙工事。该计划中，台北城的所有城门本应该全数拆除，不过，因为拆除西门後的民意反弹，让总督府改变了心意，留下了还没拆除的北、东、南、及小南门。不久的1904年底，除了刻意留存的四座城门之外，台湾总督府几乎已将台北城所有城墙拆除。其拆除下的石材则大多运往东门附近，建造后来名为台北监狱的台北刑务所与永久兵营(现“陆总部”)。
1909年以本有城墙路线与基石为准，兴建宽度四十公尺的「三线路」正式完工。而之所以称为三线路，是因为道路上设置两大绿地，将路区分为「三块」的原因。而多少描绘台湾人丧失城墙依靠的台北小调，对此三线路有所描述：「独自无精打采，榕树成排，连月儿影子，对等待的人都显得纤细如柴。徬徨的心，也绕三线路徘徊。明知是你不舍，我不放的情爱。」
这座用石材扎实建起的城池于1879年研议规划、1882年开工，1884年才建造完毕。然而这座历经多位清朝官员才建好的城池，真正存在的时间不到三十年。1904年，该城城墙被台湾总督府绝大部分拆除，仅留下四座城门。
台北城实际参与建筑者陈星聚知府与台湾道刘璈皆颇信风水，所以立城处所及其方位乃按地舆传统。东北西南稍倾斜的台北城，不仅北依大屯山与七星山峰，其城内中心轴线且与北极星象相连接。
对中国风水独有见解的德国学者Alfred Schinz对此解读为：「台北城基本上以大屯山为背，淡水河为水的风水观而设计的；因为城廓东北有高山主凶，整座城廓乃向东旋十三度，用以避凶。东、西两墙延伸线相交于七星山，而城府的中轴，仍不偏不倚的对准玉皇大帝、北极星君。」
除了讲究风水，建城处所也相当巧妙的立在三邑人与同安人之间。这种考量除了可供联络两地之外亦顾及到向两方乡绅筹募建城款项。也因为这种不偏倚的建城地点，让包含两地的当时望族，包含板桥林维源、士林潘成清、大龙峒王廷理、大稻埕陈霞林及王玉华、叶逢春、李清琳、陈鸿仪、潘庆清、王天赐、廖春魁、白其祥、林梦岩、陈受益等等皆输银相助。虽然中间有所募款上的插曲，终究还是顺利募得了建城所需的30万银两。
该城是台湾史上唯一全部用优良石条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长方形城池，面积仅次台南府城，更是清代最后一座风水石城。
建城形制如下：
而城门入口处约在“宝成门旧址”石碑，也就是于箭头东方约80米处，即北向公车专用道所在位置一带。城门共五，分别为北门“承恩门”，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东门“景福（照正）门”，西门“宝成门”。
相传台北城落成初期，只有四座没有城楼建筑的拱形“门洞”，後经士绅输银捐助，才得以兴建各城楼。这里面，以居住西门外，艋舺地区的三邑人捐款兴建的西门最为华丽。至于小南门，则是后来因应新起枋桥（今板桥市）聚落所设。（林衡道，鲲岛探源）
北门为主城门。至于正式名称为「承恩门」，乃因为遥望满清北京政权，承受皇恩的意思。该城门建筑模样是台湾城郭少见的碉堡型建法且具城碟与枪孔。城门前本有引自河沟口的护城河，建城过程建材经由淡水河再接护城河到达施工处所。
承恩门虽在日据时期被拆除外廓、接官亭等建物，但仍是台北城门现存最完整，也是台湾地区的一级古迹。为了这古迹，台北市政府还在1990年代特地拆了一小段通往延平南路但交通量偏低，足以破坏北门的高架桥。另外日据时期当成“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玄关脚踏石的原“巖疆锁钥”石碑已在1998年放回北门城畔（之前曾短暂置于台北新公园）。
西门亦称宝成门，为台北城五个城门里面最华丽的城门。取此名，应是该城门所在附近的艋舺三邑人，想用雕梁画栋的『宝物成就』维持艋舺的流通兴旺。1900年市街改正的拆墙过程，台湾总督府相中西门附近广大土地计划作为日人活动场所，以致不顾台湾总督府图书馆长山中樵建议，坚持拆除。也是因为拆除此门后的民意反弹，致使台湾总督府拆除其他四座城门的计划叫停。因此西门成为台北城五个城门里面，唯一被拆除殆尽的。为纪念此门，设有“宝成门旧址”石碑一座于西门圆环处。
另外，五城门中的大南门是台北城门最大的城门。与大南门同样位于城池南侧的小南门是通往艋舺与板桥的开放式(打开可环看四周)城门。而五门当中居城池东边的景福门，则为应付战斗的封锁式结构。以上这三座城门本都为闽式建筑的城楼，均在1965年被台湾当局政府借口「整顿市容以符合观光需要」，改建成风貌完全不同的北方式建筑。
台北在日据时代结束后开始了更多的开发。“总督府”被改名为“介寿馆”，也于1966年实施将东门、南门与小南门改建成北方宫殿式。北门原本也在改建之列，但都市计划中要在附近兴建忠孝桥延平南路匝道，因此就临时不改建，等到匝道动工时，再将北门整个拆除。1976年匝道动工，但是经过学者的奔走呼吁，政府才同意将高架稍稍绕过北门。不仅如此，北门在匝道完工时也没有改建。因此，北门竟成了见证台北城百年历史的唯一纪念碑。
1993年台北捷运板南线施工时，意外的在忠孝西路地下，发现一千多根1M×1M×3M的台北城基石遗迹。也因此，让一向缺乏乡野本土意识的台北当地人，开始重视起自己本身的乡土文化。
石材遗迹挖掘出来之后，台北市政府特别在捷运所在地下街特别兴建面积约百坪的台北府城古迹特区，并使用此石材于中山区辽宁公园建成石墙供参观旅客缅怀。另外在2004年，台北市还更以建城120周年为主题，兴起一阵探索古城的热潮。
大略来说，以台北四面古城墙路线兴建的日据时期四条三线路，是最容易探索台北城的最佳指标。东边，中山南路，南边，爱国西路，西边，中华路，北边，忠孝西路所围绕成的长方形，即为台北城的旧址。而这区域现今仍为繁华的政经要地，包含了城内外附近的“总统府”、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中正纪念堂、“行政院”等等重要建筑。
台北府城西门
台北府城南门
台北府城小南门
台北监狱围墙遗迹
北门车站(台北)
西门车站
东门车站(台北)
小南门车站
1.黄昭堂著，《台湾总督府》，2003年。台北市：鸿儒堂出版社。
2.庄永明著，《台北老街》，1991年。台北市：时报出版社。
3.绪方武岁著，《台湾大年表》，1943年，台湾文化出版社。
4.又吉盛清著，《台湾今昔之旅》，1997年，台北市：前卫出版社。
5.武内贞义著，《台湾》，1929，台湾刊行会。
6.日本近现代史辞典编注委员会，《日本近现代史辞典》，1990，东洋经济新报社。
7.日人市区改正计划
8.台闽古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