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30 16:38
史济美（1906——1933），1906年生，江苏溧阳人。1926年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1930年6月进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在顾顺章开办的特工培训班受训，系统接受了反共技术训练。1932年6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中统特工总部上海区，11月，史济美升任中统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化名马绍武，全面主持国民党CC系在上海地区的特工活动。至1933年6月14日晚史济美在上海广西路小花园附近被预先埋伏的中央特科“红队”队员邝惠安、孟华亭、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陈香屏等击毙。
1930年6月进入中统，接受中共叛徒顾顺章培训三个月。
1932年6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中统上海区的工作。为了工作，史济美化名马绍武，以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筹建中统上海区。不久，史济美升任中统上海站站长，全面主持中统在上海地区的特工活动。在他主持中统上海站的一年时间里，他大大地重创了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地下党。
他在大叛徒顾顺章那里学到了很多反共的技术。顾顺章在没有叛变前，是党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他掌握中共特科所有的秘密，所以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损失，几乎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当。以至于在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指出： “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化名马绍武的史济美，每当他及他手下的特务发现中共的嫌疑对象，就会把这人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到“说服对象”家，或者将“说服对象”带到较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而不是将其逮捕。
而且，对被捕的共产党员，马绍武等人也会心平气和地跟被捕人员谈心，马绍武深得顾顺章“真传”，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员心中的信念，使其叛变革命。这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贯使用的，对抓捕的共产党人动辄严刑拷打的逼供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如果在“谈话”后，“说服对象”仍然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那么马绍武等人就会开始威逼利诱，比如对“说服对象”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一旦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现在是帮助你，挽救你，不想让你继续待在泥坑里，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不但可以保证你的前途，还能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事实证明，软刀子有时比硬刀子更有效果。很多“说服对象”是中共地下党的基层党员，他们是上海本地的职业工作者，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们的顾忌相对比较多，也更容易被马绍武等人的软刀子吓倒。
马绍武等人正是利用中共地下党的某些基层党员的畏惧心理，把他们变成了叛徒。因为害怕牵涉到家庭，所以某些基层党员不敢向中共党组织汇报马绍武等人的“劝降”过程，也不敢断然跟中共党组织决裂，所以，这就使得这些人逐渐叛变，成了马绍武等中统特务安插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内线”。为了防止“内线”再次叛变回去，马绍武还会要求这些人办理秘密的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这样，即便是这些原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又叛变回了共产党，马绍武等人也可以凭借这份自首手续，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再信任叛变回去的基层党员。
中统特务徐恩曾和顾顺章的这些方法其实是很可怕的，叛变的基层党员，成了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内线“细胞”。国民党特务组织便利用这些内线“细胞”，不断地悄悄地向纵深处发展内线“细胞”，从而不断地瓦解党组织。按照复数原理，这种方式如果按照理想状态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中统特务徐恩曾的这些手段还是极大地打击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的。而且为了便于内线“细胞”开展活动，中统局局长徐恩曾还规定，只要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各地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内部扫清道路。当内线“细胞”将中共党组织的内部情况掌握到一定的程度，徐恩曾便会下令一网打尽。
所以马绍武的到来，的确让上海变成了更加恐怖的白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