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叶赛宁回到苏联。回国之后，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旅行加剧了其内心的忧郁情绪，让他感觉到自己如同一个失去祖国的浪子，他经常流连于街头酒肆，不断寻衅滋事。1924年，发表诗作《莫斯科酒馆之音》。

1925年，发表自传体长诗《安娜·斯涅金娜》和以忏悔为主题的叙事诗《黑人》；12月28日，叶赛宁在列宁格勒一家宾馆中自缢身亡，年仅30岁。

1921年，叶赛宁认识了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两人在同年结婚，婚后不久叶赛宁便与邓肯共同出访欧洲。叶赛宁回国后的精神危机和消极作风使两人于1924年离婚。

1925年，叶赛宁与托尔斯泰的孙女塔其亚娜·托尔斯塔娅结婚。

叶赛宁一生出版了许多诗集，其抒情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对大自然、乡村、祖国和亲人之爱是抒情诗的基本主题。从诗集的选题、内容和创作时间上可以看出叶赛宁诗歌创作的演变：诗人从宗法制神话的、宗教的俄罗斯走向苏维埃的现实生活；而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是表现诗人自我认识和对命运的预见。由于主人公形象具有作者自传性质，各时期的诗歌成为抒情年鉴和日记，反映了诗人由外部和内心生活引起的充满紧张矛盾的情感体验。

叶赛宁早期创作的诗学首先是与民间创作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的生活风俗、传说、神话、宗教诗、民间抒情歌曲和谣曲，所有这些都进入叶赛宁的诗歌体系。梁赞平原纯朴的风情和自幼所受的教育积淀了他的传统文化心理，鲜活的民间词汇丰富他的诗歌语言。他的创作源泉、诗歌主题都源自人民生活，源自故乡的大自然。

叶赛宁在1910—1918年间创作的诗歌构成一个独特的、完整的、和谐的世界。这一时期的许多诗歌都与自然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风景具有泛心论的特征，亦即相信大自然存在普遍的灵性。在叶赛宁的笔下，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树林被隐身人施了魔法，在梦幻的童话声中打盹”；“叽叽喳喳的喜鹊做媒婆，说合着大批的雨水客人”；“木房老太用门坎的牙床／咀嚼香甜面包心——寂静”；白桦树“披着绿茸茸的秀发，袒露少女般的胸脯”……在叶赛宁的风景形象中几乎没有自然主义的精细描写，他所运用的隐喻、排偶、比喻、修饰语在保持传统性的同时，又融入了诗人自己的联想和创新，其诗歌意象跳跃、活泼、陌生、密集，并且具有深邃的象征意蕴，形成了富有个性的诗性话语系统。对大自然生命的理解使叶赛宁的诗歌与民间诗歌以及19世纪古典诗歌传统相接近。在早期诗歌中，大自然的画面已经融人俄罗斯完整的、统一的形象之中，这个形象体现了诗人的民族爱国之情，在他创作成熟期则发展成为更加深刻的公民感情。《罗斯》便以其精致的诗意结构、新奇鲜活的意象、具体细致的感受、深沉真挚的感情而著称。诗中不仅散发着田野和森林的清新和芬芳，还饱含了对苦难深重的祖国之爱。俄罗斯大自然的画面与乡村日常生活、祖国形象交融在一起，构成了叶赛宁抒情诗特有的音调和情感。在把自己的艺术世界同乡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叶赛宁在自己的创作中使大自然的形象贴近民间文学形象。诗人有意识地追求形象的美妙和清晰，他所创立的形象凝练、丰盈，具有艺术饱满性，而形象的隐喻性又使之包容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因此，叶赛宁的风景抒情诗不仅生动、质朴，富有情趣，而且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具有多重意蕴和多重声音。

叶赛宁自然风景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风景画面的诗性建立在自然界与人的世界相结合的亲密关系上。在此，乡村世界的形象又一次充当了隐喻的本体：“哇上有棵幼小的枫树，吸吟着母亲绿色的乳房”；“山丘有枝白桦小蜡烛，披一身银白的月光羽衣”。这样的诗句在叶赛宁的诗中不胜枚举，而人的世界则在与自然生命的联想中展开。

叶赛宁认为，大自然不仅是抒情的对象和背景，它还体现着作者的评价、感情和态度。晚期创作中的大自然的形象富有哲理意蕴，成为主人公自省和思考的抒情话语。在《金色的丛林不再说话了》诗中，丛林不再“说话了”，鹤群“对谁也不会再依依眷恋”，抒情主人公倾吐着“忧伤的话儿”，对往事“毫不惆怅”。对比和比喻的运用有助于表现主人公对自然法则的感悟：“世人都是过客。”但世界并不因此而枯萎、死亡：“红透的山楂并不会烧焦，发黄的小草并不会枯死。”诗句“我独自伫立在光裸的原野”，让人联想起莱蒙托夫的诗篇《我独自一人走上广阔的大路》。这两首诗都表现了主人公与世界的融合，与天空和大地的融合。叶赛宁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抒情诗的基本主题：感受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一体性。大自然的形象引起抒情主人公内心隐秘的思绪和深刻的哲理思考，反映了诗人从极端主义到趋向和谐的精神转变。

叶赛宁的才华，他对世界观的探索，他的创作题材、美学倾向和他的道德体系，都扎根于农民生活及其价值观念中。对于叶赛宁而言，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罗斯不仅体现了富足与和谐，而且还是人间的天堂。罗斯在叶赛宁的诗中不是概括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在农舍》以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乡村生活的场景：农民的日常生活连同克瓦斯的发酵桶、炉炕的凹缝、袅袅的油烟、新打的鸡蛋壳、偷喝牛奶的老猫、咯咯叫的母鸡、唱歌的公鸡、毛茸茸的小狗一起构成了农民的宇宙，体现了乡村生活的温馨与祥和。

由于害怕由革命带来的工业化，作为日益感到幻灭的一种表面迹象，叶赛宁和其他较年轻的作家一起，创造了自1918至1920年曾在莫斯科兴旺过的意象主义活动。意象派在宣称诗与众不同的性质在于其意象的同时，有意使他们的诗成为生动文字的汇集，而当他们为了寻找效果而使卑俗、粗糙的意象同哀婉动人的崇高的意象并列一处时，这些生动文字便往往变得牵强附会和异乎寻常。

叶赛宁在1921年发表的《一个流氓的自白》和之后他在一部名为《莫斯科酒馆之音》的诗集里，写下了这些年来他在心理方面的感受。苏联的评论家们曾谴责这些诗充满了污秽与邪恶，毫无可取之处。但是，这些诗同时又多少带有个人忏悔的性质。他仿佛认识到了，伏特加并不能解除他的消沉。他也觉察到他落后于时代了。在一首充满失望的诗中，他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农民诗人。他在另一首诗中又认为，他的诗已经失去了风雅。1921年，叶赛宁创作了抒情诗集《普加乔夫》，虽然不具备历史真实性，但却含有社会真实的因素并且由于叶赛宁对被奴役农民的深切同情而显得丰富多彩。

在许多诗人看来，意象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文学状态，像未来主义者以前所做过的那样，抱有冲击资产阶级的渴望。但对叶赛宁来说，这种生活更加悲惨。‘他感受到了其悲观主义的全部力量。他对导致他进入意象派圈子的十月革命的幻想的破灭，仍然没有减弱，从而迫使他在一首诗中声称他受了欺骗。到1920年，他认为，十月革命与农民对立的一面已更加显著。而这时期，随着叶赛宁于1922年同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结合，其酗酒和丑闻已达到了顶峰。由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奢侈生活便成了他们的羁绊。一年之后，经过一次失败而不体面的环球旅行，他们终于结束了婚姻生活。这些遭遇似乎使叶赛宁清醒，因此，在他回到俄国之后，他尽力适应新的秩序，并想重新恢复和重新考虑他为了莫斯科而放弃的对俄国乡村的那些思想感情。他虽然回到了故乡，却不能旧梦重温了，因此他在这段时间所写的抒情诗都是悲伤的和反省的．预示着他的死亡。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他命定死于莫斯科的小巷里，而不足死在生育他的村舍中。在另一首诗中，他自称“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他赞美大自然的旖旎，抱怨机器的出现毁坏了美丽的田野。他在农村中所失去的青春年华和欢乐，都市生活使他产生的各种变化，都使他感到十分悲伤，而他的诗反映了他后来的白绝于人寰。他的大多数酒馆诗，都带有悲剧性的反省。

1920年后，叶赛宁抛弃了意象主义而选择了普希金作为他的新模范；他的诗《波斯的主题》开始与他的新模范的诗一样清晰、简练。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创作的自传体长诗《安娜·斯涅金娜》其中描绘了十月革命时期的一个俄罗斯乡村，另外还写丁一首叙事诗《黑人》，述说一个人对罪恶的忏悔。叶赛宁在几首抒情短诗中预言了他本人的死。1925年12月27日，他在列宁格勒一个旅馆的房间单用自己的血写完一首绝命诗后，便自缢身亡了。诗句结尾如下：“死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生也并不更新鲜。”

叶赛宁最后的诗简练而优美，有时多愁善感，有时怀旧。在20世纪20年代，他因这些诗而享有盛名。他以毫无拘束且令人伤感的诗篇描写乡间景色、农村生活，以及各种动物，对共产主义的青少年和那些仍然怀念革命前的岁月的老一代俄国人，都富有感染力。叶赛宁似乎对动物有特殊的感情，称它们“小兄弟”，并为它们写了一些诗，如《奶牛》和《关于一只狗的歌》。

叶赛宁的诗清新，干净，激越。（俄国诗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评）

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两个诗人，在同一时代里，从不同程度上迎接了十月革命。马雅可夫斯基从未来主义的一群中走出来，大声疾呼地奔向革命，写了大量的歌颂无产阶级胜利的诗篇，他的诗是不朽的；而叶赛宁，从意象主义者们中间出来，以旧俄罗斯农民的眼光，看着暴风雪疾驰而至的心情迎接了革命，他的诗充满了哀怨，留给人们以难忘的记忆。叶赛宁的诗，反映了对旧俄罗斯的依恋，他从土地出发，含情脉脉地陈述了他的理念。（中国当代作家艾青评）

叶赛宁反对十月革命并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他的思想受到官方的谴责。官方把他称作“富农”诗人，并禁止重印他的作品。审查制度并未使他的名望失去光彩；实际上，有一位评论家曾称他是20世绍国内外最受欢迎的俄罗斯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叶赛宁个人的命运足一个过渡时期的俄国的象征。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祖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复杂的工业国。过去的事物和正在涌现的事物之间所发生的矛盾，以及对革命所抱的众多希望的幻灭，都表现在叶赛宁的诗中。也许这就是他具有伟大感染力的秘密。叶赛宁不像马雅可夫斯基，他拒绝同十月革命妥协，而继续公开批评政府，从不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减弱自己的诗的活力。（美国作家弗兰克·麦吉尔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