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草还是作篆，司徒越先生都喜欢用水破墨，使其作品墨彩丰富，呈现出浓淡、干湿、润燥的强烈对比。这种把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墨法运用于书法创作在明清时已经出现，司徒越先生在其创作中进一步发挥涨墨、枯笔的作用，有“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的特点，为其作品增添了更多的亮点。

司徒越先生擅治印。他将汉印、古玺揣摩消化，又融入狂草的章法、吉金文字，形成了自己篆法考究、行刀稳健、章法多变的印风。从1943年刻第一方“司徒越”算起，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篆刻作品，仅从他自己留有印蜕的小册子《捉刀集》和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现代篆刻集》上的作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下结论：他谙熟金石文字，运用穿插、挪位、欹侧、呼应等手法，以刀代笔，精心安排，巧妙布置，稳中求险，险中求稳，把汉印的苍茫、古玺的朴茂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司徒越的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草书獭祭篇》、《小议书法创新》、《结体、章法举隅》等文章中。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敢于批判古代书论。比如，关于“匆匆不暇草书”、“唯草书至难”、“规矩入巧、乃名神化”（均见《草书獭祭篇》）等。

其次，他敢于批评古今书家，更勇于否定自我。比如，对邓石如与舒同的批评、对郭沫若与林散之的批评等。他承认自己的笔法（笔姿与笔力）的不足，更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必须“三多”（多写、多看、多想），并对草书的抒情性提出了见解，即追求“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现代书法”，司徒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追求笔墨情趣，制造磅礴气势，化书为画”（《小议书法创新》）等均是脱离传统所谓的“创新”。这种创新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是不可取得的。对于舶来书法，司徒越则是辩证地对待，也从不拒之门外。

司徒越先生的书法作品曾入选日本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举办的“中国著名书家百人展”、“中国现代书道展”及上海为纪念《书法》杂志创刊十周年而出版的《当代书法家墨迹诗文集》。

《安徽画报》、《书法》杂志曾辟专版介绍其书艺。

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曾多次播放专题片《司徒越的狂草艺术》。1987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司徒越书法选》。

据不完全统计，1976至1987年间，他一共作书4700余幅，遍布海内外。

司徒越先生工诗文，精篆刻，通考古，曾发表《鄂君启节续探》、《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等文章。

司徒越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家境贫寒，幸得亲戚资助，于1931年春考入上海美专学西画。其间他因积极参加“九. 一八”反蒋抗日学生运动曾遭巡捕房逮捕。为防止反动当局的迫害，司徒越在第二年转入上海新华艺专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和学业，1933年毕业。

司徒越少年时期虽从塾师学习过书法、篆刻，但并无所成。

1976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司徒越人生之路：当年春，司徒越的一幅草书作品入选到日本展出，结果是艺惊东瀛，观者赞不绝口。消息传回国内，人们开始知道司徒越其人、其书。

司徒越作为一个著名书法家活跃于我国书坛，仅只有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去世前的短短十余年时间，时间虽短，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尊重传统，认真学习古名家技法，但绝不泥古不化，而是古为我用，力求创新。八十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雄健奔放、婉转流畅的狂草独步书坛，得到专家们的认可，群众的欢迎。作为一个书法家，司徒越虽诸体皆能，但大多数索书者就是指名要那虬龙惊蛇一样“认不得”的字。

他的作品入选第一、第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书法》创刊十周年纪念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系列书法大展等数百次展览；并被选送德国、芬兰、日本等国展出。

刘少奇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茅盾故居纪念馆、钱君陶艺术馆等处都收藏有他的书作。

《安徽画报》、《书法》、《书法之友》等杂志都分别以专版重点介绍司徒越及其作品。其作品被收入《现代中国书道展》、《中国著名书法家百人作品选》（以上两书日本出版）、《中国年鉴书法选》（新华社编辑）、《当代书法家墨迹诗文选》（《书法》杂志社编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系列书法大展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书。安徽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司徒越书法选》。

司徒越其人其书两次被摄制成电视专题片，该片在中央电视台及多家省市电视台播放后，好评如潮，影响深远。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书法家，司徒越并不仅仅是个“写字匠”。

他博学多闻，在绘画、诗词、篆刻、考古诸领域多所涉猎，并取得了不俗成就。

他总结自己对草书的理解写出《草书獭祭篇》，发表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校刊《书法学习与辅导》上；为中国书法函大合肥分校所写讲稿《结体、章法举隅》指导了一大批书法爱好者；发表于《书法》上的《小议书法创新》则尖锐地抨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些不正书风，展现出他立于潮头浪尖，搏击风浪的无畏精神。

他在考古论文《鄂君启节续探》中挑战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受到安徽考古学界的推崇。而他1985年写的另一篇考古论文《关于芍陂（安丰塘）的始建时期的问题》，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了坐落在寿县城南六十里的安丰塘就是两千六百年前的楚相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水利工程――“芍陂”，解决了我国水利史学界多年争论不休的难题。从而确立了“安丰塘”（即古代的“芍陂”）在我国乃至世界都是最早建成、并且迄今仍在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前后两任会长及众多专家的认可，“安丰塘”也因此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徒越所作诗词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已荡然无存，晚年唱和之诗及应制之作集为《留痕》一本，逝世后被友人收入《皖西诗词》。诗中既有他对蒙冤之时痛彻心脾的回忆：“往事摧肝胆，年光换鬓丝”；也有拨乱反正之后发自内心地欢唱：“幸雪十年耻，欣逢四化时”。 他的篆刻作品有未刊稿《捉刀集》、《冯妇集》两本，其中的少数作品曾发表在省内外的报刊上。

司徒越的画作目前仅可见油画数幅、速写一本。其中两幅栩栩如生的自画像（油画）准确地表达了他气质，可见其绘画功力之深。

司徒越的生平及成就入录《新文艺大系·书法卷》、《中国名人谈少儿时代》、《安徽书画人物》、《中国现代书法界名人辞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等书。司徒越身世坎坷，饱受磨难。终其一生，他讲求操守、矢志不渝，晚年成名后他更以奖掖后学、服务乡梓为己任，从不遗余力，不为名利所动。正象他在抒怀诗中所说的那样：“我犹有余热，慷慨献人寰。”司徒越的人品、书品深为人们所赞颂。

原地矿部长、中顾委委员孙大光称赞他：“书法超群绝俗，为人忠正刚直”；司徒越的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刘夜烽撰文纪念他，文中有悼诗一首，该诗以“书臻炉火纯青处，人与梅花一样清。”一句结束，真实、贴切地表达了刘夜烽对司徒越人品、书品的钦佩之心。

一九九○年十月，身患癌症的司徒越病危。弥留之际，家人询问遗言，他思索片刻后首先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希望我能对得起所有的人。”对于“所有的人”（包括某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的态度一如既往，仍是宽容。二十一日中午，在数次严词拒绝了医护人员的救治，并向他们郑重道谢之后，司徒越静静地走了。众多好友亲朋闻讯后从外地赶来，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家乡更是万人空巷，送其远行……

文革期间答友人以沫相濡泥淖中，翻怜涸鲋在筠笼。

不须更作江湖梦，极目中原有巨峰。

偏堕罡风浩劫中，神州屡现血殷红。

人间正气摧残尽，贯日何曾有白虹。

赠白榕（一）

寿阳春色到来迟，幸有黄鹂似旧时。

君向八公山上望，烟波浩渺可题诗。

注：白榕，著名诗人、作家。

和殷涤非先生（一）

涤非同志，赠我以诗，揄扬过甚，非所敢当，勉步元韵，略抒胸臆，辞意鄙俚，即希斧正。

偶随群卉涉重洋，败叶残枝也便香。自顾不堪孚众望，汗颜未敢诵华章。

注：殷涤非，考古学家，曾任安徽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队长。

一九八零年六月二日和殷涤非（二）

壮岁驰驱老未休，笑挥二竖自风流。

此生心事谁能识，夏鼎商彝慰白头。

代蓍艾答暮老 即用元韵

不在雕栏玉砌旁，但凭绿叶傲红装。

吟君佳句添惆怅，我本无花那来香。

中国襄阳米芾书会征稿，粗成七绝一首以应

集古成书颇自奇，诚悬恶札不须师。

东坡画字臣刷字，折纸居然神授之。

一九八五年九月白露后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