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司马迁》是一部凝重、悲沧、史实性很强的历史题材。它的高度取决于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令高山仰之的历史巨著《史记

剧作主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题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司马迂》题材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明确了这个问题之后，《司马迁》的艺术取向清晰地浮出水面。那就是在如今第八稿所看到情形。歌剧《司马迁》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衬托全剧的人文背景；以大汉朝文治武功时代为历史的剖面；以史圣司马迁个人命运的荣辱多舛，惨烈壮丽为主题；以李陵事件、受腐刑、发愤著史等典型戏剧情节作贯穿，突出表现司马迁与汉武帝两位巨人之间由君臣相知到失和，到相背，继而引发悲剧，最后又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汇合的发展过程。展示了他们迟然不同又互为条件的人格魅力。托出全剧辉煌与腐朽并存，正气与阴云对撞，叛逆与皇权抗争，真理不畏谎言，屈辱升华为崇高，悲愤而不乏张扬，这么一幅生动充盈，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一部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歌。

剧作家张平是首次涉足歌剧领域，此番在《司马迁》的剧本创作中，他认真研究了西洋大歌剧的架构特点，努力做到剧情的筒洁和洗炼，即使对大的事件和矛盾冲撞，也不赘费笔墨，做到举重若轻。而把注意力重点放在对人物的情、性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开掘上。他发挥自己对传统戏曲和话剧创作的所长，非常讲求戏剧的形式美。在剧本的文学体裁上，牢牢把握住司马迁语言艺术巨匠、散文大师、雄深雅健、逸气纵横的风范，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戏曲和古典诗词歌赋的精髓，追求剧诗整体的音韵美。结构的流畅疏朗，曲折自如，使剧本通篇民谣、格律诗词、长短句、巧妙杂陈，融为一体。大段的咏叹调和过渡衔接性的宣叙调错落有致完全音乐化的语言替代了直白陈述，对中国民族歌剧进行了一次纯粹歌剧意义上的有益尝试。

作曲家张玉龙曾因成攻创作歌剧〈张骞〉而蜚声剧坛。这一次在〈司马迁〉的音乐写作上，他继续延伸了他找寻到的将中国民族歌剧与西洋歌剧成功结合的感觉，并将这种感觉进一步明确深化，固定为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在《司马迂》的音乐创作作中，他已不是停留或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作曲，而是从最初题材的选择确立，到戏剧的的构成，到矛盾的铺陈解决、及至人物声腔的造型设计，无不以强烈的主体意识介入，使全剧的乐思和情绪早已在胸中涌动，渗透到创作的全过程之中。

出于对长安

歌剧《司马迁》在舞台美术的设计追求上，刻意体现司马迁所处的大汉帝国时期古朴，浪漫、开放写意的审美观，尽力造成时空的深逻和旷达。黄河的象征意义，代表司马迁和汉武帝两位时代巨人的人文背景。主表演区由梯形坡台到拾级而上的通体台阶，寓意着封建皇权的至尊和司马迁人格的升华。错落叠置的塑形板块，勾勒出西部山川特有的地貌肌理。人物的服饰基调以大汉朝崇尚的黑，红为主色调。铺天盖地的竹筒，则是对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的昭示，也是史圣司马迁生命的化身。

歌剧是高度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歌剧《司马迁》尽管题材厚重，气势恢宏，但在创作和生产过程中，各部门以艺术的需要为需要，不搞形式大于内容的豪华包装，尽可能使各个艺术门类相得益彰，恰到好处。所以这部戏花钱不多，是一部便于行动，能够经常上演的戏。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程安东与文化部，中国剧协、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的领导专家一起观赏这部歌剧。翌日上海文化广电管理局叶局长、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韦副总裁、上海美琪演出经纪有限公司王总经理等应邀出席了陕西省文化厅召开的领导专家研讨会。上海的同志对歌剧《司马迂》予以高度评价，极大地鼓舞了陕歌将《司马迁》推向上海国际艺术节，进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