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长风曾说他的本行是政治思想史，“一生最好的廿年时光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尽管“一九五四年文学与兴趣开始回转，偶尔写些散文，读文学作品，但是仍被政治思想的巨石压得喘息维艰。”这里道出了他个人兴趣与学术选择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显然又联系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过，尽管作者说他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开始就兴趣文学，其人生态度和文学的价值取向却是情感主义的。他有一本散文集，就取名为《唯情论者的独语》，认为权力、地位和名声等，“若一旦与情感冲突时，我就毫不犹豫，弃之如粪土。”这种“唯情论”，显然影响了他的写作，不仅散文的写作，而且也在他以《中国新文学史》为代表的文学批评著述的取舍、判断和叙述语气中体现出来。

在战争风暴中，百业俱告残破，娇贵的文学花果，自然也随着凋零。”这是简单的社会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不是实实在在从文学现象的全面把握中得出的结论，在方法论上与庸俗的意识形态批评如出一辙。看得出来，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出于对“政治”暴力的不满又受着它的牵制，这种“力挽”政治干涉和盲目模仿欧美文学“两大时弊”的冲动，与他的“唯情论”一拍即合，其情感主义的取舍与判断就更加明显了。譬如小说，他盛赞郁达夫的《沉沦》的美在鲁迅小说之上，“《沉沦》辞藻的凄惋生动，情意的真挚纯粹，当时文坛确无人能及。即使鲁迅也不行。鲁迅的文字比郁达夫凝炼、冷隽，但是从审美眼光看，不过是一把晶光发亮的匕首；可是郁达夫的词藻，尤其《沉沦》里的词藻，则如斜风细雨中的绿叶红花，不但多采，并且多姿。”又如诗歌，不仅忽略了围绕在胡风身边的诗人群，书中所提出的诗例，大多是简单抒情想像、语言与形式都较表面化的二三流作品，甚至把沈玄庐的《十五娘》当成了新诗诞生期“最优美的一首诗”，而对新诗史上真正的好诗，常常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提出后无话可说，简单引些同代人的评语或加上几个空洞的形容词轻轻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