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均视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具体规则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都认为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合同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的奠基石，在债法或合同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英国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一直作为合同法的一条根本性原则来加以彻底的坚持。在20世纪初，哈尔丁法官曾说：“在英国法中，有些原则是基础性的。其中之一就是只有合同的当事人才能就该合同提起诉讼。我们的法律不知道什么因合同产生的第三人的权利。”合同相对性原则反映了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易的日趋频繁，固守这一原则并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意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难以满足平衡社会利益、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所以必须将相对性原则重新放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检讨。为此，随着合同理论的现代化进程，各国立法及司法基于现实的考虑，在承认相对性原则的大前提下，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袁合川称之为突破理论），如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债权不可侵犯，合同的保全措施，债权的物权化等制度，这已成为合同立法的世界潮流。

但是，突破理论虽然未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但它与彻底否认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本质区别。突破理论的适用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无视合同相对性原则，但从实质上分析，突破理论的适用结果不外是对相对性原则的一种例外，这种例外或突破的存在，并未否定相对性原则，并不意味着相对性原则的丧失，相反，它是对相对性原则的一种维护和补充。突破理论的功能在于弥补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不足，衡平当事人和第三人间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不可侵犯性和鼓励交易的现代合同法理念。因为突破理论实质上是对相对性原则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由于违反了正义、衡平的理念，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和补充，是在承认相对性原则存在的前提下，就特定事实否定相对性原则，而不是对该制度的存在给予全面否定，相对性原则仍是合同法不可或缺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说，突破理论与相对性原则在内在的价值追求上是相统一的，都是对实质正义与社会妥当性的追求，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债权人或弱者权利的保护，这种突破与相对性在实质上并无矛盾，这种小改变将会给合同法带来大发展，这也是合同法现代化的象征。

突破理论的精髓在于它维护了相对性原则的宗旨，并使其在获得有益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发展。正是因为有机结合了这些看似对立的突破性制度，才使合同相对性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才使这一古老的原则完成了其现代化的历程，也正是有了突破理论，才使得相对性原则得以进一步修正，从而使得合同法律制度更加合理，也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与发展。

“债的相对性”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中的债被称为“法锁”，意指“当事人之间的羁束状态而言”。换言之，是指债能够且也只能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产生拘束力。由于债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一方请求他方为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所以债权不能像物权一样有追及性，而只能对特定人产生效力。

为了体现债的相对性原理，在合同法领域，罗马法曾确立了“（缔约行为）应该在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之间达成”、“任何人不得为他人缔约”等规则，因此第三人不得介入合同关系。依罗马法学家的观点，行使诉权也必须有直接的利益，而由于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并无直接利益关系，因此不能对债务人提出请求。此种限制也使当事人不能缔结其他合同。在英美法中，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债的概念及体系，所以大陆法中的“债的相对性”概念被称为“合同的相对性”。其主要内容是，“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赋予给当事人或加在当事人身上，合同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而非合同当事人不能诉请强制执行合同。”

第一，只有合同当事人可以就合同起诉和被诉。由于合同通常被界定为“（对同一权利或财产）有合法利益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合同权利只对合同的当事人才有约束力，而且，只有他们才能行使合同规定的权利。”

第二，合同当事人可以为第三人设定权利，但第三人不能请求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在这一点上与大陆法的规则是不同的。形成此种规则的原因在于，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对价关系。当然，当事人一方可以为第三人利益而申请强制执行合同，但第三人只能通过合同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而自己并不能够以合同当事人的名义向义务人提出请求。

第三，如果订立合同的允诺是向多人作出的，则受允诺人或其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就许诺提起诉讼。允诺人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受允诺人订立合约，则任何一个受允诺人都可以就强制执行该允诺提起诉讼，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受允诺人可能必须以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身份参加诉讼。

第四，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只能免除合同当事人的责任，而并不保护非合同当事人，换言之，非合同当事人不能援引免责条款对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提出抗辩。

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英国的判例规则最早起源于1861年著名的特威得尔诉阿特金斯一案。在该案中，原告要娶被告的女儿为妻，被告答应原告的父亲说会给原告一笔嫁妆200英镑，并约定原告有权在普通法法院或衡平法法院提出诉讼，追讨承诺的款项。后来原告特威得尔控告被告阿特金斯，法院裁定原告败诉，认为“现代的案件推翻了旧的判例，约因必须由有权就合同提出诉讼的人提供”，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要求履行被告与父亲的合同。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1915年邓罗普气胎公司诉弗塞里奇一案中，被英国上诉法院确认为一项基本原则。原告作为车轮胎的制造商，将其轮胎出售给批发商。合同中要求批发商不得低于某价格转售，并要求批发商以原告代理身份从买方取得书面承诺，同意维持原告的标价。被告从其批发商购入一批货物，签署了承诺。原告就被告违反承诺、以低于指定价格出售货物为由提出诉讼。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因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原告对被告的行为没有提供约因，所以无权对被告提出请求。

就“非合同当事人不能援引免责条款对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提出抗辩”，法院曾有不同意见，但是以后的一些案例中，英国法院仍然‘确认“第三者不可从与他无关的合同条款取得保障”。不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案件表明原告可以依据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从而回避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例如，客运票上虽载有免除承运人的旅客伤害责任条款，但旅客仍能凭过失侵权行为诉船方受雇人，即使免责条款涉及受雇人，结果一样，因为受雇人非合同当事人，他不能援引合同规定事项以保护自己。

合同相对性原则产生后，在英国法中一直被认为是契约法的重要原则，其地位与构成合同法基础的对价原则不相上下。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严格遵守，就是要求法律不去过问由合同引起的第三人的权利，不能把这种权利像以个人的名义履行合同的权利那样授予第三人，但这带来了诸多不便与不公正的后果。首先，它无视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合同当事人订约时欲使第三人获得利益的意图的存在，使非合同当事方的第三人的合法希望遭到破灭，第三人无法直接主张原本应归属于自己的利益。其次，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严格遵守还可能导致有关合同当事人逃避其依合同本应履行的债务，或是绕开合同而获得本不应得之利益等不公正的后果。尽管如此，英国法院仍然一贯严格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享有合同权益的第三人不能根据合同进行控告。然而，法院也意识到，一定情况下应对第三人利益予以一定的保护，以避免由于严格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所可能带来的不便与不公正，因而，在许多判例中确定了例外规则，对该原则施加了必要的限制，以信托、代理、合同转让等为例外的主要理由授予第三人以权利。如“合同相对性原则不适用于承诺付款给第三者的保险合同、信托合同”，“在委托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同意受托人与第三者订立的合同中，委托人受该合同所包含的免责条款的约束”。英国法律界要求改革甚至取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呼声一直不断。1937年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在一份改革对价制度的著名报告中，就曾建议废除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时，司法界中一些著名法官对此原则也持有异议，如Lord denning，就坚决反对合同相对性原则，他对相关确认此原则的案件是否事实上已证实这一原则的存在表示怀疑，并说：“实质上它只是程序的规定。”在此形势下，英国的法律委员会继1991年提出一份改革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征求意见报告之后，于1996年7月正式发表了一份法律草案的建议稿。1999年11月英国国会通过了《1999年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以下简称《法案》），该《法案》以成文立法的形式，对长期以来一直为英国法院严格遵守，但却为许多法律界人士所反对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进行了改革，明确赋予了非合同当事方的第三人在一定情况下要求强制履行相关合同条款的权利。

仲裁该法案共由十个条文组成，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赋予第三人要求强制履行合同条款权利的一般规定；

（二）合同当事人变更和解除合同的限制性规定；

（三）承诺人援引抗辩事由的规定；

（四）受诺人强制履行权利规定及承诺人双重责任承担防止；

（五）赋予第三人权利的例外规定；

（六）仲裁条款。

英国《1999年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的通过，对该国日常经济活动及法院司法审判实践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中国相关的合同立法也有一定的借鉴及启示。

（一）《法案》较好地满足了现实经济交往中的实际需要，提高了交易效率。

毕竟，在现实经济交往中，存在许多合同当事人意图使第三人获得合同利益的情形，其目的主要是简化交易活动程序，节约交易成本，这是经济活动追求“效率”的一个具体体现。法律为了满足此一现实需要，在允许合同当事人实施其意图的同时，必须对第三人利益的实现给予充分的权利保障。《法案》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法案》只是部分修正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而并未对其进行全面否定。《法案》的规定只涉及第三人权利的问题，即只涉及合同当事人将合同上的权益给予第三人时第三人如何实现此权益的规定，而并未改变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另一方面内容：合同当事人不能将合同义务加诸合同外的第三人。而且，《法案》对第三人要求强制履行合同权利的取得作了较严格的限制。首先是对“第三人”范围的限制。其次，在《法案》规定的一些情形下，非合同当事方的第三人可以被视为具有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行使相关权利。但是也只有依据这些规定，第三人才有此法律地位，而不能将此推广到其他情形。此外，第三人行使权利并非毫无限制，承诺人可以对其主张抗辩权。

（三）《法案》在保护第三人权益实现的同时又注重维护承诺人的合法权益，在两者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赋予第三人要求强制履行合同条款的权利，就使得第三人的权益实现有了明确的保障，使其可放心地依赖于该合同行事。而为了解决合同当事人之间变更或解除合同可能与第三人权利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法案》对合同当事人的这一行为作了明确限制，这也是合同当事人信守承诺，尊重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然要求。《法案》在赋予第三人权利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承诺人的利益。因而，《法案》规定了承诺人在第三人起诉时较广泛地援引相关抗辩事由的权利，以此在第三人合同权利的实现与承诺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之间取得平衡。

（四）《法案》的规定较好地处理了与现行的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配套问题。

《法案》明确规定，由其所创设的第三人权利并不会影响第三人其他可以得到或已存在的任何权利或救济，并详细列举了赋予第三人要求强制履行合同权利的例外情况（即根据法律关系本身性质或相关法律规定不应适用《法案》中赋予第三人权利规定的情形）。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关于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有关免责及责任限制条款的援引问题，鉴于《法案》中赋予第三人权利的规定与相关规范货物运输关系的法律及国际公约的立法政策存在矛盾，为了避免新的法律规定与已在国际上被广为接受的现行立法之间的冲突，《法案》规定，只要当事人之间有符合《法案》规定的约定，使得第三人属于《法案》所保护的范围，第三人就可依《法案》援引有关免责或责任限制条款，如果第三人不属于《法案》所保护的范围，他仍可要求适用现行立法一般原则。这样就优先考虑了被商业界广为接受的现行立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

中国法制秉承大陆法传统，继受了大陆法“债的相对性”理论。“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主体双方都是特定的，债权人的权利原则上只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债是相对的法律关系，债权是对人权”。债的相对性具体到合同领域即为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不能承担合同上的义务。中国合同法虽未明确提出合同相对性原则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但该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基础性地位，无疑早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和立法者的实践支持。

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发展与中国的合同立法是相互衔接的。接受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初期是严格恪守这一原则的，这在中国早期的合同立法中有明确的体现。如《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将合同权利和义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者的，应当取得另一方的同意”。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三条曾规定：“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上级领导机关和主管机关应承担违约责任。”这一规定要求作为第三人的上级领导机关和主管机关承担违约责任，虽有利于减少行政机关的合同关系的不正当干预，保障并落实企业的经营权，但由于要求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明显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理，故民法通则依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其做出了修正。1999年《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也确立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地位。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向前发展，在承认合同的相对性的同时，中国也逐渐设立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若干例外规则，并在法律条文中予以体现。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关于第三人受益合同，第六十五条关于第三人义务合同，第七十三条关于代位权的规定，第七十四、七十五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第229条关于“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规定，都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性规定。另外，中国合同法也如日本民法，同样受到来自西方民法理论的冲击，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规则，在立法上有日趋增多的趋势。

在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适当的突破，不但更适合于现在频繁的商品交易的需要，符合交易便利和交易经济的原则，从而弥补了相对性原则的不足，衡平了当事人和第三人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而且也体现了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法律思想转变的需要，更加有利于中国法治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良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