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名分这种理学的旧思想被彻底否定。君臣、父子、夫妻、华夷、内外等思想全部被推翻。没有名分的无产阶级才真正的是国家的主人。

儒教思想

四书五经中，《易》以道阴阳，讲述了合乎自然规则是稳定和谐的根本； 《春秋》以道名分，讲述了合乎社会道德的名分，是维持稳定和谐的根本。在儒家的思想中，合乎自然规则和社会道德的名分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

华夏名分思想的文史记录于春秋时期的管仲的《管子·正第》：“守慎正名，伪诈自止”，左丘明的《国语·晋语四》：“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孔子的《论语·子路篇》的正名思想，都是关于名分的解释。

法家思想

战国时期商鞅的《商君书·定分》中和慎到的《慎子》中的“百人逐兔”的故事，是法家对名分解释和阐述：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只野兔子在跑，百多人在追逐，都打算自己占有它。这些人为什么会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占有这个兔子呢？这不是因为兔子不能分成百多份平均分给每一个人，而是因为这只兔子是没有名分的无主之物。比如在市场上就算有很多卖兔子的人，但是就连那些强盗都不敢明目张胆的去抢取这些兔子，这是因为那些被卖的兔子是有名分的有主之物。

名分思想之同异

法家也认为名分是统治的关键，但和儒家不同的是，法家不强调自然、人情和道德，法家更注重通过强化名分来严格约束人民。

法家的代表韩非子，十分不理会孔子的思想，在名分这个概念上，也是和孔子有相当大的冲突。法家和儒家，都是重视名分这个大前提，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有相当大的分歧。孔子强调用礼乐激发出民众自觉的善良，用自觉的善良来确立名分；韩非子否认民众具有自觉的善良，他主张用合理的规则来树立名分。韩非子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需要权谋，为达到高尚的目的就需要不择手段，而为了维持高尚目的就需要约束；而孔子则认为，合理的社会需要仁义，人类本身的善良就能够形成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两种观点也代表了春秋和战国两个不同的时代。

而究竟是以礼树立名分，还是以法树立名分，在中国并没有像某些现代伟人所认为得那么矛盾，礼法相互相乘地进行了数千年。通俗的例子，如夫妻名分，我们以婚礼，以【礼】告之社会树立名分；用注册登记作为法律手段，以【法】树立名分。夫妻在礼法的约束下，保证了一定的和谐。如果能够有礼法的存在，我们就不需要网络监视，不需要武装警察、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社会不像孔子认为得那么理想，也不想韩非子所认为的那么黑暗。更不像某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之伟人所认为得那么矛盾。

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最大，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强调用名分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绝不是通过打乱自然、或者是法定的规则，用非常的理论和暴力来控制国家。儒家思想反对霸道提倡王道治国，所谓霸道是武力，王道是道德、常理；法家思想反对让百姓没有约束，提倡处处要定好规则，而这种看似严格的约束，事实上是减少暴力的最好的手段。

名分几乎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不可否认，尊王爱民、君君臣臣的思想，为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巅峰数千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父子、夫妻的名分思想也渗透到民间社会每一个角落。极少有乱臣贼子敢于挑战君王的权威和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社会也普遍尊崇孝道、妇道等基于名分的朴素价值观，在明代，地方政府通常没有武装警察，网络和舆论的钳制，人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即使这样，社会依旧和谐稳定。在华夷名分思想下，即使是百姓也能够为捍卫国家，捍卫华夏文化而做出玉碎的决心。

然而，名分这个思想在满清入关以后，遭到了彻底的颠覆，满清的血腥屠杀和残酷文字狱，目的就是要颠覆华夷名分的思想，树立起蛮夷也能够统治中华的观念。而后的五四文化革命，一群学了西洋文化的文学青年，用西洋文学彻底地否定了包括名分在内的所有中华思想，以至于中华思想成为了一段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