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以前为苻坚征服的各族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王国。386年，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guī）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兴和县西北东洋河南）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正式恢复了代国。 即位不久，因牛川偏远，便迁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

鲜卑族所居的地区，原是匈奴故地。匈奴族大部分西迁和南移，但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西迁和南移了，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鲜卑族来了以后，就与这一部分没有迁移的匈奴人融合起来，建立起部落联盟关系，把匈奴部落编入鲜卑部落联盟内，并以婚姻为纽带加强两族的关系。在氏族部落时代，通过征服是仍然可以建立部落联盟关系的。自然在这个联盟中，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地位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

苻坚进攻什翼犍时，铁弗部首长刘卫辰曾与苻坚合作，向什翼犍进攻。什翼犍失败后，刘卫辰和另一铁弗族首长刘库仁两部强大起来。苻坚使他们以黄河为界，分别占有拓跋氏的故地，刘卫辰部居西，刘库仁部居东。刘卫辰、刘库仁都出自南匈奴。因汉与匈奴和亲，以宗女嫁匈奴单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刘。这两部匈奴又都与拓跋鲜卑联姻。刘库仁母是拓跋郁律（平文帝）之女。什翼犍以宗女嫁给刘库仁，把女儿嫁给刘卫辰。

拓跋珪要复兴拓跋氏，首先就要与匈奴的刘显（刘库仁之子）、刘卫辰两个部落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刘显在拓跋珪即位前就谋害拓跋珪，拓跋珪即位后不久，刘显派兵护送什翼犍的少子拓跋窟咄和拓跋珪争国。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习俗，窟咄之来，对拓跋珪构成很大威胁。诸部落都有动摇，引起骚动，拓跋珪的左右也阴谋活捉拓跋珪以响应拓跋窟咄。拓跋珪畏惧，北逾阴山，依于贺兰部，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领兵救拓跋珪，大败窟咄，窟咄投奔刘卫辰，被其杀死，部众归拓跋珪所有；翌年（387年）拓跋珪在马邑弥泽大破刘显，刘显部落最后被慕容垂消灭。拓跋珪也和刘卫辰展开了斗争，最后卫辰失败被杀，其子赫连勃勃率残部南逃依附后秦姚兴。于是黄河以南诸部皆平，拓跋珪虏获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拓跋珪恢复了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后，开始向南北发展。这时期，在拓跋氏北面的是文化上更为落后的高车族和柔然族，在南面的是鲜卑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登国四年（389年），拓跋珪击败了高车族。高车是游牧部落，是善战的骑兵。对高车族的征服，增强了拓跋氏的战斗能力。

参见：北魏统一北方之战

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是在五胡十六国之时诸侯纷争条件下进行的。它虽然面临诸多对手，情况复杂多变，但能审势度势，确定先后打击的目标，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北魏登国十年（后燕建兴十年，395），后燕攻北魏，拓跋珪面对后燕军的进攻，针对其恃强轻敌，采取示弱远避、待疲而击的方针，同时注重瓦解对方军心，奋勇追击，在参合陂（今凉城县）决战中歼灭四五万燕军。从此改变了两国力量对比，北魏势力进入中原。

登国十一年（396），拓跋珪乘胜进击，亲率40余万大军南下进攻后燕，拓跋珪率大军出马邑，克晋阳，取并州，东下井陉关，收降后燕将领李先，封其为征东左长使。继而长驱直入，直抵滹沱，在常山城（今石家庄市郊区东古城一带）下安营布垒，准备一举克城。当时，后燕常山太守苟延率众守城。拓跋珪劝降不成，便令将士大举攻城。苟延仓惶应战，但因他不甚懂兵法，指挥无方，加之双方力量悬殊，燕军死伤惨重，北魏军队破城而入，擒俘苟延。继之，魏军连占数十县。只有中山、邺（今临漳县）、信都（今冀州市）三城仍为燕军控制。十一月，魏王珪集结大批兵力攻打燕都中山。同时，命东平公拓跋议率兵五万攻邺城，命冠军将军王建、左将军李栗攻信都，准备一举灭燕。

后燕高阳王慕容隆守中山南门，率众力战，打退魏军的轮番进攻。魏军伤亡惨重。拓跋珪看中山城坚固森严，于是引兵向南，以优势兵力很快攻下信都。继之，兵临邺城，几次强攻不克，魏军营垒反遭慕容青的夜袭，拓跋珪只好暂时率军退驻杨城。此时，魏国并州监军丑提闻其叔父没根降燕，便督率所部人马杀回魏国都城作乱。拓跋珪闻知，准备撤兵北还，平息内乱。但又恐燕军穷追，腹背受敌。

于是，派国相涉延与后燕议和，并愿以其弟为人质留于燕。燕主慕容宝闻魏国内部有难而不许。同时，发步兵12万、骑兵3.7万屯于滹沱河北岸的柏肆坞（今藁城县），邀拓跋珪在此决战。拓跋珪求和不成，愤而应战。数日内统兵北上，在滹沱河南岸安营扎寨。慕容宝趁魏军立足未稳，遣精兵万余人夜袭魏营，企图先发制人。燕军过河之后，潜至魏营，利用北风纵火烧营，并发起猛攻。魏军营垒纷纷起火，兵将大乱。此时，拓跋珪正在睡觉，忽听军营大乱，慌忙弃营赤脚逃走。燕将乞特真率百余人飞马赶到拓跋珪大帐内，只见拓跋珪丢弃的衣靴，不见其人。拓跋珪逃出军营之后，立刻击鼓收众。

夜幕之下，乞特真闻鼓声以为中计慌忙鸣金收兵。燕兵闻锣鼓齐鸣，不知其故，以为遭到魏军伏击，顿时惊惶大乱，自相践踏，互相砍射。拓跋珪立即将全军集合起来，下令步兵在营外点燃火炬，骑兵向燕军猛冲猛杀。燕军四面受敌，又遭到魏军骑兵的轮番攻击，死伤惨重，乱作一团，燕将高长被俘。慕容宝只得收拾残兵，渡河北逃。魏军士气高涨，在拓跋珪的统领下穷追不舍。当时，正是风雪交加的夜晚，燕军士兵涉水渡河，加之多带伤残，冻死者尸体相枕。丢弃袍仗、兵器无数。慕容宝为保住性命，弃下大军，率步骑两万逃回中山。魏军连夜追击，兵临中山城下。后燕尚书郎慕容皓谋杀慕容宝未遂。斩关出城降魏。慕容宝见中山难保，便率一万骑兵杀出重围，逃奔龙城（今朝阳市）。繁华一时的后燕国都中山，终于在皇始二年（397）十月甲申日被魏军占领。

参见：北魏攻宋河南之战

天兴元年（398），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大同市），正式称帝。拓跋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后，鼓励农业生产，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拓跋珪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

此后数年，北魏注重于巩固内部及既得地域，也时而与北部的柔然和关中的后秦交战。如北魏天兴五年（402年），北魏大军以围城打援、分而歼之的战法，于柴壁（今襄汾西南）大败后秦军，歼灭3万余人。

永兴元年（409），拓跋珪被杀，其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泰常七年（422），魏明元帝乘宋武帝刘裕病卒之机，凭借强大军力，沿黄河流域全面开战，重点进攻，夺取黄河以南虎牢（今荥阳市）、洛阳、滑台（今滑县东）等军事重镇。由于南朝宋军善于守城，顽强抵抗，也使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

泰常八年（423），拓跋嗣卒，太子拓跋焘继位，史称魏太武帝。此时，北方除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为北魏所占。拓跋焘雄才大略，通晓兵法，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

参见：北魏攻夏统万城之战

魏始光三年（426）至四年，拓跋焘趁夏王赫连勃勃薨逝，诸子相残杀之机，二次率军进攻夏都统万城（今靖边东北白城子）。以佯弱诱夏军出战，引而疲之，然后隐军出夏军阵后，顺风冲击，大败夏军，克统万城，俘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等以万数，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

夏被北魏攻陷，夏王赫连昌被俘，其弟赫连定逃往平凉（华亭）继位。在431年趁北魏兵团回撤之机攻下西秦继续西扩，在青海湖被鲜卑吐谷浑汗截击，赫连定被生擒献于北魏。

参见：北魏攻柔然之战

始光元年（424）八月，柔然可汗大檀（即牟汗纥升盖可汗）闻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率6万骑攻入北魏云中（今和林格尔西北），杀掠吏民，攻陷北魏故都盛乐，包围了云中城。拓跋焘当太子时，十二岁远赴河套保卫长城抗击柔然的入侵，把边塞军务整顿的有声有色。对柔然的战术也颇为熟悉，于是他力排众议，亲自率2万骑兵急赴云中救援。柔然依仗人多，将赶来救援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及所部，竟包围达五十余重。起初，北魏将士十分恐惧。但是少年皇帝拓跋焘却“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因此使得北魏的将士们“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先是柔然的两位大将大那、社仑所发动的进攻被北魏军击退。之后，柔然大将于陟斤被北魏军射杀，拓跋焘趁势率军大纵深地向前穿插，北魏奋力突击柔然军，柔然军顿时被搅得一片混乱，大败而逃。次年十月，北魏大举征讨柔然，分兵五道并进，越大漠击之，柔然惊骇北逃。

魏帝为彻底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两面夹击的威胁，并雪云中被围之耻，在大败赫连夏，克其都城统万（今靖边东北白城子）后，决心集中力量打击柔然。神麚二年四月，与众大臣商议击柔然，公卿大臣及保太后担心宋军进攻，均竭力劝阻。太常卿崔浩认为：宋闻陛下克统万，内心深怀恐惧，必不敢动；柔然自恃遥远，谓我力不能制，防备松懈已久，故夏则散众放牧，秋则聚众南掠，今乘其放牧无备出击，可一举灭之。

魏帝对其见解极为赞赏，遂决定留太尉长孙嵩、卫尉楼伏连镇守京都；命司徒长孙翰领兵由西道向大娥山，自率军由东道向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越过大漠，合击柔然可汗庭（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

神麚二年（429）五月，拓跋焘抓住柔然夏则散众放牧之机，魏帝领军至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舍弃辎重，率轻骑兼马（每一骑兼有副马）奔袭，直逼栗水（今翁金河）。柔然无备，临战震怖，民畜惊骇奔散；大檀忙焚穹庐，绝迹西遁。大檀弟匹黎先在东部闻魏军至，率兵欲救其兄，途中遭长孙翰骑兵截击而败，其渠帅数百人被杀。大破柔然，威服高车，为稳定北方创造有利条件。从此，柔然势力大减，主动攻魏较少。

延和元年（432）五月，拓跋焘感觉部队已经休整完毕，便在平城南郊调集兵马，屯积粮草准备进攻北燕。同年六月，拓跋焘率军亲征讨伐北燕。七月魏军行至濡水（今河北东北部滦河）后，后方供给出现危机。拓跋焘当即派遣安东将军奚斤征发幽州和密云的民众及丁零族（高车）一万多人充当魏军的民夫，给魏军运送攻城的器具，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魏军主力继续东进，拓跋焘和奚斤在北燕都城龙城外会师。两路魏军在途中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抵抗，沿途的北燕守军和官员接连向北魏投降，魏军没费多少功夫就合围了龙城。拓跋焘在和龙外又征发了3万多民众为其挖围堑，企图困死龙城内的守军。

是年八月，北燕皇帝冯弘不甘心就此投降，便派了3万人出城向魏军挑战，战败。北魏昌黎公拓跋丘和河间公拓跋齐率部合围北燕军，燕军死伤近万人。遭此一败，北燕的官员和将领们都老实了不少，只有尚书高绍仍然率部抵抗，不久后也被杀死。冯弘见形势不利，便邀请高句丽军保护他，率龙城百姓东渡辽水，投奔高句丽。不久，冯弘因为自大被高句丽长寿王杀死，北燕灭亡。

参见：北魏灭北凉之战

太延五年（439）， 北魏帝遣使至北凉，得悉北凉主沮渠牧犍喜于传播柔然可汗妄言：去岁魏帝伐我大败，不能复振。知其称藩怀有二心，经朝议，决定依从谋主崔浩之言，出其不意，乘虚攻凉。六月，魏帝率兵从平城出发，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助太子拓跋晃监国，又令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太将军、建宁王拓跋崇领兵2万屯漠南，以防柔然。同时命公卿草书遣责北凉主沮渠牧犍，列数其12项罪状，劝其亲率群臣远迎魏军，才是上策。随后自云中渡过黄河，于七月至上郡属国城，留下辎重，部署诸军：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尚书令刘吉与常山王拓跋素为前锋，两道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

源贺为故南凉主秃发傉檀之子，南凉原据姑臧，后为北凉所占。源贺对魏帝言道：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皆臣祖父旧民，愿劝其归附。魏主称善。八月，拓跋健获得河西（即河西走廊与、泊水流域一带）畜产20余万。北凉主未肯出迎，一面遣使求救于柔然，一面派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领兵万余出战于姑臧城南，北凉兵望风奔溃。魏帝遣使晓谕北凉主出降，沮渠牧犍得报柔然将攻魏边塞，猜测魏帝可能还师，遂闭城固守。其堂弟沮渠祖城出降，魏帝俱知城内情况，于是分兵围攻。由于源贺引兵招慰城附近诸部下3万余落，故魏帝得专攻姑臧。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万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溃，沮渠牧犍率文武5000人出降。北凉历39年而亡。继之，魏军又攻克张掖、乐都、酒泉等地，皆留将镇守。

16岁的拓跋焘即位，即位之初就以少胜多，顶住了北方柔然的入侵。后来拓跋焘主动反击柔然，先后13次出兵柔然，征服了漠北一带，使柔然臣服。拓跋焘于427年，用3万骑兵攻破了坚不可摧的胡夏统万城。431年灭胡夏，平山胡，西逐吐谷浑，又于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使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复归统一。

至此，北魏统一了北方，继前秦苻坚后再度使北方归为一统。从而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

拓跋焘凭借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加之自己的雄才大略、军事才干，经过近20年的统一战争，最终统一了北方，加强北魏的封建化进程，使北魏政权更为巩固。在与刘宋交战时，北魏御敌于国门之外，并远征至长江北岸，使得刘宋“北伐败辱，数州沦破”，对刘宋的江北六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加重了刘宋治下人民的苦难。此外，北魏大臣、军事谋略家崔浩，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谋主，他参与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军事决策，多谋善断，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方式，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真君六年（ 445）九月，杂居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各等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领导下于杏城（今黄陵西南）爆发的起义（见盖吴起义）。诸少数族和汉族被压迫人民争相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东起潼关，西至陇西（今陕西、甘肃交界处）。一年后，起义虽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参见：北魏孝文帝改革

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登基，逐步实施了改革，使社会经济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孝文帝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诸如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迁都、汉化政策等，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为隋唐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魏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魏初，鲜、汉官号杂用。迁都后，改定官制，一依魏晋南朝制度。北魏统治者迫切要求同汉族地主进一步合作，为此，他们需要进一步消除民族界限，实行汉化政策。但在鲜卑贵族集中的旧都平城，推行汉化政策阻力很大。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他声言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翌年冬，正式迁都洛阳。孝文帝改制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他们不仅在改制前进行抵制，在改制中和改制后也不断反抗。496年，太子拓跋恂企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同年冬，旧贵族在平城发动兵变。孝文帝派军平服了叛乱，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

北魏建国后，其社会跃入封建制，生产力逐步发展。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没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中国北方自西晋永嘉之乱（310年）以后，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争破坏，许多百姓死于兵革，毙于饥馑，中原地区一派凋敝景象。在北魏王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努力，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改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在今安阳）冶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魏孝文帝变法之后，北方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北魏政治的日益腐败，吏治逐步败坏。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僮仆多达六千，妓女五百，一餐费数万钱。他与河间王元琛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斗富。被称为饿虎将军的元晖作吏部尚书时，卖官鬻职都有定价，人们称吏部为卖官的市曹，称这些官吏为白昼的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征收租调时，重新使用长尺、大斗、重秤。

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破产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依附农民，或逃避赋役，入寺为僧尼。 北魏控制的编户日益减少，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由于矛盾的激化，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北方已不断爆发叛乱。北魏除加重税收外，多次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大乘教叛乱，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政府动员了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起义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席卷了今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广大地区。起义军在战斗中杀死了北魏许多王公贵族和州郡牧守，诛戮地主，摧毁坞堡，有力地打击了北魏的统治。起义军包括了汉、鲜卑、匈奴、氐、羌、敕勒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共同战斗中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对民族融合也有积极影响。

六镇，也称北镇，是北魏前期为了攻击和防御柔然政权，沿平城北由西向东依次设置的六个军事据点：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北魏前期，柔然是其最主要敌人。北魏将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六镇，每镇设置镇都大将，镇将由鲜卑贵族之中杰出的军事人才担任，而戍防的士卒多是拓跋联盟各部落的牧民和中原豪强地主的高门子弟。随着北魏一统北方，柔然政权在北魏的打击下也日益衰落，对北魏已经无法造成致命威胁，六镇的军事政治地位开始变轻。

孝文帝改革后，实施了门阀化，六镇的统治者们无论立了多大的战功，总是被排斥在门阀以外，不能踏入北魏政府的高层政治舞台。六镇的鲜卑人还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鲜卑族语言、习俗，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最大阻碍。他们与洛阳方保持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抗衡。

523年，塞北的柔然政权出现饥荒，柔然政权大汗阿那瓌率兵三十万南侵，在六镇进行了一场烧杀抢掠，将六镇人的家财粮食一掠而空。

北魏孝明帝年幼，年轻的胡太后听政当家，对六镇问题，只是简单地发放了一些赈恤粮款，赈恤粮款本就是杯水车薪。523年四月，怀荒镇军民强抢官府粮仓，并杀掉了怀荒镇镇将于景。怀荒镇的事情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524年四月，沃野镇辖区的高阙戍兵匈奴人破六韩拔陵带着手下的兄弟们起事，挥刀杀掉了戍主，宣布起义。六镇军民纷纷起义，破六韩拔陵改元“真元”，署官封爵，成为六镇义军的领军人物。破六韩拔陵的义军占领了沃野镇，而别帅卫可孤领导的义军则占领了怀朔镇。北魏政府先后三度易帅，分别以淮王元彧、尚书令李崇、元渊为北征大都督，率军北进，镇压起义军，但与义军的交锋却一再失利。524年八月，六镇东西两部敕勒酋长皆归附于义军，义军完全控制了六镇地区。

北魏请柔然人当雇佣军，镇压六镇人民起义。六镇一直是柔然人眼中的障碍，525年四月，柔然大汗率军十万，入六镇，从武川西向沃野，配合元渊的魏军向六镇义军攻击。在两面夹击下，义军很快处于劣势，卫可孤战死。元渊又分化了西敕勒酋长，削弱义军势力。八月，柔然军与魏军会合，在五原大败义军主力，破六韩拔陵下落不明，义军被迫降魏。六镇20万被俘兵民安置在河北三州之后，正逢河北遭遇水旱之灾，无处就食，出现逃亡现象，二十万六镇军民再度起义，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也陆续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

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北魏政权摇摇欲坠。边镇豪强集团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各自发展势力。肆州秀容（朔县北）的契胡酋长尔朱荣聚集了北镇豪强和流民，势力发展最快。

参见：河阴之变

自从孝明帝元诩登基，北魏长期以来由元诩之母灵太后胡氏临朝称制。武泰元年（528年），元诩计划把权力从母亲灵太后手中夺回，选中镇守晋阳郡的大将尔朱荣，召对方入京帮助自己争权。但灵太后的两位情夫郑俨、徐纥和灵太后密谋，打算除掉元诩，武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528年3月31日），元诩中毒身亡。元诩死后，灵太后将元诩宠妃生下的女婴立为皇帝安抚人心，但灵太后知道此事无法长久隐瞒，不久又宣布了“所谓皇子本是皇女”，另立元诩族侄元钊为皇帝。

然而高欢为了依附尔朱荣的势力，让自己飞黄腾达，于是对尔朱荣进言道：“如今天子势力薄弱，太后淫乱，佞臣擅命朝政，以您现在的势力之强，可以趁机找个借口，宣称要清算郑俨，徐纥这些人的罪行，以清君侧为名义起兵进军洛阳，这么做就可以成就您的霸业。”此时尔朱荣的野心日益膨胀，听到高欢的提议之后大喜，和他一起从白天谋划至半夜。

灵太后毒杀亲子，给了早已按捺不住的尔朱荣和高欢一个可乘之机。随即，尔朱荣便和其爪牙元天穆、高欢等人决定，以给元诩报仇为借口，然后继续率大军南下，进军洛阳。后来，尔朱荣又打算择立一个新主，他秘密铸造了多位北魏亲王的金像占卜，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金像铸成，于是尔朱荣打算立他为皇帝。

尔朱荣率领军队渡过黄河。灵太后见大势已去，下令孝明帝所有的后宫嫔妃和她一起出家为尼。见到朝廷如此脆弱，于是尔朱荣产生了异心，认为天下趁机可取。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528年5月17日），尔朱荣假称自己想要与朝臣们共同立下盟誓，将他们诱骗至河阴西北三里，至南北长堤，让他们下马。看到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瞬间变了脸，诈称高阳王元雍想谋反，令手下骑兵将百官包围，随后下令纵兵大杀，刀劈斧砍，飞矢交加，血流成河。上至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元子攸的表兄王遵业兄弟二人，几乎无一幸免，共计两千余人惨死于尔朱荣的屠刀下。屠杀百官的过程中，尔朱荣又命令自己的二三十名手下提着刀闯进元子攸所在的行宫。尔朱荣之前已经将手下郭罗察和叱列杀鬼派过去看管元子攸，他们不顾元子攸的挣扎反抗，一拥而上将他强行拖拽抱进帐篷里，剩下的士兵扑上去，乱刀砍死了元子攸的两个兄弟。做完这一切之后，元子攸被尔朱荣的四五十个手下士兵掳至河桥软禁起来。随后，尔朱荣把灵太后和元钊沉入黄河。

永安元年（528年）五月，尔朱荣返回晋阳。临行前，他令元天穆在洛阳暂时替自己掌握朝政大权，并强迫元子攸封元天穆为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领军将军。还让自己的心腹朱瑞成为黄门侍郎，中书舍人，替自己监视朝廷动向和元子攸。在杀光了北魏中央政府的官员后，北魏朝廷的重要官职被尔朱荣换成自己的心腹下属。

永安三年（530年）八月，尔朱荣向元子攸索要九锡未遂后，未经过允许便亲自带领四五千骑兵，逼近洛阳向元子攸兴师问罪。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元子攸决定放手一搏，在奚毅，温子昇等人的协助下，元子攸亲手斩杀了尔朱荣。后来尔朱兆将元子攸掳至晋阳杀害。

参见：北魏分裂

随着尔朱荣遇刺身亡，曾经不可一世的尔朱家族失去了最大倚仗，并在两年之内迅速衰败，普泰二年（532年）二月，早已背叛尔朱氏的高欢在韩陵击败尔朱氏余党，成为北魏权臣。同年四月，高欢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而节闵帝元恭则被高欢废黜幽禁，随后惨遭杀害。

与尔朱氏对皇帝的步步紧逼，打压防备完全不同，高欢一开始比较注重个人名声，所以对孝武帝元修比较宽容放纵，允许元修大肆发展自身势力。可高欢后来不仅未能处理好和元修的关系，还和元修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永熙三年（534年），元修准备率军攻伐驻扎在晋阳的高欢，在河桥征集十万兵马，令前军大都督斛斯椿镇守虎牢关，并给荆州刺史贺拔胜下诏书。

最后，元修直接和高欢摊牌。他命令中书舍人温子升以自己名义给高欢写书信，温子升不想帮他写，元修勃然大怒，拔出剑来硬逼着他替自己写。在书信中，把皇帝元修的一番忧惧无奈、不甘示弱、晓以大义、表面贬损自己实际威胁对方的心迹披露无疑。高欢看后丝毫不为所动，反而继续带兵逼近洛阳。孝武帝元修的亲信，中军将军王思政劝皇帝避高欢兵锋，前往关中依附宇文泰。于是元修封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尚书左仆射，宇文泰令骆超率领一千骑兵去洛阳迎接元修。元修又下诏宣示高欢的罪恶。

元修逃到宇文泰那里后，高欢任命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全权处理国家政务，预备立他为帝。元亶很显然是个脑子不好使的人，他还没正式即位，就“出入已称警跸”，对着其他人提前摆起了皇帝架子，而且刚愎自用，惟我独尊。高欢很嫌弃元亶这副狂妄作派，就把元亶赶下台，并打算改立他儿子为帝。

天平元年（534年），高欢立元善见做了皇帝，即孝静帝，并迁都于邺（今临漳），这就是历史上的东魏政权。迁都时，高欢将洛阳城内40万户居民迁到邺城，并大拆洛阳宫殿，将所拆的建筑材料运往邺城，致使这座300年的帝都逐渐化作一片废墟。第二年，孝武帝与宇文泰有隙，被宇文泰毒死，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这就是历史上的西魏政权。

东魏、西魏均没维持多久，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接受东魏皇帝元善见的禅让，建立了北齐政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则接受西魏皇帝拓跋廓“禅让”，建立了北周政权，元魏（拓跋魏）正式灭亡。

北魏疆域广阔，主要控制着中国北方地区，北至阴山南北沙漠、河套，东北至辽东半岛，东至海，西至凉州、流沙。南至江淮与南朝为界，南北国界虽然时有变化，但是大部分时间大致以淮河为界。

南朝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

北魏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其主要的州有：

并州、肆州、建州、恒州、朔州、汾州、司州、豫州、荆州、洛州、东荆州、东豫州、南兖州、相州、冀州、幽州、平州、瀛州、安州、定州、营州、雍州、豳州、夏州、华州、泰州、东泰州、泾州、岐州、兖州、青州、齐州、徐州、南青州、济州、河州、凉州、敦煌镇、 武川镇、御夷镇、怀荒镇、柔玄镇、抚冥镇。

太和十年（486）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三长制是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调力役。三长制建立后，代替了魏初的宗主督护制，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更完备了。

延兴五年（475）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北魏统治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搜刮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 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北魏孝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延兴二年（472），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

太和八年（484），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太和十八年（493），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鲜卑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

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太和十九年（494），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孝文帝改革使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北魏的宫廷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在道武帝拓跋珪时开始实施残酷的子贵母死制度，即后宫女性只要生下男孩并被立为太子就得被赐死，以避免母以子贵的情况发生。很多人误以为只要生下皇子就要被赐死，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但幼子还是需要人照顾，因此就有所谓的保太后，即当保姆照顾太子新君继位后被封为太后。北魏有三种皇太后，一种是皇帝的生母，另一种是皇帝的保姆，还有一种是前任皇帝时运气好没生儿子而活下来的皇后。到了宣武帝元恪在位时，宣武帝并没有赐死太子元诩的母亲胡太后，实际上子贵母死制度已经终结。

北魏兵民分开的，兵用于打仗，民从事耕桑。而兵主要由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农业主要由汉人从事。兵民之分也就是胡汉之分，也是胡汉分治的体现。而士兵里面也分两种，一种是鲜卑兵，另外一种是非鲜卑兵。鲜卑兵由代北部落的鲜卑人组成，主要担任北魏的禁旅和边防六镇的士兵。这种兵带贵族性质，地位颇高，但在魏文帝汉化之后有所改变。非鲜卑兵中，以高车兵最为重要，禁军和六镇边兵都有高车人。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和汉人军队。

瓜步之战后，北魏和南朝宋之间战事不断，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之战，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506），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出，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梁来说，这是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北魏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赋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太武帝统治期间，大将公孙轨到上党（今长治北），去时单马执鞭，回来则从车百辆。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税收由部落贡纳、牧民的畜牧税为以及一般农民的租调为主，其中农民的租调为最大收入。北魏规定租调税收为“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不过这是个一般办法，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增加征收物品的种类和数量。租调是按户收取的，户的大小没有限制，孝文帝改革之前，三五十家组成一户的情形很普遍。除了这种一般性税收外，政府经常因为战争而加开新税，官吏因为没有官俸，也常常以各种借口征税，给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

徭役方面，兵役方面由鲜卑人担任，因而兵役较轻。而力役的情况因为缺少史料，无法得知。只知道，为政府工作的工、杂役非常多。他们被编为隶户、军户、营户、府户、绫罗户、乐户等等。

孝文帝改革后，为了给官僚机构提供俸禄，以减少官吏欺压百姓。提高了税率，魏孝文帝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充百官俸禄。又在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办法大致有四项：

政府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了税收制度，一夫一妻应缴纳的租调为：“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北方广大地区由于战乱，户口流徙，田园荒芜，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北魏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秩序，太和九年（485）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同时实行新的租调制。太和十年（486），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奴婢和牛都可受田。均田制在当时地旷人稀的前提下施行，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施行，有益于生产发展和稳定的。北方大量的荒地被开垦，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农业的发展，使养蚕、牧畜、酿造等农村副业也发展起来，改变了北方荒凉残破的景象。

吏治的改善，负担的调整，农民可以从事生产，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此后，直到神龟末年，政治虽然逐渐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官府的仓库还是装得相当充实的。

北魏的畜牧业原本就很发达。孝文帝时期，又在河南设牧扬，养战马十万匹。如契胡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景而已”。

手工业也有所进步。绢布产量增加，绢价下降。魏初，每匹绢千钱，孝文帝以后降到二三百钱。榨油、酿酒、造纸、煮盐、冶铁等部门也有发展。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北方贵族多喜欢“南货”，官府于南境立互市与南朝贸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许多官僚、贵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

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但不少地区仍是“钱略不入市”。

北魏初年在代北曾推行过“计口受田”制；485年（太和九年），北魏政府在以往的基础上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

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死还田。男子每人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终身不还。在二十亩桑田上必须按规定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初受田时，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来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分额。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还受法和露田一样。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还受依奴、牛有无而定。土广民稀之处，任力耕垦，不受限制。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而不愿迁移者，以桑田抵应受露田数；不足者不给倍田；又不足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愿迁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赋役。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魏道武帝在平城设立太学，献文帝增设乡学，孝文帝迁洛以后私学更盛行起来，北魏各层次的文化教育机构陆续建设起来，南朝使者前来看到“礼仪富盛。人物殷阜”，惊叹不已。北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历程中创造出来的北国型文化，各方面都产生出有特点的代表人物与作品。经学家徐遵明，道教改革家寇谦之，佛教名僧昙曜，史学家崔鸿，文学家温子升，音乐家高闾，画论家孙畅之，文学家江式，书法家崔悦、卢谌二族。天文学家晁崇、信都芳，医学家李亮、李修，享有盛名的有大建筑家蒋少游，大农学家贾思勰，大地理学家郦道元，还有文学作品《木兰辞》，号称中国书法主系的魏碑，珍奇瑰丽的云冈、龙门、麦积山、敦煌等石窟寺艺术。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北魏社会有保守的一面，但更多是开拓和创新。

孝文帝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行汉化运动。

因此，迁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

迁都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北朝民歌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特征，风格刚健，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敕勒歌》、《折杨柳歌》、《木兰诗》就是当时民歌的代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既是一部地理名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又是一部佛教著述，提供了北魏迁都洛阳40年间的佛教史料。《水经注》从文学角度看，也不愧为一本文字优美的游记。

北魏雕塑下的的石窟寺中，继承了秦汉以来中国的艺术传统，也受到国外，特别是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摩崖石窟分布很广，西起甘肃，东至辽宁，保存著名的有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石窟，以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万佛洞，河南巩县的石窟寺等。在这些石窟寺中有古代艺术工匠所塑造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佛像，代表了当时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仍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北魏经历了游牧部落联盟而迅速转移到国家的历史，拓跋鲜卑人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北魏的主要宗教是佛教、道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僧尼的人数曾发展到二百多万。北魏大部分时期，由于国家及私人赞助，佛教艺术十分兴盛。云岗佛教石窟约兴建于460年，由上千位工匠历时约三十五年后完工，洞窟内有雕塑及与绘画。之后，北魏孝文帝亦于龙门兴建石窟。云岗石窟的佛像属较静态的罽宾风格，龙门的造像形式则较流线飘逸，开始展现中国风格的影响。北魏的陪葬陶器亦受到佛教影响，强调“正面性”（frontality） 及对称。与此同时，位于敦煌的莫高窟也在北魏时期发展较快，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

北魏道教主要是经过寇谦之改良的天师道。当时佛道两家的斗争十分激烈，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大举灭佛。

琐罗亚斯德教教在中国称为祆教或拜火教，主神被称为“胡天”，主要在入华的粟特人当中传播。文成帝在平城开凿了云岗石窟。

拓跋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战争中，被驱迫当兵的各族人民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驱逼。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围攻盱眙（今盱眙东北）时，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来造反。北魏为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羌、卢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军镇，进行严厉统治。魏律规定犯谋反大逆者，亲族男女不论少长全部处死，甚至还在实行原始的车裂法。 仅国史一案中，被灭族的北方汉族大姓就达千余人之多。

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憬诛”。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盲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崔浩等，最终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北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南北之间虽然战争不断，但双方聘问并没有断绝。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由此可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北魏消灭夏后，迅速开始了与西域政权间的联结，对柔然造成了威胁。随着北凉与魏反目，北魏迅速将北凉消灭，并因此将其行政管理延伸至西域地区。北魏灭凉后，为减轻政治成本，逐步撤离在西域的直接控制，借助反对柔然的力量以牵制柔然，继续维持与西域间的朝贡关系。

太武帝时期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势力又伸入西域，灭了五大国之一的鄯善，将其地改为鄯善镇，当时的诸域外国惧怕北魏强大，纷纷与之同盟结好，出现了五十余国朝贡的盛况，北魏的国势达到顶峰。

破洛那都贵山城

破洛那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卡散赛），《史记》《汉书》作“大宛国”。出名马“汗血马”。早在拓跋什翼犍二年（339年），破洛那即已“颍附”于拓跋部建立的代国。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太延五年之后，每遣使“朝贡”。

者舌

者舌在今乌兹别克，都者舌（今塔什干）。太武帝太延三年（437 年）遣使朝贡”，自是不绝。悉万斤国:在者舌国西南，位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都乌兹别克的撒玛尔罕。东晋十六国时期为粟弋国之地。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午）十月，遣使“朝献”。此后不绝。

粟特国

粟特国即粟弋，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早从汉朝起即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其国商人多至凉土（今河西走廊一带）贩货。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七月，粟特遣使朝献。太延五年，太武帝灭沮渠氏北凉，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的粟特人全部被虏。至文成帝拓跋浚初年（452年），粟特王遣使请续，文成帝下诏允许。此后又三次通使，直至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又遣使“贡方物”。

忸密

忸密在悉万斤西，都忸密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宣武帝永平二年（508年），忸密曾遣使访魏都洛阳。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社会渐趋安定，中国和波斯等地的交往重义恢复频繁。据《魏书》记发，在五六世纪时，中波关系非常密切。从文成帝太安元年（455）至孝明帝正光三年（522），波斯萨珊王朝遣使中国10次，中国使者亦曾通过于阗、疏勒踏上波斯的国土。波斯王常遣使献珍物，通过于阗向北魏朝廷进贡。至于频繁的民间往来则难以确记，但有两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在中西大道上来往人员众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繁盛。

在青海、河北、山西等地考古过程中出土不少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银盘等物。

通过友好往来，大秦等国的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和汗血马等输入到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等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6世纪末，中国的养蚕术通过波斯也传入大秦。

南天竺

笈多王朝与中国的交往在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381年）已经发生，以后，与南朝的宋、梁、陈、北朝的北魏都有频繁的往来。不过，与北魏的交往比南朝要晚近80年，且时间较短，从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起，四年、正始四年（507年）、永平元年（500年）、延昌三年（514年）的十几年中有五次，此后再也不见使节往来。

中天竺

中天竺除摩揭陀国之外，尚有拘萨罗国，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其王曾谴使入魏。

北天竺

乌苌国自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起与北魏有使节往来，至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先后六次派使节来北魏。

犍陀罗国与北魏的使节交往始于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其后永平二年（509年）、永平四年（511年）均遣使来魏都洛阳访问，前后凡五次（永平四年有三次）。

罽宾也是北天竺一国，即克什米尔。罽宾与北魏交往较早，自太武帝正平二年（451年）至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罽宾先后六次派遣使者访魏，愧赠方物。

东天竺

东天竺的槃是国（在今孟加拉）于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正月遣使至魏。后未见再有来往。

西天竺

西天竺，孝文帝太和元年（477 年）曾遣使至北魏。

孝文帝改制后，由于立长校户，政府控制的编户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龟年间，户口数目比西晋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约有五百多万户，三千多万口。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年—520年）户口统计大约有500万户，以户均口数6口计约有3000万人，因学者考虑到北魏北边军镇的府户、农官管理下的民屯户、国有牧场的牧户、僧尼及寺院的附户以及为官府供役的杂户、伎作户、乐户、盐户、金户等等未纳入官方统计的人群，而认为北魏实际户数达600万户，实际人口达3500万人。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农书。贾思勰，益都（今属山东）人，曾做高阳郡（今临淄）太守等官职，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中年以后，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永熙二年（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期间，他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十卷，共九十二篇，集周秦至北魏农业生产知识之大成。全书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土壤整治，肥料施用，精耕细作，防旱保墒，选种育种，粮食和蔬菜栽培，果树的培植和嫁接，畜禽的饲养和医治，食品的加工和储藏，以及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其中许多技术还在应用。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

北魏还出现了一位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省涿县）人，大约出生在468年或472年。据史书记载，郦道元为官素以严猛著称。他执法很严，不畏强权，因而不少权势人物都憎恨他。因为如此，他被陷害致死。他以《水经》为纲，写成地理名著《水经注》。

《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著作。《水经注》全书三十多万字，全书四十卷。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1250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水经注》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