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后龙风水禁地的封禁与开禁“后龙风水”禁地的封禁与开禁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帝王陵墓群之一。清东陵以孝陵为中心，东西两侧依次建有十四座帝、后、妃陵寝，其中皇帝陵五座：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皇后陵四座：昭西陵、孝东陵、定东陵（两座）；妃园寝五座：景妃、景双妃、裕妃、定妃和惠妃园寝。这些陵寝中埋葬有五位皇帝、十五名皇后、一百三十六名妃子、一名阿哥，共一百五十七人。据《遵化县志》记载：一次，顺治（帝）狩猎来至凤台岭，见山川秀丽，说：“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随手扔出一射箭用的扳指，以扳指落地之处定为穴位。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东陵自此始建。康熙二年（1663年），改凤台岭为昌瑞山。陵区东起马兰峪，西至黄花山，南抵天台、烟墩两山对峙的龙门口，北靠雾灵山。陵区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窄不等约20公里，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陵区以昌瑞山为界，分“前圈”和“后龙”两部分。“前圈”山环水绕，古树参天，是清东陵陵寝分布的地方，面积为48平方公里。昌瑞山以北的兴隆（时属遵化县辖）大部分境域被划为“后龙”禁地。“后龙”区域崇山峻岭，森林茂密，风景秀丽。建陵初期，昌瑞山顶的明长城被拆除后，整个陵区南北贯通。“后龙风水”的封禁“后龙”区域的封禁不是一次圈定的。从“后龙”禁区内开割的三条火道时间、范围和红、白、青三种木桩埋设的时间、范围证明封禁是逐步扩展的。火道是“后龙”风水区域为防止火灾而设置的防火隔离道，是保护风水禁区安全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清康熙二年（1663年）开始，在“后龙”区域内的东、西、北三面开割一条宽三十丈（约合91米）、长41公里火道，称内火道。火道由正北的分水岭中分，一条斜向东南，至鲇鱼关北鹰巢山上，长约20公里；另一条斜向西南至昌瑞山西面的关门子（券门子）止，长约21公里。火道每年割除一次，将火道内的树木、杂草砍伐干净。马兰峪镇标左右两营各派兵一百人，由千总、把总两员带领割伐火道。清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元年（1736年），三次将“后龙风水”禁区范围，向北扩展到兴隆县境内的雾灵山，与滦平、承德二县相连接，将原属古北口副将所管辖的曹家路、黑峪关、吉家营等处划归马兰镇管辖；西面扩展到密云县的杨家堡、墙子路一带。乾隆元年开始，从陵区东侧的灵窝沟起，向北沿大洼、老厂沟、窄道子延伸；向西沿板谷岭、黑峪关、曹家路、吉家营扩展，然后折向南，沿杨家堡、墙子路、镇罗关、将军关、黄崖关、青山岭一带扩展，并开割火道一条。火道宽约二十丈（约61米），长约160公里，称外火道。清嘉庆八年（1803年）和道光七年（1827年），先后经马兰关总兵兴长和宝兴奏请清政府，在昌瑞山开割一条宽十丈（约30米）、长10.75公里的火道。火道东起马兰关外正关城口，西至定陵止，这条火道称里火道。以上“后龙风水”禁区三条火道的形成和发展，为保护清东陵“后龙风水”区域的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龙风水”的防护陵区的“前圈”，是以风水围墙为边界标志，而“后龙”主要是以木桩和界石为界标。木桩分红、白、青三色。外火道长160公里，沿火道内侧每0.5公里埋设木桩三根，共九百三十六根，桩涂红色，故称红桩。在火道的山口四边之地立有界石十块。因界石之间相距较远，不能标明界限，清乾隆七年（1742年）三月，马兰关总兵布兰泰会同石门工部员外郎伊思哈、三陵总理衙门包衣员外郎兼荣膳总领和善带领员役工匠沿外火道外界与红桩相对，竖立白桩九百六十根。白桩高八尺（约2.4米），埋深二尺（约0.61米）。这些白桩与十处界石相连，界石上写着“风水外界”四个字。所竖红桩为“风水”禁区内界，白桩为外界。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为确保“风水”禁区的安全，直隶总督杨廷璋奏请朝廷批准，在遵化州的大安口至榆树沟一带设青桩二十四根，在蓟县属的熊羔子峪至赵北沟埋竖青桩十七根；在曹家路的南峪口及黑峪关、吉家营、窄道子、报谷岭一带竖青桩十五根。每根青桩上挂牌一块，上写“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设窑烧炭，各宜凛遵。如敢故违，严拿从重治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马兰关总兵保宁奏请朝廷批准，在鲇鱼关所辖地域增设青桩二十二根；老厂沟所属地界内增设青桩三十四根；黄崖关所属地界内增设青桩十一根；曹家路所属地界内增设青桩一百一十四根；墙子路所属地界内增设青桩三十根，共增设青桩二百二十八根，加原有的七十二根，风水禁区内共埋设青桩三百根。乾隆六十年（1795年）后，因仍有居民误入禁区，又在桩牌中间随火道曲折之处的鲇鱼关增加青桩七十根，老厂沟增加青桩六十九根，黄崖关增加青桩八根，将军关增加青桩七根，曹家路增加青桩三百八十四根，墙子路增加青桩三百二十根，共计增加青桩八百五十八根。至此，青桩总数达到一千一百五十八根。道光二年（1822年），杨家堡网子沟发生盗砍林木事件后，刑部提议，在青桩外的十里官山应标明官山界址。除鲇鱼关等十处青桩外侧尽系荒山无树，不立官山界石外，将墙子路、杨家堡、镇罗关等处，不拘里程，只以山树林边所止之处为界，立界石六块，界石上刻有“禁地官山”等字样。道光五年（1825年），经直隶提督奏请，将青桩内用碎石浮垒的界石改换成石碣，石上深刻“禁地界石”四字，以立永久标志。后又两次增设界桩和石碣，先后共设界桩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一根，红桩火道四百八十九里，青桩至界石之间宽十里，长一千零五十五里。青桩界石向北、西北、西、西南扩展甚远，包括了兴隆县北部、西部、西南和西北全部地域，均属“风水禁区”范围。“后龙风水”禁区圈定后，将禁区内居民驱赶迁移至火道边界以外居住，红桩内不准居民涉足。严禁偷伐树木、栽果、植树、埋坟、用火、采矿、砍伐、狩猎等。青桩、界石范围内，虽允许居住、耕种，但严禁偷伐树木、私挖药材、打窑烧炭等。由于风水禁区的设立，兴隆境内的人口锐减。据《遵化州志》记载：“风水区火道边界定居只有九百六十七户，耕种一万零一百二十二段（块）”。清政府为确保“后龙风水”禁区的封禁和安全，自马兰镇起至鲇鱼关、大安口、窄道子、板谷岭、黑峪关、曹家路、墙子路、北双洞、镇罗关、杨树沟、老鸦沟、黄崖关、白枣林、青山岭、黄花山、兴隆口共设十七个营汛，由马兰镇统辖。马兰镇原辖六营，即镇标左右两营、曹家路、黄花山、墙子路、余丁营。至仁宗（嘉庆）年间，又增加遵化、蓟县两营。镇标左右两营负责保护陵区“前圈”的安全；曹家路、墙子路、黄花山三营保护“后龙风水”禁区的安全；余丁营担负巡逻村庄、协防、割伐火道等差；遵、蓟两营负责稽查边关要口，巡逻地面，护送差使。左、右、曹、墙、黄五营下设共十三个分汛和三百四十个拨汛。据《昌瑞山万年统志》记载：左营东首口外火道拨汛九处（头拨子至九拨子）。在三拨子设千总、把总、经制外委各一员，督率各汛轮替梭巡。火道内拨汛五处。除在黑石峪设额外外委（清制最低武官，带兵20人）外，又在黑石峪、瞭马台、车道沟、倒流水、三岔口设拨汛。围墙内外设拨汛三十九处，北段二道洞设千总、经制外委各一员。右营西首口外火道设拨汛九处（头拨子至九拨子），其中在头拨子设额外外委一员，五拨子设把总一员。火道内的拦马墙、槟榔沟、龙扒石、天桥子、三岔口设拨汛五处。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兴隆山、王坪石、南双洞始设总巡，旧东门口设外委一员，管理火药库、军器库。以上两营所管大小拨汛一百七十五处。雍正年间，在马兰镇设总兵；墙子路、曹家路设都司；黄崖关、杨家堡设千总；老厂沟、窄道子、杨树沟、大安口、鲇鱼关、板谷岭、将军关、镇罗关、大洼、罗文峪等地设把总。兴隆境内的大洼、跑马场、老厂子、窄道子、北双洞、杨树沟、九拨子、三拨子等地均设有军事机构，驻扎兵丁，负责“风水”禁区的守备。二百五十四年的封禁，使“后龙”区域内遍地涌泉，草木丛生，古树参天，野兽成群。增加了植被，保持了水土，促进了生态平衡。由于森林覆盖率高，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虎、豹、熊、鹿、麝、猴、貉、狐、青猺、旱獭、飞鼠等野兽和雉鸡、红鸭、鹭鸶、老鹳、鸳鸯等野禽在这里栖息。樱花、红梅、竹子等植物得以繁衍生长，长期的封禁使这里成为天然的动、植物园。开禁之初，俗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粥锅里”和“兴隆山三不愁，烧柴吃水点灯油（松柴照明）”之说。“后龙风水”的开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清皇室仍享受“优待皇室”条件，东陵和“后龙”风水区仍为清室私产，维持原状。马兰镇总兵和东陵管理机构未撤，管理祭祀、修缮、治安事务的内务府、八旗、礼工部、宗族、绿营等五项旗人薪饷俸禄，由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拨给“优待皇室”的400万两白银项下支付，作为守陵五项旗人的生活费用。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因财政困难，已无力支付400万两白银优待皇室，守陵的五项旗人的生活失去了保障。东陵守护大臣皇族载泽会同马兰镇总兵崔祥奎奏请爱新觉罗·溥仪（宣统皇帝），在与中华民国政府协商同意后，决定划出部分“后龙”禁地900余顷。因缺少勘丈经费，清皇室与北平（北京）绸缎庄（天丰益）经理蔡介之商妥，由蔡出银56250元（银元）作为勘丈费用，并以兴隆山为中心的土地225顷作为抵押，批准蔡介之开垦土地。1915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二），蔡介之来兴以“天丰益”镇基局名义开垦兴隆山四区（即：北区、大东区、小南区、西区）的土地，大肆毁林、伐树扩地。此外，划给八旗、绿营、内务府土地144顷30亩，由其自种或出租；分给宗族、礼工部土地50顷，委托“天丰益”代管。后来蔡介之自任总办，委派杨曙江、刘象舟为副总办，借开垦之机扩地达800余顷。北平段祺瑞部下官僚钱老训和大地主李润身（李荫深）、张振岭等在兴隆本街设协记土地公司（协记局），他们得到礼工部兵丁授分地、扩地达200顷，在土城头设收租机构，以盘剥劳苦民众。马兰镇的崔宏道、崔子良等得八拨子梁以南至上关的土地30余顷；陈荫堂（即大席棚，也称停云山庄）从“天丰益”处租红梅寺一带土地十余顷；张善亭在上窝铺有地十多顷；王俊庭（承德县人），在北水泉一带有土地5顷；韩维新租八旗营兵丁授分地144顷；周子贤（即三兴堂）租绿营八旗项下在陶家台地8顷；王昆臣（即王家锅伙）在土城头租地8顷多；刘剑冲买南双洞、黑虎沟（八品叶）地8顷多；张羽翔、张起云，在南双洞有土地8顷；马子均买绿营兵丁地2顷；卢义卿（遵化县人），在红梅寺有地3顷；司绪（即司家锅伙）从“天丰益”处租红石砬和红梅寺西沟土地5顷。仅上述14家即占有土地千余顷。1916年始，平谷、密云、怀柔、蓟县、三河、玉田、遵化等地农民移居风水禁地内建筑房屋开荒种地。1921年，直隶垦植局又勘丈出土地千顷。至此，总计开垦土地两千余顷。据日伪《兴隆概况》记载：变民地189428亩、绿营地12003亩、八旗地3809亩、官租地2637亩、礼工部地1473亩、内务府地1413亩、遵化县教育局的学田地14747亩、遵化垦务局地928亩、恭亲王、苏庆王府和遵化福顺堂地13306亩、遵化留养局地1192亩、宗族地2533亩、香火地2403亩（含遵化般若院口外香火地100亩），还有升科余地、火道中心地等，计25万余亩。“后龙风水”开禁后，外县涌入兴隆开垦土地的劳苦民众，百分之八十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先靠租种“五项旗人”和“天丰益”镇基局及其他大地主的土地，这些佃户一石（当地一石约150公斤）粮要交租3-5斗（当地每斗约15公斤），广大的劳苦民众用血汗养肥了官僚、地主。随着“风水禁区”的开发，开垦土地和采伐森林，外地资本纷纷投入兴隆，争相开办大小木行。雾灵山、獐犭冒山、六里坪等处周围有千余人伐木，高峰季节全境日伐木量在1000立方米左右。1917年，直隶都督曹锟派蒋雁行来兴隆任垦植局总办。1921年，建东荒垦植局。1924年，改东荒垦植局为直隶垦植局。1925年，改直隶垦植局为直隶林垦局。后林垦局又改称“河北省第一林垦局”、“林务局”，隶属民国河北省政府实业厅，这是兴隆境内最早的行政机构。此间，虽多次改制和更换局长，但军阀们为充实军费和中饱私囊，从未停止砍伐林木。从开禁到建县时的15年，是砍伐木材的鼎盛时期，全县砍伐木材年纯收入为80~90万银元。随着土地的开垦和林木的砍伐，促进了兴隆工商业的发展，到1930年8月批准建县时，兴隆的商铺发展到34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