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文是用一种发源于北印度的音节字母书写的，这种被称之为婆罗米字母（Brāhmī）的系统在当地（指公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来抄写梵文的卷本。对它的语法结构以及解读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两位德国学者Emil Sieg及Wilham Siegling于1908年完成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罗语似乎是以两种语言或说方言的形式存在的，并开始用我们所知道的吐火罗A（以下简称T.A.或-A）和吐火罗B（以下简称T.B.或-B）来区分两者。保留在德国的抄本残卷包含了两种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则只是由T.B.书写的。

最终一个德语词Tocharisch被借用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古代印欧语言，并导致了之后一系列关于命名上的争论（见后文Tocharian的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吐火罗语Tocharian”这个概念正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吐火罗文的文献著作大多是以佛教内容为主题的，包括了大量的《本生经》转写译本和新编本、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教诲和戒律的著作。在T.B.文本中也包含了一些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像是寺院经营档案、商旅通关文件、医学和巫术的报告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用吐火罗文书写的文本为研究中亚古代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吐火罗语构成了印欧语言当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和临近的其他印欧语言（属于印度－伊朗语族）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进一步的研究则说明，吐火罗语更接近于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所谓的centum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吐火罗语中的“一百”拼做känt－A、kante－B，相比较拉丁语的centum，它们的词首辅音都是/k/而不像梵语（印－伊语族代表语言之一）是中śatám的/s/。其他的例子还有“听”klyos－A，klyaus－B，拉丁clueo，梵śru；“谁”kus-A，kuse-B ，拉丁qui、quod，梵kas。在音韵特点上，吐火罗语与大多数的印欧语言都大相径庭，这突出的表现在几乎所有的印欧语言的辅音系统都是成对出现的，即同样的发音方法和部位上存在清音和浊音的对立（某些语言还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而吐火罗语中却出现了一些音的缺失，比如与p,t,k相对的三个浊音就没有在语音系统中出现。这个特点在印欧语系中仅仅在一些安那托里亚语族语言（Anatolian，该语词借自今土耳其同名高原）中出现，比如赫梯语（Hettite；由于该语族早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就可能已经消亡，所以大多数专家并不认为吐火罗语和安那托里亚语因此有必然的亲缘关系，编者注）。

与让人迷惑的语音学特点相比，吐火罗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则充分的体现出了印欧语言动词词法的特点，无论是在词干构成还是人称词尾上都是十分明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动词中动态（mediopassive）构词中r（指该字母所表示的颤音或闪音）的运用，就像在古意大利诸语言（拉丁语为该语族唯一残存的语言，进而这个孑遗者衍生出了一个独立的罗曼语族,编者注）和凯尔特诸语言中那样，比如is heard（被听见，被听说）在吐火罗语中为klyostär-A，klyaustär-B。另外第三人称复数的过去时也使用-r结尾，这和拉丁语梵语的完成时以及赫梯语的过去时是类似的。名词的特点则不太符合它印欧语的血统（参考文献中未举实例，无法印证，编者），但依然保留了印欧语言传统中的三个数（单数，复数和双数）和至少五个格（主格，宾格，属格，呼格与离格）。另外有一些印欧语言中所没有的名词变化。大多数被证实的名词变格主要是作为宾词的后置派生部分而存在的。

在词汇成份上，得到证实的是，吐火罗语首先受到了伊朗诸语言的影响，之后是梵语（这主要体现在佛教的兴盛而引入的宗教术语）。相比而言，汉语的影响是较少的，表现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同时一些古老的印欧语的词汇元素得以保留，比如：“火”por-A、puwar-B，希腊语pyr，赫梯语paḫḫur；“狗”ku（-A同-B），希腊语为kyōn；“大地earth”tkam-A、kem-B，赫梯语tekan，希腊chthōn；特别是在直系家庭关系的词汇上，pacar、macar、pracar、ckacar（T.A.；T.B.的区别在第二个元音a被e替代）分别表示了父亲、母亲、兄弟、女儿。

自从sieg和siegling的研究成果问世以来，使用Tocharian来表示这种语言的恰当性就一直受到质疑。两人在研究那些在吐鲁番和焉耆一代发现的文字残本的时候，在T.A.中发现了一部佛教戏剧作品，在成功解读后，他们发现该作品和一部已知的佛教戏剧作品内容上的同一性，而后者仅以一种突厥语译本的形式被人们了解的，在这个翻译抄本上指出了原文是一种叫做Twgry（用拉丁语转写的发音）的语言；于是一个被古希腊人叫做Tócharoi的古代中亚民族（拉丁语中为Tochari，梵语为Tokhāra）由于发音上的相似性，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两人为这个新语言命名的依据。而根据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记载，这个民族在公元前2世纪生活于奥克萨斯河上游一带，而在此之前是从更东部的地方迁徙来的（参考中国历史，应该是从敦煌一代因受匈奴压迫而西迁的大月氏族，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尚不明确，编者注）。

吐火罗语的使用情形。在一种语言的名称上面加上A·B这样的符号是很特别的。吐火罗语的研究历史其实也可以说是有关这种语言的命名问题的争论史，可见这种语言的性质是多么的复杂，究竟应该用什么名字来称呼才算恰当？这里暂以A ·B来区别的两种方言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语言与其他的那一种语言具有亲缘关系？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像这样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吐火罗本来指的是阿姆河（流经阿富汗与中亚的边界线）以南、阿富汗北部的地方，所以吐火罗语就应该是这个地方的语言，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的人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语言，当专家们开始研究丝路出土佛典的时候，才发觉里面有未知的语言存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究竟怎样称呼自己的语言？关于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议论纷纷，要把这个命名问题的经过情形详细地说清楚是很困难的事，仅把有关吐火罗语的问题，大致上已成定说的结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用这种语言所写的佛典和文书类大概是六至八世纪左右的东西，出土地限于新疆的天山北道的库车一带到敦煌之间。

(2)这种语言与同时代或者更早的近邻的诸语言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反而比较接近远处西方的欧洲各地的语言。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孤立于东方的欧系语言。

(3)这种语言的本来的名称并不清楚，‘吐火罗’这个称呼并不是正确的。因为，这种语言很明显的与刚才所说的吐火罗地区或者住在那里的吐火罗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照理应该是按出土地，也就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地方的名字来为这种语言命名的。

(4)被人取错了名字的这种吐火罗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库车到吐鲁番之间广泛地被使用的B方言，另一种是仅使用于吐鲁番、焉耆一带的A方言。所以我们按A方言的中心地焉耆的古名阿焉尼来为A方言取名为阿焉尼语，按库车的古名龟兹来为 B方言取名为龟兹语，我想这样是最妥当的。

(5)用A方言（即阿焉尼语）所写的全部都是佛典，没有文书类。用B方言（即龟兹语）所写的则除了佛典以外，还出土了文书、记录等世俗的东西。阿焉尼语和龟兹语虽然是具有姊妹关系的两种方言，可是除了在用途上有这样的差别以外，在性质上也不同，龟兹语中残存了比较古的印欧语的形态，文法上也处于未整理的状态，因此我们有下面的推测，阿焉尼语是以龟兹语为基础，为了宗教上的目的（书写佛典），将龟兹语加以整理而形成的。

在之后的年代中，Tocharoi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统治阶级逐渐开始使用一种伊朗语支的语言作为书面语，然而他们最初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语和T.B.双语镌刻的碑文则直接把梵语的tokharika和T.B.中kucaññe（即“库车”Kychean）联系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涩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罗两语言及古代的Tochario人简单的联系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论如何，Tocharian这个词来表示吐火罗语看起来还是合适的。当然，某些场合T.A.也被叫做东吐火罗语、吐鲁番语（Turfanian，国内研究者多采用“焉耆语”这个概念），T.B.则相应有西吐火罗语、库车语（Kuchean，国内研究者多用“龟兹语”）。

尽管吐火罗语历史上分布最东的一种印欧语言，并且在词汇上受到了印度－伊朗语族语言的强烈影响，但这种语言在语言学上与西北部的印欧语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与古意大利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联系上——更多的共同词汇和口语表达方式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言和希腊语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关于两种吐火罗语之间的联系，一种可能性是，在已发现的残本所反映的年代时，T.A.已经是一种由于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内被保护起来的死语言了；而T.B.在吐火罗语流行区域内，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关记录经济生活而非经文的文本说明了这一点。而在东部地区寺院发现的经文手稿中，也混杂有西部吐火罗语，则可能是由于佛教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的，故而传教者转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罗语手稿。

在之后的年代中，Tocharoi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统治阶级逐渐开始使用一种伊朗语支的语言作为书面语，然而他们最初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语和T.B.双语镌刻的碑文则直接把梵语的tokharika和T.B.中kucaññe（即“库车”Kychean）联系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涩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罗两语言及古代的Tochario人简单的联系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论如何，Tocharian这个词来表示吐火罗语看起来还是合适的。当然，某些场合T.A.也被叫做东吐火罗语、吐鲁番语（Turfanian，国内研究者多采用“焉耆语”这个概念），T.B.则相应有西吐火罗语、库车语（Kuchean，国内研究者多用“龟兹语”）。

1.原词条描述辅音时，有杂糅的嫌疑，混杂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两种分类方式（“与”前是发音位置，之后是发音方法），且多有现以不太使用的术语，如“顶音”（放音部位的划分，即上颚音/前舌面音）、“气音”（发音方法的划分，包括了通音和部份喉部擦音）等等。

2.原词条在描述词形变化时，“间接格”原文应是oblique，在这里合适的译法应是“宾格”；同样，比“所有格”更恰当的术语应该是“属格”；另外语态的“中间态”应为“中动态”mediopassive，以区别完全的被动态。同时，继编者认为，原始词条中所说的“依格”、“从格”可能对应于更通用的术语概念“与格”、“离格”，但因未见原文依据不足，仅为猜测。

吐火罗语（Tocharian或者Tokharian），或者也是个单一语言构成的印欧语系下的语族，作为一个已经消亡的古老语言，在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后半期（其中，已发现的由吐火罗文书写的文献集中于公元6～8世纪）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南部）。该语言以被证实的有两种方言：东部的吐火罗语A，流行于吐鲁番盆地和孔雀河中下游；西部的吐火罗语B，则在库车绿洲及其周边（和A有部分重叠）被广泛使用。

汉语“蜜”字来自吐火罗语A “myat”、吐火罗语B “mit”。

汉语“沙门”来自吐火罗语B “samane”

汉语“沙弥”来自吐火罗语B “sanmir”

汉语“佛”最早来自吐火罗语B“pud”（季羡林）

汉语“狮子”来自吐火罗语A sacake

汉语“昆仑”来自吐火罗语A klyom，吐火罗语B klyomo

汉语“翕候”来自吐火罗语A yapoy，吐火罗语B ype （土地）

关于两种吐火罗语之间的联系，一种可能性是，在已发现的残本所反映的年代时，T.A.已经是一种由于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内被保护起来的死语言了；而T.B.在吐火罗语流行区域内，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关记录经济生活而非经文的文本说明了这一点。而在东部地区寺院发现的经文手稿中，也混杂有西部吐火罗语，则可能是由于佛教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的，故而传教者转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罗语手稿。

尽管吐火罗语是历史上分布最东的一种印欧语言，并且在词汇上受到了印度－伊朗语族语言的强烈影响，但这种语言在语言学上与西北部的印欧语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与古意大利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联系上——更多的共同词汇和口语表达方式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言和希腊语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季羡林：“既然讲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学进军的情况，我就讲一讲有关吐火罗文研究。我在德国时，本来不想再学别的语言了，因为已经学了不少，超过了我这个小脑袋瓜的负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毕生所掌握的绝招统统传授给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热情屈服，学习了吐火罗文A焉耆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语。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回国以后，也是由于缺乏资料，只好忍痛与吐火罗文告别，几十年没有碰过。

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焉耆县七个星断壁残垣中发掘出来了吐火罗文A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新疆博物馆的负责人亲临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读。我由于没有信心，坚决拒绝。但是他们苦求不已，我只能答应下来，试一试看。结果是，我的运气好，翻了几张，书名就赫然出现：《弥勒会见记剧本》。我大喜过望。于是在冲刺完了《糖史》以后，立即向吐火罗文进军。我根据回鹘文同书的译本，把吐火罗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个头绪来。陆续翻译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译文间有错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残卷译成了英文。我请了两位国际上公认是吐火罗文权威的学者帮助我，一位德国学者，一位法国学者。法国学者补译了一段，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谦虚，我也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