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向充时为中书郎，与步兵校尉习隆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阳，以时赐祭，凡其亲属、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王礼”。于是始从之。

曹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瓘至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昔晋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后果如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国府，此殆天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