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於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後世。

天生育人而使人有贪心有欲望。欲望产生感情，感情具有节度。圣人遵循节度以克制欲望，所以不会放纵自己的感情。耳朵想听乐音，眼睛想看彩色，嘴巴想吃美味，这些都是情欲。这三方面，人们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明的，还是不肖的，欲望都是同样的。即使是神农，黄帝。他们的情欲也跟夏桀、商纣相同。圣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由于他们具有适度的盛情。从尊生出发，就会具备适度的感情，不从尊生出发，就会失掉适度的感情。这两种情况是决定死生存亡的根本。 世俗的君主缺乏适度的感情，所以动辄灭亡。他们耳朵的欲望不可满足，眼睛的欲望不可满足，嘴巴的欲望不可请足，以致全身浮舯，筋骨积滞不通，血脉阻塞不畅，九窍空虚，全都丧失了正常的机能。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有彭祖在，也是无能为力的。俗主对于外物，总是想得到不可得到的东西，追求不可满足的欲望，这样必然大大丧失生命的根本，又会招致百姓怨恨指责，给自己树起大敌。他们意志容易动摇，变化迅速而不坚定，他们夸耀权势，好弄智谋，胸怀欺诈，不顾道德正义，追逐邪恶私利，最后搞得自己走投无路。即使事后对此悔恨，还怎么来得及?他们亲近巧诈的人，疏远正直的人，致使国家处于极危险的境地，这时即使后悔以前的过错，已然不可挽回。闻知自己即将灭亡的话这才惊恐，却仍然不知这种后果由何而至。各种疾病暴发出来，反叛内乱时发不断。靠这些治理百姓，只能给自身带来极大的忧患。以至耳听乐音而不觉得快乐，眼看彩色而不觉得高兴，口吃美味而不觉得香甜，实际上跟死没什么区别。 古代的得道之人，生命得以长寿，乐音、彩色、美味能长久地享受，这是什么缘故?这是由于尊生的信念早就确立的缘故啊！尊生的信念早确立，就可以知道早爱惜生命，知道早爱惜生命，精种就不会衰竭。秋天早寒，冬天就必定温暖，春天多雨，夏天就必定干旱。天地尚且不能两全，又何况人类昵?在这一点上人跟天地相同。万物形状虽然各异，但它们的生丰是一样的。所以，古代修养身心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效法天地。 酒樽中的酒，舀的人多，完的就快。万物消耗君主生命的太多了，所以君主的生命常常很快耗尽。不仅万物消耗它，君主自己又损耗它亲为天下人操劳，而自己却始终不察觉。在外虽然功成名就，可是自身生命却已损耗。以至耳不能听，眼不能看，嘴不能吃，心中大乱，口说胡话，精神恍忽，临死之前，神经错乱，惊恐万状，行动失常。耗费心力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可悲吗?

世上侍奉君主的人都把孙叔敖受到楚庄王的常识看作是幸运的事。但是由有道之人来评论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这是楚国的幸运。楚庄王喜好四处游玩打措，跑马射箭，欢乐无余，而把治国的辛苦和作诸侯的忧劳都推给了孙叔敖。孙叔敖日夜操劳不止，无法顾及养生之事。正因为这样，才使楚庄王的功绩载于史册，流传于后代。

《吕氏春秋》扬弃了老子的情欲心理思想，纠正了其否定感官欲望的偏颇；继承发展了《庄子》“适欲”的思想，并将其奉为“死生存亡之本”（《情欲》），予以详细的论述。作者首先肯定人的感官欲望的合理性：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制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 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情欲》） 这里所说的“情”，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情绪或情欲，而是一种与“性”密切相联的 “本性之情”或“情性”（即本性）。这段文字包含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欲望是出于本性之情，有着本性为其内在根据（“欲有情”）；人的感官对于“五声”、“五色”、“五味” 的欲求是合乎人性的自然之情；第二，无论贵贱智愚或圣贤暴君皆有声色之欲；第三，圣人 与其他人不同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顺应本性之情而行欲——“得其情也”；第四，行欲者是 否能够顺应本性之情——“得其情”，在于行为主体是否珍爱生命——“贵生”；第五，能否顺应本性而行欲乃关系到“死生存亡之本”，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