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帅唐介辟签书判官，暇日促膝晤语，告以立朝事君大节，曰：“君廊庙人也。”以介荐，应熙宁制科。时王安石从政，改新法，陶对策枚数其过，大略谓：“贤良之旨，贵犯不贵隐。臣愚，敢忘斯义？陛下初即位，愿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顾安石取卷读，读未半，神色颇沮。神宗觉之，使冯京竟读，谓其言有理。司马光、范镇见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辈言不复效，不意君及此，平生闻望，在兹一举矣。”

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随罢，陶虽入等，才通判蜀州。张商英为御史，请废永康军，下旁郡议，陶以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潜具守备，城门启闭如平时，因以永康前议上于朝，军遂不废。

王中正为将，蜀道畏，事之甚谨，而其所施悉谬戾，陶奏召还之。李杞、蒲宗闵来榷茶，西州骚动。陶言：“川蜀产茶，视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皆通商，两川独蒙禁榷。茶园本是税地，均出赋租，自来敷卖以供衣食，盖与解盐、晋矾不同。今立法太严，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宗闵怒，劾其沮败新法，责监怀安商税。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虚名，救蜀民百万之实祸。幸而言行，所济多矣。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起知广安军，召为司门郎中。

擢殿中待御史

元祐初，首献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可成，杂处于朝，则玫体不纯。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在先朝，则与小人表里，为贼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泽不能下流；在今日，则观望反覆，为异时子孙之计。安焘、李清臣又依阿其间，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昔者负先帝，今日负陛下。愿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数人相继罢去。时议行差役，陶言：“郡县风俗异制，民之贫富不均，当此更法之际，若不预设防禁，则民间虽无纳钱之劳，反有偏颇之害。莫若以新旧二法，裁量厥中。”会陶谒告归，诏于本道定议。陶考究精密，民以为便。还朝，遂正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

苏轼策馆职，为朱光庭所论，轼亦乞补郡，争辨不已。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朋党之敝，自此起矣。”由是两置之。

陶与同列论张舜民事不合，傅尧俞、王岩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纳，迁陶左谏议，继出为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诏定为令。迁中书舍人。奏使契丹归，乞修边备。哲宗喜曰：“臣僚言边事，惟及陕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则十倍陕西矣！卿言甚善。”进给事中。

哲宗始亲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报之，惟恐不尽。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不必言而言，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上惑渊听，谓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徙河阳、潞州，例夺职，再贬库部员外郎，分司。徽宗立，复集贤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