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次奉命与罢战主和

二、直系灵魂与徐大总统

三、学潮风云与军界独秀

四、南北议和与“救国同盟”

五、撤防北归与倒皖反日

第四章 直皖战争锋芒向日

一、国际背景与革命潮流

二、“电报大战”与“调人之心”

三、兵力部署与战争始末

四、胜负背后与战争后果

第五章 善后之争“赤化”“援库”

一、严惩祸首与日本庇护

二、内阁危机与奢谈统一

三、国会之争与抢占地盘

四、直吴“赤化”与奉张“援库”

第六章 和平运动武力称霸

一、“国民大会”与社会响应

二、“援鄂战争”与扩张地盘

三、四方混战与战后格局

四、“庐山会议”与官场政潮

第七章 战胜奉张直系中央

一、吴张矛盾与国际背景

二、靳阁倒台与梁阁举措

三、打电报仗与施舆论威

四、军火竞争与筹备军费

五、军事部署与厉兵秣马

六、直胜奉败与重新组合

第八章 “法统重光”“武力统一”

一、驱徐迎黎与“法统重光”

二、“废督裁兵”与拼命扩军

三、“联省自治”与新“大一统”

第九章 开府洛阳直系分裂

一、幕府概念与风云际会

二、大练精兵与军事思想

三、直系专政与四面楚歌

四、我主外交与不卑不亢

五、曹吴失欢与罗案内幕

六、曹锟贿选与变生肘腋

七、共产国际与二七事件

第十章 吴张再战浮水南逃

一、奉张“自治”与整修军备

二、“三角联盟”与结陈灭张

三、福建问题与江浙战争

四、军事部署与战略方针

五、酣战之时与“北京政变”

六、战争结局与奉胜原因

第十一章 宦海沉浮游子南归

一、临时执政与再登仕途

二、捐弃前仇与联张讨冯

三、弃南图北与南口之役

四、顿失两湖与落难入川

第十二章 “败亦英雄”入蜀风采

一、篱下悲歌与难返军界

二、无力回天与志在抗日

三、“答记者问”与“名垂青史”

四、斥汪下贱与惨遭杀害

第十三章 思想理论道德品格

一、宇宙观念与人生哲学

二、言行准绳与道德品格

三、王道政治与救时良药

四、盖棺论定与简要结语

附录一 吴佩孚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征引书目

一、经典著作

二、中外档案、官书、政书

三、中外文集、谱传、笔记、日记、杂录

四、回忆录、资料汇编

五、中外近人论著

六、中外报章杂志

七、地方志

八、未刊资料

附录三 吴佩孚后代概况

附录四 追忆晚年的先祖父吴佩孚

附录五 忆吴佩孚身后事——纪念先祖父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一、哀荣

二、发丧

三、祭挽

四、安葬

五、墓地

附录六 关于吴佩孚评价的若干问题

后记

再版后记

郭剑林教授，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师于戴逸教授。1962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终身研究员。长期从事哲学、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军事史、中华民国史、北洋系兴衰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民初北洋十大将帅真传丛书》《民初五大总统系列丛书》《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北洋政府简史》《北洋军阀史稿》《瑰异总统袁世凯》等，同时发表研究论文45篇。

鄙人不敏，穷十四载之功而于1991年出版《吴佩孚大传》上、下册。又经十四个春秋，对拙著再次进行全面的修订、增删、推敲、润色和评价。传主有别于一般的历史名人，他是中外驰名的中国近代军事家，学识渊博，其于文学、诗词、书法、绘画、谋略学、易学、预测学、军事科学等多方面均有惊人之成就。

在今天竞争激烈的时代，较完整而准确地撰写、修订好重要历史人物之指导性、学术性的参考读物，颇有现实意义。为此，再版吴传主要努力把握三个字“新”、“信”、“博”。新，就是要创新，根据新资料，作出新评论，使之成为一部新作，站在新起点，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信，就是全书要写成信史，无论是叙事还是论人，均力争以事实为依据，依档案、通电、家谱所载第一手史料为纬，凡于史事无据或孤证之“传说”、“演义”等概所不采，力求客观真实、信而不疑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博，就是要旁征博引，力所能及地“穷尽”史料，广采博收中外档案、官书、政书及中外文集、谱传、笔记、日记、杂录；谨慎地参考回忆录、资料汇编、中外近人论著、解放前后之中外报章杂志——在此基础上进行或叙或介、有析有议，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地再现传主的真实形象。

此次重订过程中，仍按旧套，取纯学术专著写法，但也尽量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以求文史交融、相得益彰。凡引史料，均注明出处，以便专家与读者查考。

我真诚地感谢吴运乾教授等吴氏后人的诸多鼓励和热情关怀。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汤爱民和苏全有二位博士、教授及景东升博士提供的资料支持。该书再版行将付梓，是耶非耶，有待专家、读者商榷、赐教。

2005年5月于深圳寓所

吴佩孚(1874—1939)是中华民国史上北洋系政治军事集团统治时期的佼佼者。他于维新运动走向高潮时以秀才的英姿投入沙场军界，并渐由偏稗荐跻将帅，位极人臣。

1918年8月2日，吴佩孚首次从湖南衡阳前敌通电“罢战主和”、“撤防北归”，返旆北指，责师抗上，兴兵问罪，提倡全国一体罢战，反对分裂，实现和平统一，是其第一次义举和政治亮相，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从而获得全国赞誉。

1920年7月17日，倒皖取得大胜，重创日寇，收外交奇功，虎踞中州而威震中原。1924年9月18日，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如日中天，而战张失败，度过了鼎盛时代。

1927年5月16日北伐战争中一败涂地，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生命遂告终，且贫困潦倒，狼狈入川，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再衰三竭。

至1937年九一八国难起后，吴氏蛰居首都，作燕山寓公，研究孔孟、佛道之学，著述《春秋》之义。而日寇占领平津之后，他拒敌伪之诱降，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浩然的民族正气，斗敌折奸，保持晚节，结束了他叱咤风云而又艰难曲折、大起大落、颇具传奇神秘色彩的一生。

解放前至今，中外已出版数种吴佩孚传：《吴佩孚历史》，《吴佩孚》(法文、俄文、日文、中文)，《吴佩孚传》上、下册，《吴佩孚将军生平传》，《秀才军阀吴佩孚》等。其他片段的叙述或“书牍”亦有一些。上述研究成果，是笔者撰写本传的参考书，对本书大有裨益。同时，本书还吸收了近年发表和出版的论文、专著成果。

由于这一领域曾长期被视为“禁区”，造成空白点较多，以及各时期、各家著述的描绘和评论，形象性和结论大相径庭，且誉之者关、岳复生，毁之者“盗匪”不若，“秀才军阀”、“反面人物”一类的斥责充人耳目。众多专家指出“近代史需要重写”，所以很有必要对吴氏其人作一番系统、全面、准确的介绍与研究。本书力图在占有大量新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用新角度、新观点分析研究这位独特的旧式军人、爱国民族将领。

事实上，上面提到的著作，无论是叙事还是论人，均大有商榷余地。何况有些作品问世经年；有的则下限结束过早(仅写至1920年)；有的叙事十分简略；有的则系报刊、新闻摘编；有的属于轶事传奇、传记文学作品；有的则是故旧挚友的回忆录，等等。其间错漏、片面不实之词甚多，似难以进入学术信史的行列。而其资料出处和可信程度，更难寻端绪。尤其是评论观点和褒贬分寸，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能苟同。

诸如，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是“革命将军”、“民族救星”，歌颂备至；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不过是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所理想的既能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又受人民拥戴的英雄”，“能狡猾地利用时机，欺骗人民，勾结帝国主义而比较不露出显著痕迹”；第三种是搞所谓的一概骂倒，“吴佩孚是个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阀”、“卖国成性的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准汉奸”’，毁谤之词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必须将吴氏一生事功、品格、言行放在他活动的那个时代并充分地占有资料来考察，呼应并出，以存江山人物之真。吴氏既具有浓厚的中国儒将所独有的执拗个性，又具有中华民族爱国将领的广义共性；他终身奉行“四不主义”(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借外债、不蓄私财)的优良品质使其在外国侵略者猖獗的年代，以及军人割据混战的国度里赢得了普遍喝彩；而他以接续新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学术思想和言论，以膺服宋明理学为宗旨的理论与实践，力图“援西入儒”、“返本开新”而使他在民初政局纷乱中巍然突起，凭的正是他那种民族本位、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忠义之气，走的是“西学中用”的改革道路(详见十二章)。

有人评论说：在民初政坛、军界云诡雾谲、触目惊心的内幕秘闻里和北洋系群体中，一代枭雄如袁世凯，沉稳如段祺瑞，腐败如张勋，平庸如曹锟，豪迈如张作霖，粗鲁如张宗昌，均不值得敦厚史家之一提。唯像彗星般地蓦然横空而过，震荡着中国近代史久久不息的吴佩孚，值得大书特书。虽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足见写好吴传对后学启迪之受用和传主在中国近代之历史地位与价值。

我是从纵的方面要写出吴氏所处的那个转型过渡、波澜壮阔的时代，北洋系群整体活动的壮观画面，以及吴本人千里涌泻、“儒将之风”而又坎坷不凡的一生的是非功过：从横的方面也企图透过其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看到同他相关的那些背离时代潮流而纵横捭阖的北洋系将领兴衰沉浮的大体轮廓，相信会有某些可寻的历史发展规律可供人们借鉴，从而予吴氏以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以期对研究复杂而又颇具特色的历史人物有某种意义的参考价值，尤在肯定吴佩孚的民族爱国精神。

关于“军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科学定义。有的提出划分“军阀”的“三条标准”(军队、地盘、卖国)；有的提出“六条标准”(加独裁、残民、割据)。我在《北洋军阀史稿》一书“序论”中列举了“五大特点”，实际讲的是“五条标准”。然而，经过近几年研究北洋史后反复思考，论证确感“太玄”，似找不出几位完全符合“几条标准”的“军阀”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东亚系ArthuvWaldmn教授在《变幻的军阀：20世纪中国人对暴力、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解》一书中，谈的是“暴力、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也不是指某一个人是“军阀”分子。故本书为了科学严谨而一概不提“军阀”二字，以免先入为主，戴上有色眼镜或任意用先验的标准去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军阀”是一个毋庸争辩的极端的贬义词。比地主、官僚、政客严重得多。而卖国媚外，残民以逞，是其本质，似无疑义。既定为“军阀”，按以往的论著，均在“反面人物”之绝对否定行列。这种一成不变的公式、概念、教条，是非常要不得的。

我党早期理论家、革命领袖以及在“六大以前”党的文献中，确有所谓“进步的军阀”、“思想比较进步的军阀”或“未为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等提法。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发表关于“爱国军阀”的论述。就是说，以前即使提“军阀”概念，还是要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做了好事，应予以肯定。为做过种种好事的吴佩孚说说公允话，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以还其爱国民族将领的本色，是写吴传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的之一。

一部中华民国史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英雄来自人民，是时代的产儿。但统治者亦有他们的英雄人物，历史著作也要记载他们的活动。而像林则徐、清流派、洋务派、改良派以及北洋系的一些大人物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愚昧、野蛮、虚伪和顽固性的冲击与斗争，亦有其历史光辉篇章，冲击力和挑战性是多层次、多方面合力进行的。他们中的改革、开放派对发展近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和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拓、进步意义，而吴佩孚所拥有的民族精神，必须予以进步意义的肯定评价。

学术研究要多角度的探讨。不仅要纵向思维，而且要横向思维，要多层次地思考，切忌片面性和单一化、简单化、脸谱化、斗争化。

诚然，“爱国者”、“民族性”与“杀人如麻”联结在一起是很难颂扬其建树的。但历史人物也就是在矛盾中度过了自己一生的。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的思想、活动及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思潮之背景、家庭之教养、交往、利益、性格、品德、兴趣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他的表现或奉献，不可能不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性质和意义，绝不能只讲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真地反思和总结近代中国若干影响大的历史人物，客观公正科学严谨地重新编写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传记，将是大有启迪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工作。

吴佩孚以一个中高级军官的身份登上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五四风潮中，他的爱国民族精神和行动大放异彩。他认为，国民精神，全在倒皖反日；维护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要“安内攘外”，“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而执政的安福、皖系与此恰恰相反。他们“置外患于不顾，破坏法律，专事内争，残杀同胞”。这是“轻重倒置措施”，“亡国灭种”政策。在行动上，吴氏支持学、工、商各界的“三罢”爱国运动，并整顿所部军队，誓以武力作外交后盾，郑重宣言：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反对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无耻分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中日直接交涉，誓死御外侮、保主权、安国本，愿为祖国“敢效前驱”，抗日到底！

不是别人和其他政治势力，而正是吴佩孚率直系官兵扮演了安福、交通及皖系三系掘墓人的角色。直皖一战，该三系苦心经营的边防军、西北军被全歼，他们在北方的势力基本被摧垮了，头目被抄家、通缉、严惩。这一结局，在中国共产党尚未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之前，是当时任何阶级、政党难以办到的。吴氏在五四时期的言行是与五四精神相唱和并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实有收回山东主权之大功。“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营垒中吴佩孚的力量不可小觑。

九一八以后，尤其七七事变以后，北方政局大变。而上海战争爆发，国难更加深重。斯时吴氏在京，无兵无权，作燕山寓公。日本侵华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不但企图借重于吴氏昔日威望，作日寇的华北五省傀儡，使整个华北“满洲化”，而且妄图利用他招纳原北洋系余孽，以“和平运动”为旗帜，进一步游说他充当全国汉奸总头目，建立“吴七汪三”中央傀儡政权。吴以民族大义为重，再次置生死于度外，断然拒绝日特要求，死于日寇之手，充分表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本色，永远可歌可泣！

正因为如此，董必武才撰文热情洋溢地鼓励他保持晚节，给予高度肯定的评价。

应该说，吴佩孚一生都在奋力抗击“侵华亡我之心不断升级”的日本帝国主义。但史实证明他同时也绝不为英美等西方列强所利用。吴与英美的关系同样地坚持了爱国民族立场。戎马生涯为吴氏谱写了一副反对外来侵略、仇视民族败类、坚持民族正气的民族英雄将领的形象。严峻的自我实践表现，真实的个人品格修养，独特的不畏强暴的生活道路，确有诸多方面值得世人赞赏。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为中华民族稍留骨气，这一点在同类军人中显得非常有价值。

吴佩孚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以孔孟道统为主体，以程朱理学为宗旨，一生崇奉“桃园结义”之关云长和“精忠报国”之岳武穆。他以对古代英雄豪杰顶礼膜拜，而笃信中国原有传统文化、“国粹”，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民族精神，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发挥其正统的伦理观念而引出爱国的思想和行动。这位中华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从英美、苏俄到蒋介石，从中国共产党到整个社会上层、人民群众均以礼相待的特殊军人，以他在五四和抗战两个阶段的民族大义、思想深处的“夷夏之辨”作了很好的“盖棺论定”。就此两时期而言，吴佩孚有资格彪炳千古、昭垂百世。

吴佩孚的个性特点，正如金梁在其《瓜圃述异》里将吴佩孚、齐白石、赛金花列入“燕山三怪”所说：“故都人海，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而畸人异客，……仅流俗所称三数人耳。”吴氏“怪”在哪里？金梁认为：“他敢为大言，遇事饶舌。”“此人每值大挫折，辄谈笑自若，从不灰心。常言：‘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我一生无悔字。’”吴氏确实有孤芳自赏和高自标榜的弱点。其作为军人性格倔犟和不怕死的长处，是成就大事的必要条件。但他同时自负过甚，目中无人，且信口开河，又损其“名誉”而导致最终失败。

从吴佩孚的表面现象看，他是个十分自信的历史人物。然而，他的自信失去了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从而使其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包括幕友)的批评。吴的自信介于自傲与自卑之间。因此，在吴氏的言行中常常戴着自傲的假面具。而在掩饰过程中他那某些聊以自傲的资本，诸如“问卜”之类被他自己不适当地夸大了补救作用。当然，凭空说大话，也是很容易被事实戳穿的。一旦被戳穿，自卑者便陷入了更加强烈的自卑感之中。

吴氏在发迹之前，地位不足称道，长时期地处于深深自卑的生活中。他沉默寡言，保持着“孤独”的状态。这正是他防范别人侵犯和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发迹之后，他便由自卑一跃而自傲，雄辩滔滔，不可一世。其资本是秀才学历和北洋出身，“文武兼资”及“军事奇才”而无一相比。

吴佩孚发迹后仍流露出自卑与其出身寒微有关。而出身寒微又受过封建等级教育和影响，自然不可能不产生自卑心理。这也正是他千方百计地“考证”其祖系血统高贵的由来。自卑与自傲交替表现的性格，决定他归根到底不是什么“常胜将军”，而是一位“失败英雄”。然而，国学大师章太炎仍评论说：民族将领“吴公一生持躬廉政，光明正大”，其缺点是“刚愎自用，气度狭小”。故章氏赠吴一副对联作为座右铭曰：“闻过则喜，见喜则拜，若诸葛之公明，能集田庶广益哉；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以周公之才美，若骄吝不足道矣。”

吴以军事起家，镇压二七罢工，由“联赤”到“讨赤”，从武人干政到武力统一，或许是抱有“爱国、建国、富国宗旨”而进行一场场南征北战，制造了一幕幕政潮，以及数年的直系武力统治，是本书批评的重要内容和叙事论人的史实骨架。

因此，从总体上说，对吴氏的“爱国热情”和“历史地位”是分阶段的而不是笼统估价很高的。吴始终未能脱离“大北洋主义”一步，又不能与文治总统徐世昌合作；他将精华与糟粕混为一谈而排斥了新思想、新道德、新理论；他一生从政治军的指导思想求助于易理而远离了政治现实，落后于时代精神，是其爱国主义的悲剧所在。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爱国主义的伟大美德，若不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必然地在历史上不能发挥其巨大作用，并且必将减弱它所固有的民族传统光辉。

但是，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论民国历史的来龙去脉，既不能缺吴公举北洋人物之“是非功过”，亦不能缺此传，并应对他再研究、再认识。近十几年来，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创新的不断前进，发掘、整理、出版了汗牛充栋的档案资料、日记杂著、人物传记及年谱、资料汇编、各地“军阀史料”、《北洋军阀》(6卷)、《北洋军阀史料》、名人专集、近人论著、报刊杂志，等等。为撰写和研究北洋系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传记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在事实弄清楚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了解人物事件间的内在联系新的依据。对吴佩孚这一动人心魄的人物，有条件获得较为接近历史本来面貌和较为客观可靠的共识了，从而为改变以往研究中大量不实之词和以讹传讹、纯属文艺创作性演义描绘，及对他在民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较为明晰、科学、准确的评述提供了条件。

笔者既有非著不可之感，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北洋系兴衰史及中国近代军事史的过程中，搜集资料，欣然命笔，陆续写作了14个春秋，呈60余万言的吴佩孚传献给读者，以为引玉之砖，敬请指教和匡正！

1991年10月于南开园寓所